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免费搭车行为，拒绝长期搭车

企业违约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规划。

谨防任何“搭车毁约”行为。

大学毕业生就业季，一些企业毁约，打乱了刚从象牙塔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的就业规划。有些同学虽然拿到了几千块钱的违约金，却错过了就业的黄金期。

高校毕业生要最大限度保护自身权益，应坚持签订三方协议，而不是签订就业意向书、实习协议等保障效力较低的就业协议。建议三方协议适当提高企业违约金额。

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确保用人单位依法解除聘用协议。一旦发现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而“搭便车”违约，要发警告信，列入用工黑名单，给予严厉的行政处罚。

拿到还不够付一个月房租的违约金，却面临错过就业黄金期。这是2022年北京某大学大四毕业生徐峰的现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招聘公司毁约。

徐峰并不是唯一一个公司毁约的应届毕业生。现在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季，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过一些车企和互联网大公司毁约，打乱了刚从象牙塔步入社会的大学生的就业规划，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多位业内专家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表示，企业违约将严重影响毕业生就业信心，甚至导致部分毕业生错失就业黄金期，长期找不到工作。企业应履行社会责任，规划招聘计划，避免和防止任何违约行为。

专家建议，为了保护大学毕业生的权益，三方协议可以适当提高企业的违约金额。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确保用人单位依法解除聘用协议。一旦发现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而“搭便车”违约，要发警告信，列入用工黑名单，给予严厉的行政处罚。

三方协议的签订不能逃避暂时违约。

徐峰在2021年下半年的秋招中与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随后进入实习考核期。“从三方协议签订到年底，我觉得我在公司的表现还不错。”徐峰告诉记者。

三方协议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的简称，是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毕业生就业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书面表述。毕业生到单位报到，用人单位正式接受后，协议自动终止。

签了三方协议，徐峰以为自己的工作就解决了。“但临近2021年底，公司内部有消息称，要进行业务和人事调整。没多久公司的一些福利就减少了”。她回忆说，接下来，公司的HR建议她在这个岗位上再呆一个月，同时找到其他工作。然后，她被直接领导单独约谈。

“他先是评价了我最近的表现，然后说因为互联网发展不乐观，业务和人员调整，公司需要裁员。”徐峰说，之后公司按照三方约定，给她支付了部分违约金。“违约金很少，我已经错过了找工作的最好时机。”

今年以来，高校毕业生违约事件屡见报端。公开报道显示，有两家知名新能源车企被曝违约。2022年毕业的学生多达几十人。给出的理由都差不多，都是涉及业务调整，无法提供工作岗位。涉事企业为大学生支付了数千元赔偿金。

“人力资源部的一封取消邮件让我直接从”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力云表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1000万。但在国内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下，不少企业陷入一定困境，部分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导致今年就业形势严峻。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违约。

“一般来说，三方协议有很多政策保障。有了学校的参与，学生的权益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然而，目前随着大学生就业市场化的推进，三方协议的三方性质和政策性导致其从法律角度维护学生权益存在不足。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说。

被企业“画饼”实习不能转正。

据多位受访的应届毕业生反映，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在秋招和春招时与毕业生签订三方协议。有的企业会先招准毕业生当实习生，并承诺实习结束后会开放岗位。然而，一些企业未能履行承诺。

来自北京的大四学生王佳佳在2021年的秋季招聘中与一家娱乐公司签订了实习协议。“当时我在大四上学期，没法签劳动合同。但这家艺人经纪公司说没有三方协议，让我签实习协议，承诺实习期结束后马上转正。”

王佳佳告诉记者，当时公司领导和她所在团队的领导都很热情，说公司发展很快，特别缺人，按时成为正式员工绝对没问题。她的团队主要负责培养和推广一个新的歌舞团体。起初，她很忙，经常加班。但随着选秀节目进入下行阶段，公司决定调整业务结构，控制成本。从今年3月开始，她的忙碌状态戛然而止。

\”不幸的是，我被告知不用再去上班了。\”王佳佳说，当时她想再争取一下，但是因为北京疫情，学校开学晚了，公司因为她不能及时来线下实习，有业务调整，就和她解约了。随着实习协议的签订，王佳佳甚至没有得到违约金。

王力可佳佳，北京传媒专业毕业生张小玉，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打破。公司与她签订了录用意向书，承诺试用期结束后直接成为正式员工。“但是不久前，我即将转正的时候，公司用各种方式劝阻我。我想打，但是公司每天给我超负荷的工作量，让我根本完成不了。”张小玉说，她别无选择，只能离开。

