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的压力，婚恋的焦虑，留守的孩子……东莞打工者的命运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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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厂里做心理咨询的13年里，郭小妹见过各种前来求助的工友。性别关系、出身家庭、留守儿童、谋生压力，都会是工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而这些社会问题，远不是她一次次的心理咨询能解决的。

记者|黄子韬

摄影|张磊

工厂心理咨询

48岁的郭晓梅是一名常驻心理咨询师。每天早上，郭晓梅都会从东莞市区开车到工厂，待上七八个小时，给工人上心理课，然后在咨询室等工人预约，直到晚上9点。她的头发微卷，戴着眼镜，喜欢穿裙子和高跟鞋，穿上统一的工作服显得很特别。

郭小妹的工厂是东莞某镇的大型外资工厂。生产销售遍布全球，工人超过16000人，年纳税额超过1亿元。用工厂工人的话说，“来这个镇的领导都会参观我们的工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工厂聘请郭晓梅为驻厂心理咨询师。当时负责人公开表示，是出于担心长时间的机械流水线作业会让工人心情不好。

这些年来，郭晓梅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工友来心理咨询。工厂初期要求所有新员工都要上一堂心理辅导课，郭小妹的课时也从一周三节逐渐增加到一天一节。来郭小妹班上的工人，从不到10个到七八十个都有，大多是年轻人。人少的时候，郭小妹会尽可能和工人互动。

工人们正在听郭晓梅的心理学课，这是工作的必要步骤。

“如果你有什么心理问题，请来咨询室找我。”在4月初的一次课上，郭小妹做了自我介绍。台下30多位听众刚刚入座。当他们听到这些，人群发出轻微的笑声。“你有这些症状吗？失眠、疲劳、绝望等。只要持续两周，那就来找我。”郭晓梅继续说话。以前也有人玩手机，听到这话，抬起头茫然的看着她。

面对她抛出的问题，2018年5月，一名25岁的男性工人在一堂课上哭了。经询问，该男工称自己已经工作多年，家里孩子都是妻子带的。在一次事故中，他5岁的儿子溺水身亡，他的妻子和岳母一夜之间都跑了，失踪了。男工人伤心欲绝，产生了应激反应。事发5个月了，他还是惊恐失眠，经常睡着就醒。他当众哭着说：“我不怪他们，但他们还是回不来了。”

“很多人都是独自在外打工，脱离了原来的社会体系，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郭晓梅说。13年来，她见过各种来找她搭讪的工人，比如不断拽头发的，汗流浃背的，一直在擦的，难受到躺着也只能勉强诉说的，总共有一万多人。在东莞这个异乡，婚恋问题、家庭关系、留守儿童都会是打工者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厂内心理咨询，业内俗称EAP，是指企业针对员工推出的长期心理支持项目。90年代进入中国，21世纪后开始登陆珠三角。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农民工。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贡献低成本劳动力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心理隐忧，甚至阴影。

在东莞，厂内辅导是一种奢侈。目前东莞40多万家工商注册企业和600万流动人口中，厂里的辅导员不到10个。厂里这几个顾问，几乎都是在外资或者港台资企业，很多都属于企业的人事部门。

在大型企业中，EAP顾问通常服务于两种人群：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人。工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存在心理问题

“工人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婚姻和家庭问题，因为如果是工作问题，他们就会离开自己。”郭晓梅说，工人喜欢说“白话”，听不懂心理学。平时有实际问题就求助，结婚生子，挣钱盖房子。这些现实是工人们最大的担忧。

“两性之间的战争”

郭小妹工厂的产品工艺有一定精度，男女比例17。不过，4月初的这个心理学班，男女各占一半，最近又招了更多的男工。\”许多男性工作者实际上是在寻找伴侣.\”郭晓梅说，在劳动者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中，首先是性别关系。

在课堂上，男性工作者对婚姻和爱情有明显的焦虑。湖南一25岁男工人上课玩手机。他的手机屏保是个长腿美女，微信聊天的背景也是个袒胸模特。他时不时点开交友软件，滑动附近女网友的图片来点赞。他说家里很着急，他想出来赚彩礼钱。当地彩礼一般10.2万，“村里姑娘少”。另一名男职工说，很多人会出去找“小姐”，“微信无处不在”。

