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被异化辍学的「读经少年」后来怎么样了？

读经少年的回归

本报记者蒋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王财贵在mainland China建立了一套名为“诚实、广泛读经”的“理论体系”，主张通过脱产读经来培养圣贤。当时国学热潮渐起，“读经运动”甚嚣尘上。

今年6月，无锡国学学院的学生在东林书院举办了一场公益讲座和一场表演剧《屈原》。本报记者蒋芳摄

十多年前，“读经运动”达到高潮。国内涌现出近百家读经学校，大量青少年跳出传统教育体系，前往读经学校学习。然而，读圣经到底是培养人才还是毒害孩子？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争论不休。

十多年过去了，第一批被贴上“读经少年”标签的孩子已经成年。他们怎么样了？103010记者近日找到他们，试图用他们的成长来定义是非，引发思考。

走出教室的“码农”女孩

“我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大部分都被要求服从和服从。当我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发现很多都是在灌心灵鸡汤。”

“我有躁郁症、强迫症等一些精神问题，但都是家里造成的，不能把锅扔在查经班上。”

遇到宋金阁，你不会觉得这个表情流畅的美少女有什么问题。出人意料的是，简单的问候后，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病情，没有隐瞒，也没有尴尬。

2008年，松金阁小学六年级，母亲瞒着父亲，偷偷把她送到了当地一所私立学校。一天早上，她拿起书包，藏好行李，说要去学校。她在新年前从未回家。热爱传统文化的母亲认为宋金阁成绩差是因为他品行不端，不听话。普通学校教的东西都不对，急需正确知识和观点的灌输。

很长一段时间，宋金阁都觉得妈妈是对的。直到成年后，她才发现自己所谓的“不听话”其实是强迫症，有严重的阅读障碍。

12岁的女孩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自然会去寻找同类。宋金阁发现，她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家境优越的，只有少数像她一样被送去管教。最小的是一个被和尚收养的孤儿，只有5岁。

在这所私塾里，每个学生都是按照学习计划自主背诵学习，提倡“从内求”。在他不问问题，不懂经典的情况下，用体罚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背到晚上12点，被铁尺打了50多下。我不是不满意，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读书计划负责，就像你上班迟到要扣工资一样。”

在这样的氛围下，诵读困难的宋金阁已经背完了《新华每日电讯》 《大学》 《中庸》，《论语》也背了一半。

民办学校往往涉嫌违规办学。所以学经典的孩子到处读书是必然的，去很多城市旅游是常事。离开第一私塾后，宋金阁在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了江西、河南等地。江西的书院在赣州，师从业内著名书法家吴鸿清。虽然学书法，但是方式和之前的查经班差不多。不教技巧和思路，不讲解内容。它只需要不断地描红，在描红的过程中，你自己就能充分地理解和体悟道。

“我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大部分都被要求服从和服从。当我真正走上社会的时候，发现很多都不现实，我是在给灵魂灌鸡汤。”长大后的宋金阁认为，自己那些年学的东西，充其量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些甚至是民俗和迷信。真正的国学应该涉及哲学领域，离不开思辨和讨论。是一个需要用科学精神去学习的专业。

采访过程中，宋金阁两次拿出哮喘喷雾剂，遗憾地对《孟子》记者说：“不好意思，是山姆

如今，宋金阁以一个普通“码农”的身份生活在上海。“很多人问我，你考文学专业不是喜欢玩吗？你为什么不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其实我性格比较直爽，追求事物的逻辑，编程让我很开心。可惜我数学和英语都没有基础，发展前景也不好。”让她觉得有点讽刺的是，虽然她不是很喜欢查经班，但是回过头来看，好像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很努力、记忆力特别好这些优点都是查经班的副产品。

“对于我这种从查经班出来却又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前面没有路，过去又被社会和舆论否定，内心的韧性考验最大。”宋金阁说，也许以后我还是一个“植物人”，但我真的尽力活下去了。

一个从李文学院辍学的少年。

“我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我仍然必须专注于我自己的理想，做我一生中想做的事情”

文学院，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朱莉乡，是读经圈向往的最高学府，基本招生条件为背诵30万字中西文化经典(简称“宝本”)。

