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社会偏见，就业困境，上升障碍.这一轮职业教育改革有望破局吗？

导读：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职业教育法》制定26年来的首次修订。目前是新《职业教育法》实施后的第一次中考，将是学生职业生涯的重要选择。与此同时，6月6日，北京市提出“本市高职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录范围”。上海出台支持职业学校毕业生提高职业技能的政策，各地开始学习实施新的职业教育法。从事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30多年，现任上海瑞博教育培训中心执行校长的李静认为，《职业教育法》提出的高中和中职学生学籍互转是一项关键的制度改革，可以大大减少学生和家长对未来中考分流的焦虑。至此，中职、高职、专科等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全部打通。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观察者网刘辉】

开辟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

观察者网：近日，北京市公布《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本市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将纳入公务员招录范围”。有人认为此举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高职毕业生可能成为陪跑者。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李晶：去年10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新版《职业教育法》于今年5月1日实施，从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为职业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北京率先公布《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推进高中与中职学校学籍双向转移、中职毕业生申报职称、启动“准入就业”试点、“将高职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录范围”等措施成为亮点。

我觉得这些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制度政策是为了“治本”。虽然高职生考上公务员的比例不一定高，但高职生从此有了进入公务员体系的制度保障。

这种实质性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国家战略层面。突破美国和西方的全方位围堵，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未来几十年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破局”。对“高科技人才”的理解，不仅应该是理论型人才，还应该是实践型人才；不仅是实验室人才，还有产业化人才；不仅是高学历人才，更是功能齐全的人才体系。职业教育改革要有助于人才培养的“破局”。

二是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个任务应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

然而，中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面临的真正困境是“应试教育”导致的人才结构失衡。以博士毕业生为例。比如，高校聘用的博士只能背书不上课，政府招聘的博士只能抄文件不做具体工作，企业抢来的博士只会讲原则不了解市场需求。

二是对人才内涵的机械理解造成的认知误区。好像人才只有读完硕士的，没有中高职毕业的。似乎在职场上能“待人接物”就是人才，而“待人接物”就不是人才；

二是机制衔接。新规和实施方案将中高考入学机制、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培养计划、中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有机衔接和改革。要在职业教育中形成从学到用的系统化培养机制，找一个支点来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三是工学结合。应吸收德国双元制和我国传统学徒制的有益成分，创新校企合作机制，促进产学研多维融合。目前校企合作创新的动能明显不足。比如一些基础实践课程在职业院校由于硬件设施不足而无法实施，而企业因为专注于生产经营而无法在这些地方花费人力物力。所以，现有的一些“职教团”流于形式，往往是想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做的好。

贵州贵定：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保障职业毕业生就业。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加快建立职业高考制度。联系近年来取消中考分流的呼声，分流的标准和方式是否应该改变？职业高考制度有什么帮助？

李晶：《职业教育法》中提到的高中和中职的相互转化，是一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缓解家长对中考分流的焦虑。

中考后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孩子仍然可以通过学籍互转进入高中接受普通教育，而不是靠中考分数“拍板”。相反，普通高中生也可以选择职业教育来代替。比如在高一到高三设置合理的窗口期，实现相互转学。后续还要看各省市的落实措施。

在上海，高职学生入学两年后，上海市教委有专门的“专升本”考试，可以跨校，实现了从职业教育到普通教育的转变。我们的中等职业教育也是对此的补充，学生多了一个选择的窗口和机会，也让家长减少了教育焦虑。

关于职业高考，职业高考对所有高中毕业生开放，这意味着学生不必参加现有的高考，但可以通过它就读职业技术学院。这样一来，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两条轨道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宽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学生走向成功。

长。至此，我们的中职、高职和本科等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都打通了。我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观察者网：《职业教育法》旨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应该如何落实？

李晶：为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我觉得应当在政策、学校、企业、社会等多方面形成相辅相成的激励机制。

政策层面的激励，除了现已出台的普高与中职学籍双向互转、申报职称、技能等级认定的支持和补贴等措施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关键：

一是应加快建立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推出职教高考，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中，“职业技能”部分的评价如何实现“客观”原则，如何体现“三公”原则，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不然，高考指挥棒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二是国家层面应考虑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预算安排。一方面中高职院校的实验室建设需耗费大量资金，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在市场化的项目研发中，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

观察者网：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差距有多少？

李晶：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投入远高于普通教育。从硬件设备来说，普高主要是理化生物的实验室设备和材料，成本相对简单；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比如有些实操硬件设施的投入几乎就相当于投资一个工厂，电器实操课程的设备都是上百万元起，硬件投入非常大。一些小的培训机构为了减少成本，只能依托一个有设备的学校进行教学或者几家合用设备。

观察者网：出现在高考作文中的90后工人杨杰、清华实践课的网红老师邢小颖等，这些蓝领从业者的故事受到网友的热议，体现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肯定和对技术工人的尊重。但目前职业生仍被认为含金量不足，背后不仅是观念问题，也与职业教育成果有关系。从生源、师资、办学条件来看，学校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李晶：我这么看，如果仅从学校角度上说，其作用较为有限。这需要从学校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多方合力，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才行。

首先是学校层面的激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生源方面，职业院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重点做好职业愿景叙事，激发学生的兴趣点；

