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章开沅先生，纪念章开沅

刘家峰

2021年5月28日上午，张开元老师在武汉养老院的公寓里安详离世，距离她7月8日95岁生日只有40天。按照传统说法，张老师的一生可以称得上是“寿高”、“寿长”。在我老家的习俗里，这是葬礼，晚辈不能哭。但是当我从微信群里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那天上午我在办公室修改课件，下午准备给外国语学院提前录取的新生讲讲山东大学的历史。因为提到了与山大创办关系密切的教会大学，所以在课件中引用了张老师对教会大学的评价，还展示了他的照片和书影。没想到，这节课成了我悼念张老师的方式。下午两个小时的课，我恍惚了。说到张老师，我差点哽咽，控制不住自己。同学有点惊讶，我只好实话实说。照片中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今天去世了。

尽管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对张军产生直接影响，但据我在华师大的同事说，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步行去办公室了。11月中旬，由中国师范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举办的“近代西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国际研讨会。本来是线下举办的，我觉得回武汉看老师就可以了。然而，随着会议再次临近爆发，外国学者改为在线参与。张老师到研究所会议室参加开学典礼，做了半个小时的主旨演讲，强调“如果不研究在华传教士，中国近现代史就少了一半”。张老师的思路和语言还是那么清晰连贯。不巧的是，会后不久，张老师在家摔了一跤，从此身体急剧下滑。后来，张先生和黄太太搬进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泰康家园，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由于楚园疫情防控严密，直到2021年4月6日，我才有机会和弟弟张小玉一起回武汉看望老师。

那天下午，我们在公寓楼下大厅遇到了张老师和珍妮。张老师坐在轮椅上，气色很好，愿意说话。我拿了《手泽珍藏——章维藩函札手稿汇编》，求张老师指点。交谈中，小雨问了张老师一封信的事。张老师说：“我不是早就给你了吗？”小雨想起来了，确实是张老师给他的。可见张老师此时记性很好。但没想到，仅仅过了52天，张老师突然又回到了道山。

2021年4月6日，笔者到武汉泰康家园看望张老师。

5月30日是我们告别张老师的日子。武昌殡仪馆最大的告别厅里摆满了老师朋友和社会各界送来的花圈，整个大厅都是前来告别的人。很多多年不见的老师朋友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甚至连夜驱车近千公里为张老师送行。这一幕令人动容。张老师生前以治学闻名，背后是无比的骄傲。

10月20日，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举行张先生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我们最后和张先生告别了。老师生前强调“参与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帮助石门峰公园的规划设计，提升辛亥革命与武汉抗战历史纪念的内涵。公园也不忘老师的恩情，特意打造了一片宽敞的绿草地，让老师的灵魂回归自然。张老师喜欢草，常常自谦是“一株杂草”。老师说，小草虽然“小而平凡”，但是“刚毅，充满生命意志。它以亿万群集体苏醒，满山发芽新绿，给大地增添一个又一个春色”。这是老师一生进取精神的写照。张老师一生为历史学科，为研究所、研究中心，为中国教师，为国家，呕心沥血。就在这美丽的草地上安心休息吧。

在

张去世后，老师、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写了很多真挚怀旧的文章，读来感人至深，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关于老师的故事。我发现和张老师有过交往的人，哪怕只有几次，心里都有说不尽的张老师！弟子张对他的老师有无尽的恩慈。这不禁让人感叹。不知道这辈子张老师教过多少人，关心过多少人，帮助过多少人。张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轨迹！用“化雨润物细无声”来概括张老师的一生，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1997年7月，张梦先生和马敏先生没有放弃，我有幸贴上了门墙；直到2014年7月，我离开华师大，去了山东大学，跟张老师学习工作了17年，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大学老师。即使在我离开师范大学后，张老师仍不时给我指导和鼓励。我天生笨，但是后天不够努力。比起其他掌门的优秀弟子，我怕是要侮辱我师父了。但我想，没有张老师长期的教导，言传身教，不断的鼓励和帮助，我是不可能成长为现在的自己的。我会永远记住这一点。