徐子升，台湾人，9岁学经，7年“守书”，16岁入李文书院，18岁辍学。

几个月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加入了一个投诉查经班的微信群。群里的家长遍布澳洲、法国等地，都在谴责查经班给孩子造成了身心伤害。徐子升的父亲也在其中。他早年从台湾省发展到杭州。他是一位艺术家，也参与了李文学院的早期建立。

因为无法适应内地的教育模式，徐子升9岁时休学到杭州一所小学，在家和妹妹一起“守书”。有时候，他会跟着父亲去一个熟悉的堂主那里待一周，看看别人是怎么学的。“坦白说，我那时候真的很年轻，没有很强的思辨能力去思考自己现在想要什么，未来想要什么。当我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的时候，我就开始浑浑噩噩地读经文，而且有一次只读经文，不学别的。”

自学的结果是，徐子升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包书》。他的同学同时进入李文美院平均需要三四年，而他只用了两年。正因如此，他被后来的学习强度和压力压垮了。“每天四点起床，从早到晚，睡眠质量很差，不想落后。

课，后来得了严重的干眼症。”徐子生说。

除了生理上吃的苦，学习上的困惑也不少。大多数读经班都宣扬“先求熟读，不急求懂”，也就是要求孩子们先“包本”三十万字，待进入文礼书院统一解经。但真正进入文礼书院后，徐子生期待中的解经、讨论、辩论和质疑都没有过。

他举例说，说到哲学，王财贵本人极其推崇哲学家牟宗三，鼓励学生们都要读牟宗三的书，并且说只要读他的书就够了；说到跑步，他会说这是很低端的，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打太极；如果说音乐，则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弹古琴，吉他什么的其他乐器都很低端……几乎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都是一边倒地灌输。

作为“老实大量读经”体系的早期追随者，了解得越多，徐子生跟父亲的质疑越多。沟通无果之后，他决定从文礼书院退学。

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一度以为要瞎了的徐子生恢复了健康。回想起自己读经的这段经历，觉得生理的问题或许是个体的，但读经班存在的问题是共性的。“读经本身就好比说要读书要学习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永远都不错。但大家普遍认为，现有的读经方式，尤其是‘老实大量读经’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跟学术研究规律也是相悖的。”

今年9月份，徐子生即将去加拿大上大学。从小对艺术和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他申请到一家很不错的艺术学院，学习视觉艺术专业。他说：“我今年20岁了，长大了，经历了这些，读了很多书，人生还是要以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仍在彷徨中努力的他们

“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辗转找到惟生的时候，正好是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这位曾经的读经少年，后来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去大凉山地区支教了一段时间，今年报考上海一所985大学，却因为考研英语少了一分，不得不申请西部另一所985大学调剂。初步通过之后，他带着希望赶到当地办理手续，却被告知不符合调剂原则，失望而归。

记者查阅该校的研究生招生简章，里面明确规定，被调剂考生的学历获得形式须为“普通全日制”，也就意味着自考本科学历不在其认可范畴内。

在这些孩子重返体制内的升学道路上，类似的坎坷很多，神化、异化、妖魔化同时存在。惟生曾因揭露“老实大量读经”的问题而被媒体多次报道，但喧嚣过后，他发现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似乎从来没有被很好地传递出来。与此同时，他在回归自考的过程中，她又被一位激进的文化大师当面呵斥，以考研为目标是背叛私塾界的行为。

“我否定的是野蛮读经的方式，否认的是部分采取这种方式的学堂，而不是诵读经典本身。自考、考研诚然是个很俗的事情，却赋予了我选择的权利。我既不想成为错误读经方法的牺牲品，也不想被利用为反经典的错误思想的工具。”惟生说，随着时间流逝，所有这些“别人的看法”都会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有我自己奋斗出来的成果。

另一位女孩陈曦，20岁出头经历了7次转学，辗转四五个城市，但她至今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传统文化坚定的热爱与拥护者。她正在积极准备自考，有时候在同济大学旁听，有时候去老师家里上课。不过，在与记者长谈后，最终她建议删除自己的故事，理由是在最近一次的媒体报道中把她的经历写得“过于骇人”。

“作为曾经的读经少年，我有第一人称的视角，也有义务说实话，但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异化已经够多了。除去那些令人同情的经历，给选择常规道路的人带来一些优越感，让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阅读的推广变得更难，人们真正又能关注到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个人的伤痛，还是不要上升到读经的问题上了。”陈曦说。

