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将军,蒋介石为海军通过台湾海峡送行

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将军,蒋介石为海军通过台湾海峡送行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1959年9月的那一天给我的印象最深。

中午和往常一样,我去了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一个熟悉的阿姨拉着我,小声说,唐珂,你怎么还在这里?你父亲被捕了。

啊,坏人被抓了。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

我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满8岁。

父亲告诉我,解放前夕我们一家逃到了湖南郴州。

到郴州不久,钱花完了,住不下酒店。当时我妈快生二哥了,我得想办法先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我大哥,搀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陈江边走边观察,寻找住的地方。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找到了一间草堂。这里很好。喝水和水不花钱。我父亲推开小屋,发现一个老人独自住在里面。

没办法了,爸爸只好帮妈妈,说一家人已经逃到这里了,想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因为他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好心的老人看了看母亲,马上说好,马上起身,卷起铺盖走了。父亲非常感激,给了他两片阳光。没想到,我老头子拒绝了。

老人去附近的山上盖了个茅草屋,一个人住。这是我父母在郴州的第一个恩人。

二十年后,爷爷去世,父亲亲自操办了他的葬礼。

苏仙桥的老照片

我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有残疾的母亲住得舒服,他买了稻草把茅草屋隔成三间,改造成尖顶形的茅草屋,四周绑上草坯。

因为草房靠近河边,父亲把六根木桩伸到河里,木桩放在架子上扎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变成了露天阳台,水可以直接从舞台上喝。

草堂的风格很好看,可惜只是花架,看了也没用。草做的墙不牢靠,一旦刮风下雨,雨水就会全部进入屋内。

最难过的是冬天,郴州也下雪,北风呼啸,一家人挤成一团互相取暖。

虽然生活艰辛,但父母还是觉得一家人能在一起很幸运。

那时候父亲要守在母亲身边,等待分娩。他走不远,只能在家里想办法。

依山傍水,父亲早上捕鱼,在街上卖。下午,他帮附近的农民挖些小菜和食物,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很快,二哥就在草棚里出生了。为了纪念他,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石。

哥哥出生后的第11天,也就是1949年10月7日,郴州北湖区解放了。父亲赶紧来到新成立的陈县人民政府登记。

父亲说他叫石成,江苏镇江人。他家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了,逃到了郴州。

接待干部很同情他们的父母,不仅让他们下车,还答应给他们分配公租房做等候名额。

江边的茅草屋虽然艰苦,但在一些世外桃源里却是安静的。一旦活下来,就是第二春。

草堂边种地的老人,没把父母当普通人看。经过走访,他得知这对逃亡的夫妇是识字的。老农让我爸妈教他孩子怎么学,愿意出学费。

父亲很诚恳,说只要孩子愿意学,随时欢迎孩子来家里玩。我们可以教他,但是学费全免。你可以教我怎么种田,怎么种红薯。

原来父亲从小在河边长大,只打鱼,不种地。对方一听,非常高兴。他不仅答应教父亲自己种红薯,还答应给他父亲一块地。

到了秋天,父亲种的红薯恢复了600多斤,是半年多的主食。

当我父亲正在考虑如何加固茅草屋以度过下一个冬天时,政府分配的公共租赁房凸轮

当时街上有三家澡堂,浴巾的量很大,父亲就找人从广州借钱来买卖。积累了一些钱后,他创办了一家浴巾厂。

父亲在厂里的浴巾很便宜,不仅浴室里有,个人甚至远来的人也有,一家人的生活也稳定了下来。

76\\\”>这时期,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因为上面两个都是哥哥,弟弟妹妹又小,我也成了最受宠的那个,每次父亲外出吃早餐,都只带我一个人去。

大家都说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我的母亲很爱美,和街上其他的阿姨不一样,她的头发总是弄得很漂亮,父亲也又高又帅,也和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

我说不清为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父母不一般。

到了1956年,国家出台了公私合营的政策,父亲所办的浴巾厂划归了郴州商场百货公司,父亲从私人老板变成了百货公司会计。

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很多人都想进这样的单位。

父亲因为有文化,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又强,在干部职工中,威信很高,管着好几个店的会计,父亲在当地的工商联界很活跃。