有男工会进咨询室，求郭小妹帮忙找女朋友。有男工曾坦言，自己以前卖手机，月入过万，只去工厂上班找女朋友。三个月的失败后，一些男性工人想辞职。但是女朋友不好找。——厂的大部分女工都已经结婚或有了男朋友。“‘90后’的女孩看起来都像女人，她们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而‘90后’的男孩已经成为父亲，这真的很令人惊讶。”郭晓梅说。

在东莞这个有几万名员工的工厂，每天都有人流进进出出。

2006年，郭晓梅在一家台资工厂开始了她的心理咨询师生涯。当时东莞是如火如荼的“世界工厂”，年轻女工很多。郭小妹一进厂就遇到很多早婚早育的年轻人。更严重的是，未婚先孕的女工，在其刚进入城市的懵懂中，缺乏恋爱婚姻和性知识，使得一些女孩容易发生性关系。不时有女工来给我们讲述自己婚前怀孕，但男友出轨的苦情三角恋，也有女工来了几次后才逐渐透露自己被性侵的痛苦。

“我希望他们都死掉，不受控制地思考。”曾经有个女工进门就冲着郭小妹哭，说看到一个路人和

会忍不住地咒对方死，内心却极其憎恨这样。原来，女工年幼被熟人性侵，爷爷知道后，就常骂她是丧门星，称她26岁那年会把家人克死，直到自己去世前还耿耿于怀，叫她去死。出来打工后，女工看到车辆就觉得要出车祸，在食堂打饭脑子里充满“你去死”的声音。她走进咨询室那一年，正是26岁。

每遇到一个案例，郭小美都会认真做咨询笔记，案例集里记满了以女工为主的工人群体在异乡的痛苦与无奈，最小的仅有14岁。为此，她在常规咨询外，又加入了应激创伤治疗，还试着做了两次性教育讲座。有女工私下对她说，如果能早点听到这些，很多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与女性的伤痕相对应的，是男工的焦虑。工人们上完课后，需统一等待签合同。郭小美会利用此时，把感兴趣的工人拉入她组建的微信群。几年下来，厂里总共有4〜5个群，共有2000余人。群中，一位男孩表现活跃。一个女孩发了两句言，就被男工在群里问话、加好友：“你有男朋友吗？”拒绝后，男工又说：“我想找女朋友，欢迎各位单身女性毛遂自荐或介绍。”

曾有男工主动找到郭小美，说愿当群主，帮她管理。最初郭小美还挺高兴，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劲。男工在群里不停地添加女工聊天，一位女工稍微在群里活跃点，就被该男工追着聊天，内容露骨。女孩生气了，直接将聊天记录转到群里。“用着先进的科技，但脑子里还是过去农村那一套。”郭小美说。

迷茫与觉醒

郭小美来自江苏常州的农村。在一家五个兄弟姐妹中，父母把最多资源给了哥哥，供其读书考大学。郭小美初中辍学后，进入一家企业做纺织女工。“你们不好好养我，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郭小美说，那时她说过和电视剧《都挺好》女主角苏明玉一模一样的话。后来，哥哥为生男孩，让妻子服用偏方，妻子罹患胃癌而亡。

唯一的慰藉与启蒙来自母亲。母亲是村里唯一念过小学的女性，小时候就给她讲宋庆龄姐妹的故事。成为纺织女工后，她不甘于现状，常去镇上图书馆借书，坚持练习钢笔字、写日记。她看路遥、读琼瑶，翻阅每一期的《演讲与口才》，还按照想象中琼瑶书中男主角的形象，找了初恋男友。

或许是原生家庭的记忆过于压抑，与男友分手后，郭小美陷入一种病态幻想中，患上心因性精神障碍，治疗、休养近两个月才康复。半年后的1993年，她厌倦了家乡生活，想换个环境，跟双胞胎姐姐一起南下深圳。刚来时，她惧怕见人，连面试都是姐姐代劳。但从小对《演讲与口才》的迷恋，让她一直想做销售。她到人才市场去找，一个销售经理说她没经验，得先卖单业务试试。她花400元买了一个血压计，一头扎进了传销组织。

“进传销组织其实也是被演讲吸引了。”郭小美说。1997年3月，她参加了一个传销魔鬼训练营，有超过400人在3天内集中培训，情绪高亢，训练营被称为“潜能开发”。三天中，大家排练各类互动剧，相互间不停赞美。“长这么大哪有这么多人赞美过我？”郭小美每天都哭，说自己“完全变了个人”。十几天后，她能上台主持了，传销期间还认识了后来的前夫。26岁时，她有机会生孩子，但她认为自己还一事无成，就放弃了这念头。