19岁的姚渡更加乐观一些，他2012年离开学校，6年多来背过经、习过武、练过字，坚定过也放弃过，如今在无锡一所国学专修学校继续学习。这里的课程不仅有传统文化，还有数学、英语。英语老师是同济大学的英语硕士，同时也在通读五经，练习书法。

姚渡说，他看见了读经班的问题，但并不否定学习经典的收获。“古人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不是万能的，《诗经》可以，但到了《尚书》光靠文本根本读不懂，也就很难背下来，可是注疏和讲解在一些野蛮读经的学堂是被禁止的。即便如此，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再回头看，包本背诵也不能全盘否定，无论方法多么野蛮，好处是你确实用短时间背诵下了大量经典，坏处是你没有任何在生活中实践、落实的渠道。只学习传统，不结合当下，不考虑未来，肯定不行。”

读经少年的未来往何处去？姚渡说他不知道，眼前的出路想过要自考，也想过当读经老师，还想过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有了方向，我会全力以赴。”

读经少年何去何从？

否定传统文化教育的浅薄和野蛮读经的狂热之间有相通之处，都有功利思想作祟。喧嚣过后，探索更加契合古典教育精神的教育才是目标

历史上，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和私塾、学堂、书院等作为中华文脉赓续的物质载体一直受到推崇。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人们对重续传统经典教育的呼声也强烈起来。

但是，观念上的重视和转变并没有让现实中的困难变少。比如，传统文化教育到底教孩子什么课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化糟粕是什么，如何规避？如何接轨和融入现代科学教育体系？升学的途径是什么？现代私塾的行业标准、资质界定、审查机制和监管机制又是什么？诸多问题一直都没有权威定义。

因此，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形式的读经班热闹了一阵之后，在世人眼中呈现出了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其一，不追求世间的分数、升学率、名校效应，通过东西方经典的诵读，培养饱读诗书、温柔敦厚的少年君子，奠定成为一代文化大才的基础。其二，放弃义务教育、老实大量读经，身心俱疲，试图走上一条圣贤路前途未卜，重归体制教育困难重重之路。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认为，一边是声势浩大、感人肺腑的“读经宣言”和“经典万能论”，一边是蓄意攻击或曲解学习传统文化的论调，这两种声音在同一个舆论场中互相攻击，公众很难得知读经实际情况。“我从学习经典中获益良多。也因此，我关心读经少年的困境，常常都在思考‘读经少年何去何从’的问题。”

为什么读经？“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读经孩子背得很溜却不解其意。柯小刚说，他们离开体制多年，高考刷题跟不上，自主招生的独木桥比高考还窄，而且需要高中毕业推荐，读经学生哪有啊？如果要回归体制内教育，只有自考和考研了，如果不回归，不妨学习一门技艺，譬如书法，或许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但无论走哪条路，当务之急是要搞明白，背了多年的几十万字经典，曾经老师只许你背，不给你讲也没能力讲解的那些经典文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曾经给你灌输的经典万能论，不一定是骗你的；但也可能是骗你的，骗还是不骗，取决于你自己。

“否定传统文化教育的浅薄和野蛮读经的狂热之间有相通之处，都有功利思想作祟。喧嚣过后，探索更加契合古典教育精神的教育才是目标。”柯小刚认为。

读经班有一种倾向，你越打击它越藏得深，禁而不绝。不如主管部门开出口，给空间，定标准，再做好监管。

仁泽是江苏无锡人，小学四年级辍学后进入私塾和书院学习。在过去的三年半里，他转了七八次学，最近因为“严打”，他所在的昆山正谦学堂从苏州昆山，搬到常州溧阳，又搬到了河南南阳，导致他一度失学。

“好多同学就跟着堂主去河南‘打游击’了，爷爷奶奶不让我离开江苏，希望我回去上正规学校。我也想，可落下这么多课早就跟不上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合适的书院，又因为当时我的年龄还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接受我报名，一直拖到满15周岁才收下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随着教育部明确要求严厉查处代替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一批私塾四处搬家，在部分监管较严的地区，像仁泽这样年龄尴尬的孩子面临失学风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金阁、陈曦、惟生、姚渡、仁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