从张老师去世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每次想起老师的恩情，就有点情绪化，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越是庄严，越是不敢轻易下笔。我想从记忆中挑选几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说一下。也许张先生已经忘记了他们，因为他对弟子做了太多的事。就从我开始吧。

第一次听到张老师的名字，还是在山大大二的中国通史班。老师在讲辛亥革命的时候，提到了张老师和林增平老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我当时是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对张老师的研究不是很了解。1994年秋，我被山大录取，主修中国近代史。在李德政、李修等老师的指导下，我对张先生及其弟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受他们的影响，我对商会历史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我的毕业论文想研究济南商埠商会。济南于1905年建立了总商会，并于1911年建立了另一个商业商会。为什么要单独成立这个商会？这两个商会是什么关系？当时没有人研究过它。李老师同意以此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在我收集了一些基本材料后，我给朱颖和马敏写信，谈了我的研究想法，并向他们征求意见。两位老师很快给我回信，注册了他们新出版的代表作，这让我很受鼓舞。但当我想去济南档案馆查阅商埠商会档案时，我应该

馆正对这历史档案进行缩微处理，不对外开放了，这一研究就此停宕。那时还在山大任教的陶飞亚老师告诉我，可以利用省档案馆的齐鲁大学档案做研究。我本科毕业后曾在该馆工作两年，环境还算熟悉。为能按时毕业，我赶紧去查阅齐大档案，并最终以“齐鲁大学经费研究”为题做了毕业论文。因材料比较丰富，写作也很顺利。

但我准备考博时还是想做商会史研究，那最好是去华师读。章老师地位太高，高山仰止，我不敢报考。我就写信给马敏老师表达意向，没想到马老师很快回信表示欢迎，但建议我联系章老师做导师。马老师还告诉我，华师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将来不一定非要做商会史研究，也可以做教会大学史，并希望我尽快去武汉面谈。

1996年12月17日，我从济南坐火车去武汉。那时还是很慢的绿皮火车，要颠簸一整夜，座位票也很难买到，半夜到郑州后才有空座。到武昌正好是早晨上班时间，我进学校后就直奔历史研究所，在走廊正好遇见朱英老师，因为我在书上见过朱老师照片，一眼就认了出来。朱老师把我领到章老师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内心颇有些胆怯，自我介绍都磕磕巴巴。章老师见我有点窘迫，就说马老师跟他讲了我的情况，让我坐下慢慢说。我就把刚完成的硕士论文初稿，一篇关于周馥与山东近代化的会议论文，以及将在《文史哲》发表的一篇译文呈给章老师，这是我当时全部的所谓“研究成果”。

章老师翻阅了我的毕业论文，说看上去还可以，能用本地档案材料很好，但齐鲁大学还有很多档案是在耶鲁，你还没机会看。随后章老师告诉我，美国鲁斯基金会出资把耶鲁所保存的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档案做成了缩微胶卷，只有三套，耶鲁保留一套，一套给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套就在华师，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套。章老师又谈到了成立不久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介绍了中心成员和正在出版的丛书，并送给我最新的一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最后，章老师给我讲了三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硕士阶段对教会大学史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可以继续做下去，欢迎来报考我的博士；如果你明年考不上，也可以先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不管是读博还是在中心工作，你都要学好英语。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怔了十几秒，然后才回过神来，答应章老师一定努力。章老师与我谈话的时间大概也就半小时，但从此决定了我今后的路。马老师当时担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公务繁忙，直到晚上我才去马老师家见面。马老师还请王奇生老师过来，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马老师说，我们就按章老师的意见办，让我好好准备明年春天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至此，我才明白，马老师让我来见面，相当于提前面试了。

转过年来，我和女友考博都成功过线。过了一段时间，马老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