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高考回忆录|梅红：不要纠结大学学什么专业。

梅红院士寄语高考学子。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计算机科学到数字经济研究，你经常会碰到一位演讲嘉宾，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联合会主席梅宏。

梅中等身材，瘦瘦的，方脸，眼睛亮亮的。他的视力还是1.2。我喜欢穿白色衬衫，有时是浅蓝色的，和黑色西装。

梅宏院士。图/新京报记者蒲峰摄

梅，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人。读完小学一年级后，他跟随父亲从县城白坭镇来到乌江以北的——敖溪镇。这在当地叫江外，一个离县城60多公里车程的乡镇。他在那里上学到1980年秋，——，然后去南京航空学院上大学。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梅红无意中在奶奶的阁楼里发现了一套《封神演义》。从那以后，我就热衷于看小说，喜欢在文学书籍中徜徉。在高中之前，他已经学习了“四大古典小说”、“三朵花”、《金光大道》103010等等贵族系列，以及文学作品。

让他的语文考试作文一直拿高分，语文成绩一直很优秀。然而，他的数学和物理并不差。初三参加余庆县数学物理竞赛，洪梅总分全县第一。但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第二”。梅红告诉新京报记者，记忆中“应该是第一”，不知怎么就成了第二。

这让梅红在中学时有点“疯狂”。他敢于挑老师的毛病，而且他总是对的。高考回家，他妈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跟他妈说：“你放心，我考不上，县里也没人考得上。”“那时候我疯了”，梅红这样评价年轻时的自己。

梅念青时代的“疯狂”，后来变成了科学家的口无遮拦和胆大妄为。他一直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备批判性思维和精神，以及挑战权威的勇气。他和他的学生之间有很多学术上的争论，他甚至不敢和他争论也成为了他挑选学生的标准之一。2021年5月，他在贵阳举办的“2021数博会”上说，现在我们都在讲数据是资源，是资产，但国家还没有在法律层面明确数据的资产地位，所以要加快相关的立法工作。

我从小喜欢文学，然后因为《艳阳天》 《科学的春天》的影响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然后我自己也成为了科学家。梅红高考会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你想要吗？新京报采访了梅红。

梅宏院士在2017贵阳数博会上发表演讲。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科学家怀有敬意。

新京报：你15岁的时候是怎么读郭沫若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徐迟的《科学的春天》的？

梅红：当时虽然媒体还不够发达，但是大力宣传《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读的了。当时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主流媒体都在宣传。

我觉得看这个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喜欢阅读。第二，“文革”刚刚结束。虽然大家对“文革”还心有余悸，但对新事物都很好奇，新消息传播很快。

我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当时对科学技术有一种特别的崇敬。那时候我们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学校宣传陈景润的故事，我觉得很神圣。当时流传的还有一本书，叫《光明日报》 ——，讲了一个物理学家丁洁琼的故事。所有这些知识使我对科学家怀有敬意。

新京报：其实你很喜欢文学。根据公开资料，你看的第一本课外书是《第二次握手》，然后看了四大古典小说的《三朵花》系列小说，当时是禁书。

梅红：是的。我读完了小学一年级，跟着父亲从余庆县城来到下面的鳌溪小学。父亲奉命在鳌溪镇创办“二中”，我家住在鳌溪中学。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敖溪中学的很多校园设施都是师生共同建设的。我们老师的孩子晚上没事干。有一个老师在读《封神演义》，他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讲《水浒传》的故事。这是我接触小说的开始。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在奶奶的阁楼里发现了《水浒传》。这引起了我对阅读的兴趣。后来一有机会，我就会去找书，各种书我都会看，包括《三朵花》、浩然系列、四大名著等小说，也会在同学中流传。我们学校有一个图书馆，所有的小说我都看了。

新京报：你爸爸是老师。他知道你喜欢看课外书吗？有什么我不想让你看到的吗？

梅红：他知道。但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上课经常偷偷看。也许他知道，但他什么也没说。不过我当时还是挺自觉的，作业都及时做完了，而且提前预习了很多知识，所以看课外书也没影响学习。其实当时的课堂作业并不重。从高中开始，我真的很愿意学习，对数学和物理也很感兴趣。

我不认为看课外书影响了我对数学和物理的学习。记得初二的时候，爸爸给我们班上物理，有一次物理考试。为了防止学生作弊，他发了A、B两张试卷，每隔一段时间分成A卷或B卷。我是唯一一个完成了两篇论文的学生。我两篇论文都得了90多分，是全班最高的。

新京报：你考上大学时，父亲对你的影响最大吗？

梅红：是的。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高，所以我们不要有不良嗜好，要正直。这让我们从小养成了良好的做事习惯和学习习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哥哥当年在敖溪中学不再招初中，所以小学只能上“戴帽子初中”。教学质量存在许多问题。我父亲后来让他跳一级，加入我的班级。同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县里另一个家庭的三兄弟考上了当时的大学，成了当地的佳话。