沈建峰认为，今年企业违约受到极大关注，主要是因为

因为就业形势严峻，“目前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下，一些企业没有很好地规划自己的用人需求和发展需要，导致招聘后发现用不了那么多人”。

长期关注劳动领域的北京律师常莎说，应届生的签约主要分为两种：就业意向书和三方协议。一些企业要求先签订就业意向书，正式毕业后再签订劳动合同。而就业意向书对毕业生及企业的法律约束效力，远不及三方协议。

“而实习协议是指在校学生通过参加实习单位的实际工作开展实践学习，实习期间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如果该岗位支持实习转正，需要在学生拿到毕业证之后重新签劳动合同。”常莎说，高校毕业生要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权益，应当坚持签三方协议，而不是这些保障效力低的就业协议。

赔偿杯水车薪 提高违约金额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HR告诉记者，一些企业毁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受疫情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在业务压缩、项目调整后，为了生存不得不裁员。这时，毁约校招生的成本较低、赔偿金较少，而如果解除原有员工的劳动合同，需要支付的赔偿金与其工资、工作年限等挂钩，需支付一大笔赔偿金。

毁约后，即便是对大学生进行赔偿，也不会超过5000元。

据了解，以前，不少高校毕业生是三方协议的毁约方，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约定天价违约金来制约大学生毁约。2019年教育部提出建议，违约金不得超过5000元。自此，超过5000元的违约金额度，学校一般不会在三方协议上签字。

张丽云分析说，违约金的数额是利益权衡的结果。学生有可能因找到更好的用工单位或升学而违约，作为没有工资收入的一方，学生的支付能力有限，承担5000元以下的违约金是合理的。如果三方协议中违约金标准太高，一旦学生违约，就会出现支付不能等问题。

多位专家指出，当初将违约金额度限定在5000元，是从制约用人单位滥用权利，保护学生权益立场出发的。然而，这样的保护当下却被个别企业钻了空子。

沈建峰说，学生就业时，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即使毁约赔了钱，也不能改变学生已经错过就业黄金期的现实，毁约的损害超过了普通劳动力就业市场的违约行为。

“从民事合同的角度来看，双方约定上限5000元的赔偿没什么问题，但是从三方协议违约给学生带来更大伤害的角度看，约定用人单位违约多赔偿一些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沈建峰说，从进一步提高对就业学生的保护、规范就业行为的角度看，应当重新考虑三方协议的定性，不应当把这种协议理解为民事协议，适用民事法律，而应当将其理解为劳动合同，适用劳动法律，以此提升对就业学生的保护力度，防止任意毁约行为。

张丽云也认为，从制约用人单位毁约、保护学生权益的角度，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用人单位的违约金数额，“但是否提高、提高多少，需要在充分调研、审慎考量的基础上作出”。

依法解除合同 防搭便车毁约

要探讨企业违约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用人单位可以违约吗？

据常莎介绍，法律上有情势变更原则，当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发生当事人预料不到的重大变化，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三方就业协议中，都有特定情形发生时可以解除协议的条款。

在沈建峰看来，根据劳动合同法，在“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等特定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以裁员——已在岗的员工尚且可以裁掉，没入职的“不让来”，法律没有也不应该完全禁止。

但毁约并非没有任何限制。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关于毁约原因，不少公司的解释均是“业务调整”。

对此，受访专家表示，如果业务调整是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后的无奈之举，毁约并非不可，对这种情况下毁约的企业做“不诚信”等评价，也未必公允。但需要强调的是，法律上认定“情势变更”有一个前提，即“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合同成立的基础发生变化非客观原因，而是用人单位自身失误导致，其毁约得不到法律认可。

“企业毁约要承担相应责任，不仅要赔钱，还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随着疫情和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大量毁约的情况不会出现。”沈建峰说，如果一个企业频繁毁约，相关部门可以将其纳入用工黑名单进行规制。

“在没有外在客观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反复毁约，其初衷就值得怀疑。如果想得到公众认可，公司在保守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可以对毁约背景作出更详细的披露。劳动监察部门也可进行相关调查、披露，以回应公众合理的质疑。”张丽云说，要警惕“搭车毁约”行为，不排除有个别企业，并未出现法定或约定的毁约情形，而单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搭车”疫情对毕业生毁约。

张丽云说，对“搭车毁约”行为，劳动监察部门可以向相关企业发送警示函，如果此类情况再度出现，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要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

沈建峰也提醒应届毕业生，招聘中存在一些不合法的、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受到侵害的要依法及时维权。他相信，随着国家针对企业一系列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的出台，努力为企业发展纾困，不久的将来企业一定会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