1998年，传销组织被取缔，她回深圳继续打工。持续三个月的亢奋躁狂后，是连续几年的低潮。这段她记忆中最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和大嫂接连去世，她工作不顺，辗转多地，连付房租都成了问题。她不停地看成功学书籍激励自己，两次报名参加成功学训练营，试图改变尘埃般的命运。

2001年11月，她30岁，找到了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在深圳举办的大专培训营。“我突然不想再等了，”她说，“哪怕我这辈子就是扫地的，我也要系统地学一点知识。”2004年，她拿到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后来又通过成人自考拿到本科学历，后拿下在职硕士学位。

在接触到的万千咨询案例中，像她这样改变自身命运的工人是少数。不少工人前来，陈述自己想要学英语、学计算机乃至改变命运的渴望，但却因为各类主客观的原因，永远停留在想象层面。“工人们普遍比较自卑，没有目标感。特别迷茫，这种迷茫有时比抑郁症还要可怕。”郭小美自己正是从这种迷茫和自卑中逐渐走出来的。

郭小美也曾是工人中的一员

在郭小美看来，受教育和认识水平所限，很多工人会陷入一种“想要挣快钱”的陷阱中，时而“东一下西一下”，忽略了自身素养的提升。她在3000人的群里转发过相关技能培训的通知，报名者寥寥。而她的工作笔记里，则记录了无数男工悔恨投资赌博、女工哭诉丈夫败家的案例。

郭小美欣赏那些少数的改变命运的工人，他们用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生活。2018年，她参加一个线上工人培训，与一位关注工人权益的博士产生了争论——就工人的命运而言，究竟是个人奋斗更重要，还是社会公平更重要？当时郭小美从自身经历出发，觉得个人奋斗更重要，后来她心里有了和从前不一样的答案：一己之力是有限的，工人群体的命运是依托在社会结构中的。

打工的未来

最初联系采访时，郭小美告诉我，驻厂咨询师的职业生涯前景并不乐观，常有挫败感，待遇也不高。有老板曾暗示过郭小美，“不要试图去改变工人，这个群体很难被改变，我们需要你们，是为了防范风险”。还有一位老板直截了当地说：“心理咨询，首先是做给客户看的，其次才是服务工人的。”

更多的时候，咨询师更像是一个救火队员。流水线作业中，每年都有工人自杀或死亡，他们要出现在各种突发情况中。

这些年，咨询师的任务又多了一个，甄别和防范各种精神疾病症状，后者发病率正逐年升高。但喜凤是一家3万人的港资厂的心理咨询师。她透露，以前一万个工人中，一年有精神病症状的人最多就几个，而现在每年都能发现10〜20个。2015年以前，整个东莞被送至救助站的精神失常者通常在30〜50个，但2015年后开始增加到200〜300人。

但喜凤在心理咨询室

“抑郁症都不算在内，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但喜凤说，咨询师对这类问题爱莫能助，只有联系医院和家属送走。但喜凤推溯，这可能跟留守儿童开始迈入社会、出门打工相关，“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心理问题，但有一批孩子是很可怜的。心理脆弱，抗压力差，与父母的情感连接几乎是隔断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些工人通常有幻听幻觉，常常独自胡言乱语，甚至出现被迫害妄想倾向。曾经有一个工人半夜在宿舍内霍霍地磨刀，对吓得赶紧过来安抚的线长说：“你为什么一天24小时都拿个棍子在我门前走来走去的？”

工厂咨询外，郭小美也开始关注精神疾病的干预与疗愈。这源于去年一例工人自残事件。2018年5月，一位1995年出生的女工在车间划开手腕，手上全是血痕。她来自重庆，父母在东莞打工，自幼在家当了9年留守儿童。9岁那年，她被接到东莞后，母亲生下一个弟弟就因病去世。

她跟父亲关系不好，常被打骂。父亲让她辍学带弟弟，她将弟弟带大后进入工厂，攒了2万元想要学画画，被父亲严厉阻止。她再次外出工作，却遭遇性侵未遂，自此抑郁，患上双相情感障碍，躁郁起伏相伴。躁狂时，她抑制不住地在网上花钱购物，花了3万多元后在工厂割腕。

她父亲几次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