1980年梅洪院士上大学前的全家福。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果文科专业能考上北大

新京报：那年高考考了哪些课程？

梅红：文科是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外语。即理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外语。那年第一次把外语纳入考试科目，我们之前没考外语，所以那年外语满分是。

30分。我们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才开始学英语，而且是老师自学后再教给我们。我记得考了100分的45分，折合下来14分不到。

新京报：关于高考，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梅宏：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我们当年高考要去县城考，当时我和我弟俩人乘班车自己去的，那时每天去县城只有两班车，一趟得小半天。到后住在我父母的朋友家里，他家女儿比我大几岁，我叫姐。她把她的手表借给了我，我才在考试时可以有表看时间。

另一件事是，数学考完后，我和县一中的几个学生一起在考场外对答案。有一道题，我跟他们的答案都不一样，一中的数学老师说我的答案是错的，我和他们为此有了争议。后来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来了，支持了我的解答思路。后来成绩出来后还是证明我的对了。

新京报：当时高考考了多少分？你满意吗？

梅宏：我记得是430多分，是全县唯一一个过了400分的。当年高考总分是530分，5门课各100分，加上外语30分。那年全省的理科“状元”在遵义四中，大概是470分。我的成绩在贵州省大概排20多名，在30名以内。

我差在哪？英语。我的英语没及格，只考了十几分。还有一个可能是化学，那年的化学我的分数极低，从来没那么低过，才70多分。后来我父亲还曾想去查分，怀疑是不是判错了卷。事实上我历来考试，事后估分差不多都是基本准确的。那次是少有的一次例外。

新京报：如果当年读文科，你认为自己能考上哪里？

梅宏：估计上北大没问题。初中文科考试，基本上没有同学能够超过我的分数。我记忆力好，历史、地理考试基本都是高分。特别是历史，怎么考都是90多分。唯一的一次60分，还是因为同学抄我的答案，连带我被判为作弊，老师给了60分。再加上我还有数学的优势，当时文科数学考的比理科简单。

新京报：当时你第一志愿报的是哪个学校？

梅宏：清华大学。其实，我父亲原本想让我报考浙江大学。因为抗战时浙大迁到了余庆的邻县湄潭，浙大在当地的影响比较好。我父亲是解放后和我奶奶一起从重庆巴县到的湄潭，大学毕业后才分到余庆中学任教。当时是分数出来以后再填志愿，县教育局领导认为我的分数不错，就鼓动我填报了清华大学。

新京报：但后来读的为什么是南航？

梅宏：主要还是当时我们不懂高考录取的规矩，我填报的是清华大学的无线电专业，而且不服从调剂。其实，如果报清华的其他专业估计也可能上。由于退档较晚，我第二志愿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第四志愿北京航空学院，第五志愿四川大学，都录完了，都没名额给我了。这些学校除了浙江大学填了光学仪器专业，川大填了数学专业，其他都是无线电专业。

除了想去浙大，当时我们还是很想去成电读的。因为我爷爷是从重庆到贵州做小生意，后来就留在了贵州湄潭。从小我们就填写籍贯是四川巴县，加上前几年的高考余庆有考上成电的，回来也宣传，这样四川和成电就成为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没有被填报的学校录取，而当时省招办争取让高分考生都有大学读，这样他们做主就给我投到了南航。感谢南航的录取，否则当年我可能就没学可上了。

1980年，梅宏院士入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在玄武湖的留影。图/受访者供图

一直有一颗上进心

新京报：你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接到录取通知的？

梅宏：这就有些戏剧性了。高考完了，我母亲问我考得怎样，我说“您放心，我要考不上，全县人都考不上。”那时候我是很狂的，因为我对自己考试的成绩估分一向八九不离十。

临近发榜时，我和我弟到湄潭叔叔家玩，回家前说去买点东西。到了百货公司我看上一个挎包，上面印着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图案。一问，售货员说这是某人到北京开会带回来的纪念品，在那里寄卖。我10块钱买了下来。那天还挺奇怪的，从湄潭到敖溪的班车没有了，我们就坐车到了邻镇松烟。松烟到敖溪有大约二十里路，我们当时就决定走回去。到家门口时，有人说我的通知书到了，一看，是南航，实话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南航这所高校。那时第一念头就是，不去读了，再复读一年。

新京报：后来怎么又去了？走进南航校园是什么心情？

梅宏：很多人劝我，包括我父亲也说，去读吧，这也是全国重点大学。当时对录取后不读有严格的规定，还需要办理很多手续，否则第二年不能再考。走进南航后还是有点儿失落。因为前面几个志愿一个都没中，特别是像成电都没录取我。

新京报：也就是，到了南航心里还是没迈过那个“坎”?