到了1959年,公司选领导班子,上级决定要我父亲担任一把手。

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

一把手的位置一直有人盯着,那是公司的二把手王大才。他之前找过父亲,说有一条发财路,想找父亲配合。

父亲不明白他的发财路是干什么。只见对方压低声音,悄悄说出了发财的计划。

原来王大才要做假账,将每天进货的衣服,每月报损两件,然后将这两件衣服由他去卖,可卖60元,每人可分30元。

父亲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绝对不会参与。

王大才很不高兴,俩人就此结下梁子。得知公司要提拔父亲,王大才向上级反应,说我父亲是个难民,而真实身份并不清楚,应该先调查他的身份,再做考虑。

上级同意后,王大才带着一名干事,亲赴父亲老家江苏镇江调查。回来后,上级认为王大才阶级觉悟高,当即被任命为公司一把手。

而王大才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对父亲来说,却是致命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在上班时,被现场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随即被押往洞庭湖劳动农场劳改。

在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抓捕父亲的布告就粘贴在百货公司显眼的位置。

8岁的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名字,但还弄不清国民党是什么。

我一边想父亲可能做过坏事,不然怎么会被抓去劳改?

但又一想,父亲太好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可能真像母亲说的,父亲是被冤枉的。

心里无数困惑,却不知道找谁询问。

父亲被捕时,母亲还怀着身孕,几个月就要分娩。

母亲没哭没闹,说父亲是被同事冤枉的,父亲是好人。

母亲又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不在家,但一家人要团结,姐姐要关心爱护妹妹,哥哥要关心弟弟,吃饭一定要让弟妹先盛。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的大哥不能继续读书,去上山砍柴卖柴火,有时一天可挣一元钱。这钱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转身就掉泪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偶尔能捡到几个辣椒和一个萝卜,我就非常高兴,离家老远对母亲欢呼,今天有菜吃了。

实在没有菜时,母亲就将盐放在饭里,一家人吃盐拌饭。

这些苦,都不算,最委屈的是被别人骂反革命的子女。一次我火了,回骂了一句,“我不是反革命!”

俩同学就过来扯我的头发打,我哭着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安慰我说,别人骂是别人的事,但你要记住,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我也不知道反革命意味着啥,但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要我记住父亲是好人。当别人又骂我时,我都忍住了。

父亲监狱里所有的情况,全靠母亲写信得知,当时劳改农场还不准家属探视。

这些信都是要层层审查,也只能关心关心父亲的身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让父亲安心改造。

记得母亲写信大都在深夜,在我们子女睡熟后,她一人挑灯熬夜。有年冬天,天出奇地冷,深夜母亲又趴在桌上写信。

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停地用手帕揩眼泪,边揩泪边写,一会又趴在桌上抽泣,声音很低很小。

那时我只有10岁,不知母亲哭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母亲,只能忍着。

一会儿母亲离开桌子,走到一腌咸菜的罐子旁,打开盖子,拿出一样东西,不停地看。

看完了,又放了进去,然后母亲就不哭了。

我感到很奇怪,腌菜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趁家里没人,我悄悄打开腌菜罐子,伸手进去摸着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纸,里面是塑料纸,再打开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好不威风。

母亲藏在腌菜坛的结婚照

我想一定是母亲想父亲了,看了照片就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我原封不动,又将照片放了进去。

这事至今我也没有对家人讲过。

我虽然不知道团长是个什么官,看父亲的照片,直觉父亲之前应该很有钱,也更加好奇父母是怎么相识的了。

但那时候不敢问,全家人都活在极度压抑之中。

1967年7月8日,我正在上学,二哥突然来学校叫我快回去。

平常爱说爱笑的二哥,此刻低头不语,脸色悲伤。问什么也不说,领着我一路沉默赶到医院,我以为谁病了,可二哥直接将我带到了停尸房。

看到大哥的遗体,我头嗡一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大哥痛哭。

大哥出了车祸。

平常大哥对我最好,他在砖厂当临时工,每月发工资时,总要悄悄给我5毛钱买学习用品。后来去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给他做了一条西装裤,他看我喜欢,也给了我。

大哥这一走,家里仿佛天塌了下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我哭了半天后,一看周围有二哥,大姐和二姐,却没有看见母亲。

我问母亲呢,二哥说母亲已经晕倒,躺在家里休息。

我匆匆赶到家里,只见母亲坐在桌上写什么,一边用手帕揩眼泪。

见我回来,母亲赶紧擦干了眼泪,说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大哥去世的消息,想让他回来一趟,全家人都想他。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相信劳改队会批假的,母亲让我赶快将信寄了出去。

可一周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回来,母亲忍不住跑到邮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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