教育研究者：优化超考是“双减”的关键

改革高考制度，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是有效落实“双降”政策的两大基石。相对来说，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章可循，实践层面比较容易，而高考制度改革是一个整体，比较复杂，难度较高。但鉴于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导向作用明显，笔者认为，当前应在稳步推进的前提下，先解决一些局部问题，小切口干预改善，以促进“双降”见效。比如要适当优化高考存在的问题。

前段时间有网友评论：如果现在全国各年级考试全部统一，全部按照课程标准考，课外培训机构和补课班全部上完。你觉得补课的家长傻吗？他们都在应对越来越难的考试。很多考试内容的深度和老师的课内教学无关。超标，超纲，无限提升，是现在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

这位网友的观点，虽然有些情绪化，有些片面，但也不无道理。毋庸讳言，基于反拨效应，基础教育阶段的大部分教育教学行为都是由中考指挥棒牵着走的，中考和中考指向哪里，教育教学就走向哪里。这就是基础教育的底层逻辑，这种逻辑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不以任何人或部门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的治理措施最终都会事倍功半，甚至不了了之。所以要用系统的思维全面审视高考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然后进行调整和优化。之后就可以通过改变需求侧来推动供给侧顺势而为，从而真正推动“双降”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毫无疑问，从逻辑层面来说，整治超标教学行为，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训练负担的重要一点。但是，目前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在具体的治理路径选择上还有待完善。校外双管齐下，供给侧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格约束，从而给超纲超前教学系上缰绳、套上笼头，肯定会有一定效果，但总体来说，这还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笔者认为，当前，减轻学生负担，解决超课教学问题至关重要。对中考、高考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超纲考试问题进行优化，然后通过优化和改进超纲考试来扭转超纲教学行为，可能会更有效。

目前中考和高考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内置型，如英语、语文科目，将超大纲内容内置到中考试卷中；一种是外在的，比如高考数学物理。超纲内容主要是五大奥运外部。但在一些招聘政策中，往往对奥赛成绩有一定要求。这些超考的现实存在，对中小学的教与学影响很大，不可小觑。

比如英语。按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初三必修课的词汇量要求是2000-2100字，选修必修课是3000-3200字，选修课是4000-4200字。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市对高考英语词汇的总体要求主要参照选修必修课的标准。但问题是，高考试卷中往往存在少量的超词汇量单词，一般占1%左右，部分省市独立的比例略高

学习英语的压力，除了超级词汇量，还有试卷来源的开放性。据媒体报道，上海2019年春季英语科目考试中，听力题来自美剧《生活大爆炸》，填空题来自2018年《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完形填空来自2017年英国《卫报》的新闻报道，阅读理解来自《金融时报》，摘要写作来自美国环保局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据《现代教育报》报道，2020年北京高考使用的材料全部来自外刊。

笔者认为，目前管理超考的重点是内置超考，其中最重要的是英语。这些年来，从一线城市到四五线的小县城，几乎一半的超限学科教育培训机构都是英语培训。当然，那些参加英语培训的学生，有一部分是为将来出国留学做准备的，但大部分还是为了应付中考、高考或者初中入学考试的隐性筛选。因此，对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进行管理，以减轻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管理措施其实很简单，就是四六级考试严格限定在国家课程标准范围内，题源可以开放，词汇量绝不超出大纲。当然，最好保持标题的开放性和限定性，避免过于粗糙的类型文本。至于语言超越的问题，可以允许，但一定要有方向性。比如明确超越范围是唐诗宋词。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奥运会作为选拔理工科拔尖人才的有效机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在迫切需要科技强国的历史背景下。这个高考政策尤为重要。更何况高中参加过五届奥赛的同学基本都集中在学习成绩相对较高的尖子生中。据笔者了解，即使在一些整体教学水平较高的县，参加过奥赛的学生比例也只有20%左右，其带来的学习压力并不会影响到所有学生。

综上所述，必须对超考进行治理，以促进“双减”的有效实施，真正实现减轻学生负担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处理一切事情时，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方案也是可行的。因此，超纲考试的具体治理，必须根据不同学科、不同类型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卢建国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