梅宏：对。有一个适应过程。特别是当南航有老师问到我的“高度近视”情况时，我才知道录取过程中“高度近视”也是我被退档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一直没有近视过，应该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到南航后，较长一段时间，我一直热衷于各类学生活动。我参加了学校大学生科协下的文学组，积极参加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后来还做了组长。我担任组长期间最值得提的事是把作家张弦请到南航做报告。当时文学组聚集了一帮爱好者，活动多，自然耽误学习，组里有好几个同学因此退学回去复读了，有的后来又考上了自己喜爱的文科。我还担任过校团委的宣传委员，负责每周末在学校礼堂电影放映时用幻灯播放学校一周要闻。

当然，我并没有像我的某些组员那样放弃专业，完全沉迷于文学之中。在参加各类学生活动之余，我对自己的专业学习还算保持了以跟上课程进度为基本目标的精力投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刚进校后的第一门考试是物理，我记得就考了班里最高分，这无形中为自己立了一个标尺。另外就是贵州是航空工业基地，贵州学生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分配回去。而我不想被分配回贵州，因此，必须保持一个好的成绩。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发生心态的转变，接受自己的专业?

梅宏：我倒是没有排斥过计算机这个专业，只是因为不是自己选的，又因高考录取的失意，我才在上学后把很多精力放在学生活动上。真正改变我的，是研究生考试的失利。

由于不想被分配回贵州，我选择了报考本校的研究生。记得当年招生名额只有5人，其中4个名额被本校学生考上了，但唯一的出国留学预备生名额却被一外校考生“拿走”了。此事给我刺激比较大，我把它归因为自己的学习投入不够。当然，英语也一直是我的弱项，那时候我的英语开不了口，口音重，听力也差。上研究生后，我就逐渐接受了现实，既然没得选，只能坚持走下去，并努力走得好。我决定放弃文学爱好，专心从事计算机专业。我当时对自己也有了一个评价：我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可以搞搞学术研究，但绝对成不了文豪。

新京报：回首往事，你如何看待自己当初进入南航学习这个“选择”？

梅宏：我这一生，自己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基本上都是被选择。这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怕老师，一般老师吩咐我做的事都会去做。我很多选择就是当时听了老师的建议。

南航是我值得感恩的青春岁月，没有南航的收录就没有我的今天。在南航读书给了我保持自信、努力上进的机会和动力。如果我真地去了清华，未必能够走到今天的位置，在“人尖”扎堆的地方，我这种来自乡镇的年轻人会不会被打掉自信和前行的动力，这还真不好说。我后来在北大任教期间，遇到过很多中学时非常优秀的学生，结果到北大后发现不再“优秀”了，成绩再也难以进入前列，从而导致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失去了上进心。我一路走来，运气不错，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因此，心态保持很好，也一直有一颗上进心。

1984年，梅宏院士毕业，获得当年南航的优秀毕业生证书。图/受访者供图

不要纠结于大学专业

新京报：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即，你最想对学子们说什么？

梅宏：我觉得年轻时天性应该放开一点儿。我们那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读的课本很薄，有很多时间去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高考考生来讲，心态应该放宽点儿，因为只有在轻松的环境下才能更好发挥自己的水平，太紧张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高考完了以后，要放松自己，利用好暑假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进入大学，就是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需要换一种心态去面对。

新京报：数字经济时代是具有天然全球性竞争的时代。然而，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却面临严峻的人才短缺挑战。如果请你为此做个广告，你会说什么？

梅宏：我们正站在信息社会的“门口”，我们国家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计算机和计算机所联成的互联网。这对人类社会经济的改变将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将催生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数字经济。

数字化转型时代的到来，带来的是一场社会经济的革命。迎接这场变革，我们需要在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改变和适应。这个过程到底会持续多久，我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可能都是转型期。在这个转型阶段，计算机学科无疑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以为，计算机依然还是一个朝阳学科，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未来几十年离不开计算机，离不开互联网，学习这个专业将大有可为。

新京报：从专业来说，现如今大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人找的工作并非自己所学专业领域。你想对即将面临填报志愿的学子们说什么？

梅宏：我始终欣赏通识教育。大学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应该多学基础知识，这可能对将来的发展更好。所以，大学专业的选择不用太在意，而且以后改换专业的机会也很多。即便是我们过去那个年代，学计算机专业出来的人，很多后来也是从事了其他行业的工作。

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大众化时代。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教育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教育。我觉得大学阶段更重要的还是通识教育，是为人生打好基础的阶段。当前，教育部也在推进相关学科改革，如新工科建设。我理解，其中的要义也在于改变过去“一专业定终身”的状况，为学生的未来发展留下更多选择的可能性。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把专业的选择更多留到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阶段。

人物简介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1963年5月生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

1989年10月，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梅宏到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后留在北大教书。

2011年，48岁的梅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此后，梅宏开始走上高校的行政管理之路，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担任副校长职务。2019年6月，梅宏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在国家“八五”和“九五”期间，梅宏以技术负责人参与到相关国家科研项目中。截至2021年，梅宏承担了数十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两次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梅宏也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2018年，因为“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项目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此外，还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记者 肖隆平

编辑 柯 锐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