比如培养计划方面，除了必要的公共思政课和文化理论课之外，专业性课程要调整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以专业基础课程为“面”，以市场化的项目开发为“点”，提升学生的职业兴趣和成就感；

比如师资方面，放宽现有的教师聘任中不适用的规则限制，学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任教；

其次是企业层面的激励，可以“职教集团”为平台，将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项目带过来，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实现产教、学研的深度融合。这同时又为企业积累了人力资源的储备。

再次是社会层面的激励，各类媒体应思考如何通过舆论引导，减轻目前家长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营造“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方面，新闻主管部门也应有导向性政策。

总之，在我国，任何体制机制的改革直至最终落实，往往会经历一个较漫长且艰难的过渡和转化的时期。万事开头难，难在旧的体制机制所形成的固有观念和实践模式都有其惯性。

但是，正如旧的制度体制都不可能一无是处，新的制度体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石头过河”的初级形态可能已不复再现，许多潜在深水里的“石头”不是随便一摸就能摸着的，是要花大功夫的。新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如果是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方向的，是合乎未来教育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的，那就应当坚定信念，不可前怕狼后怕虎。

重庆：职业学院进行实训 产教融合育人才。图源：视觉中国

·项目制校企合作模式

观察者网：无论是德国双元制还是学徒制度，学校如何探索最适合的教学模式？有学校采取了“2+2”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但最终结果却是学生交了4年学费，前两年在学校并没有学会技能，后两年给工厂做免费劳动力，这些负面新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晶：我觉得背后不是单一的原因。

第一，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学制安排为“2+2”或者“2+1”，学生到了后期实习环节，一边交学费，一边做廉价劳动力，当然会引起学生和家长的反感。这种模式里，不少学校往往理论教学大概在一两年里就结束了，之后就把学生推到社会上去挣钱，甚至个别学校还从企业拿用工的返利分成，这已经是一种剥削了，严重违背了教学模式安排的初衷。这显然是制度安排上不太符合实际，或监管落实不到位所造成的。这需要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去思考。

第二，学校方面缺乏相应的技能培养设施和师资，比如说上海现在中职学校理论课老师很多，而能够带着学生去动手实践的老师却很少。我们现在对在职职业教育教师的资格评估也有注重理论的倾向，这个也需要从管理上进行解决。

第三，企业的需求就是创造利润，让企业有利可图才能更大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我们的校企合作要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企业自身都会有未来发展前景和产品研发的考虑，学校应该在中职高职等学生专业跟企业的项目进行更好的对接。

我对此的建议是：职业教育在技能培养方面推进项目制的校企合作，围绕项目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经费支持也向此倾斜。

比如，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中职部，部分专业学生入学就有机会参与课题项目的选拔。如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以课题项目带动学生的专业学习，其“水洗空气净化器”、“智能拐杖”、“湿垃圾自动破袋装置”等项目在中国国际发明创新展览会暨“未来发明家国际选拔赛”中获得两项金奖、一项银奖，且都已获得专利。

项目制这种方式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使得学校和企业两头都有个抓手。针对企业认为校企合作收益不大，或者是碍于领导的面子参加等动力不足的情况，用经费补贴的模式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开发研究也能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同时，企业的研发活动依托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可以减少固定资产投入和成本。项目制可以给学校和企业双方都带来很高的积极性，政策上面的补贴可以向此倾斜。

此外，目前市场上大型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都不缺人才，而中小微企业比较缺少人才，同时中小微企业贡献85%左右的就业岗位，成为“稳就业”的主体，我们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更应该把目光放到这85%上，省级教育部门可以搭建多元化的校企合作平台，让职业教育人才更好地融入职场和社会。

观察者网：上海市进一步健全职业学校技能评价体系，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并给予政策支持和补贴。如何评价这项政策其结果？

李晶：上海的政策，从财政角度来看，资金支持力度不少，主要集中在证书的补贴，因为证书是一个具体的指标，实际执行就是考出一个证书，劳动局或者人社局给与相应的补贴。

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野还是可以进一步放宽，如果财政资金转移一部分用于项目制校企合作上，中高职院校学生的技能培养，前景应会改观。目前我们的校企合作基本是形式大于实际，当然大家也在不断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

观察者网：在如今金融、法律、IT等超高学历和超高收入职业存在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教育双轨制蜕变成另外一种社会等级制度？

李晶：教育双轨制是否会蜕变成另外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我个人认为不必忧虑。所谓“社会等级制度”，根本上是由观念形态和经济形态两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观念形态根植于“士农工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类的传统文化，与教育双轨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经济形态取决于每一个个体的收入水平，双轨制的两根轨道上都可以跑出高铁的速度。“暴发户”不一定就能“高大上”，“小破旧”里面住的也不一定就是“下里巴人”。

观察者网：在大学高校扩招之前，我国历经了一段职业教育为主流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否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李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专生、中专生，而且都是干部编制，他们的上升通道也是通畅的，评中级职称也不难。比如我作为一个60后，我有一个同学读得是水泥方面的中专，40岁不到已升任上海商品交易所高管。计划经济体制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不是乏善可陈的。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一样，对于人才培养、人才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肯定更加灵活，但也会遇到一些阻碍，比如中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需要教育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审批不一定符合市场化要求，有可能是教育部门没有相应专业的评价人士，或者找不到相关领域的专家，最后新的专业设置就搁置了。

因此在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上，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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