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吴广州报道。
公司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它不仅具有公司的特征,还向股东分配利润。同时从事公益教育,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学校变成公司,学生是学校的客户吗?
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其核心内容之一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分类登记管理。也就是说,民办学校的发起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赚钱了。
如今,“中学有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称,数十家企业学校未完全统计,其中约80%成立于2017年9月1日之后。
但是“中学有限公司”也带来了争议。有人认为严肃教育如此沾染“恶趣味”,还隐含着对学生的歧视,以至于原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在新《民促法》实施日期发布通知,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在其牌匾、成绩单、学位证、学历证书、招生广告、总则上使用学校简称,并省略公司的组织形式。
“中学有限公司”将不断涌现,为我国基础教育提供多元化选择和优质竞争。但受访专家认为,公司制学校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仍需细化,《民促法》与《公司法》之间的衔接有待完善。
企业学校正在悄然兴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高中有限公司”、“中学有限公司”、“高中有限公司”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59所企业学校。其中,2018年和2017年成立的学校占总数的80%。
从地域分布来看,河北、山东、江苏、湖南、辽宁、河南等。都是拥有大量企业学校的省份。在一线城市中,除了深圳,北上广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企业学校。
公司学校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与不同地方引进《民促法实施意见》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细则》的进度不同有关。但在市场主体登记中,仍可看出地方主管部门对企业学校的设立仍“不确定”。
从业务范围来看,这些企业学校大多是“高中学历”。不过,记者注意到,虽然新《民促法》有“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明文规定,但其中一些学校仍将经营范围界定为“中小学教育”,甚至“全日制普通小学、初中教育”。
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冠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雷思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列举了一些可能性:一是学校的宣传手段,比如学校的12年制,包括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可以选择盈利,所以注册为营利性私立学校。但是,所有的小学和初中都在宣传范围之内。二是网站信息有误或虚假宣传;三是一些地方行政部门的法律素养有待加强。
同时他还表示,“以办小学或初中的名义注册法人学校是违法的。目前民办学校分类注册设置了3到5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必须完成。因为初中和小学都是义务教育,只能选择注册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校名不可能有‘有限公司’后缀。”雷思明说。
21世纪经济报道发现,部分学校的经营范围反映出主办方或当地注册主管部门对新生事物的模糊态度。
如芜湖丁奉艺术高中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仅供芜湖丁奉艺术高中有限公司办理设立相关事宜,禁止从事任何经营活动”。除此之外,学校的经营范围还有“教育产业投资”、“教育咨询服务”等。
固始永和高级中学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16日注册成立
营利性学校为什么采用法人制?有业内人士解释,新《民促法》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都“应当具备法人条件”。003010规定营利性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非公司制营利性法人多为尚未转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营利性民办学校很难达到注册条件。所以营利性民办学校只能注册为企业法人。”该人士表示。
企业学校的幕后老板
在上述59家企业学校中,注册资金缺口巨大。如2017年1月成立的漳州景芝中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60万元,而2016年9月成立的安康高辛中学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已达4亿元。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雷思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因为每个学校创办时投入的资本都不一样。有的学校可能一开始投入很大,尤其是硬件设施,比如新教学楼,所以注册资金会更多。有些学校没有很多硬件设施。比如校舍是租来的,所以初期现金投入有限,以后还会继续投入。所以注册资金可能不会很大,可能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以前法律上没有统一规定最低金额,所以各个学校的办学经费差别很大。”
据了解,对于私立学校的注册资本数额没有适用的具体规定。直到今年8月,司法部才在《民促法》上发布公告公开征求意见。
送审稿第二十一条规定,实施学历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注册资本应当与学校的类型、层次、规模相适应。其中,实施高等教育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其他学历教育,注册资本最低1000万元人民币。一些专家认为,这一条款最终仍可能被修改。
这些企业学校的股东是什么背景?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47.5%的企业学校股东具有教育背景,其余来自其他行业,如房地产、建筑、制造、租赁、商务服务等。
>股东中不乏地方资本大亨,如湘财资本前董事长贺志力、曾两度上榜“胡润富豪榜”的四川企业家严玉德、山东九巨龙集团董事长徐夫京、中西部知名地产开发商曹国权等。
以四川自贡成外高级中学有限公司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注册成立于2017年10月,大股东为四川德瑞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德瑞公司是一家从事教育、房地产、高科技生态农业投资等领域的企业,实际控制人为严玉德。
严玉德经营着庞大的教育产业,其担任执行董事的成实外教育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最大的K12民办教育服务供应商。经营十六所学校,其中包括成都外国语学校在内的6所位于成都的学校被装入了港股上市公司成实外教育。
值得注意的一类公司制学校是“名校办分校”。湖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是湖南师范大学与深圳市博纳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共建的一所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据报道,湖南师范大学选派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全面负责二附中的教育教学管理。这一国内早已普遍实行的名校与企业合作模式,在新的营利性民办教育时代,以股份的形势确定下来:博纳教育持股51%,湖南师范大学持股49%。
但岳阳雅礼高级中学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岳阳市富雅实业有限公司,根据公开信息,岳阳雅礼高级中学是公立名校长沙市雅礼中学的“名校办分校”,该校校长王唯之曾任雅礼中学教科室主任。
但民促法实施条例送审稿规定,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送审稿如获通过,类似岳阳雅礼高级中学等都将面临师资、品牌等资源的切割。
法律政策衔接问题待解
公司制学校出现后,将面临《民促法》与《公司法》的衔接问题。
“以公司架构为例,《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但是营利性民办学校没有股东大会,只有董事会。这样就和公司的内部治理体系存在冲突。”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目前在民办学校转型当中,确实有很多工作还没落实”。
“相冲突的地方应该会进行改变,我觉得今后《民促法实施条例》应该会做专门规定,跟《公司法》保持一致。”雷思明说。
除了政策衔接问题,公司制学校的经营和治理问题也备受争议和关注。公司制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它既有公司的特征,向股东分配利润,同时又从事公益性教育事业,不能一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吴华认为,公司制学校首先需要加强章程建设,将财产处置、人事任免和投资决定等在章程里面做出比较明确的规定。其次通过信息披露,加强外部监管,为家长和学生选择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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