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越来越穷，日本年轻人贫穷

在日本，许多妇女陷入极端贫困。

他们成为疫情裁员中第一批被抛弃的员工，拿不到停工补贴，找不到新工作。有的人连续打三份工才过得去，有的人为了生存投身定制行业。

早在2011年，《朝日新闻》就披露了日本社会普遍存在“女贫”现象。在20-64岁的单身女性中，每3人中就有1人处于国家贫困线以下，65岁以上女性的贫困率高达47%。

过去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一现象。据日本卫生部门统计，疫情爆发后，日本自杀人数首次超过疫情死亡人数。其中，女性自杀增长率高达83%，是男性的4倍。

四次自杀未遂的年轻女性惠子说，“她心里只有遗弃和绝望，没有人会来帮助我们。”

惊人的数据背后，或许揭示了日本繁荣表象下的另一个“生存真相”。

隐形穷人

贫困已经成为日本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清晨五点，天还灰着，19岁的尤美踏上了去便利店上班的路。为了支付幼师夜校每月8万日元的学费，她需要每天打两份零工，然后晚上赶去上课，一天只吃一顿饭。

即使回国后，尤美也不能休息。她不得不完成琐碎繁重的家务来结束她忙碌的一天。

尤美之所以陷入如此境地，与她父亲的去世有关。父亲走后，曾经是全职主妇的母亲不得不在客服中心工作。她微薄的工资负担不起她高昂的学费，所以她不得不兼职来解决学费问题。

像尤美这样经济困难的女性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晴美是一个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由于丈夫长期精神抑郁，她情绪低落，决定离婚。结婚前，她是一家外企的正式员工。婚后，她辞去工作照顾孩子。

离婚后，晴美以为凭着国立大学的学士学位重新找工作并不难，但现实让她失望了。在她面试的很多企业里，没有一家愿意聘用她为正式员工，但是都跑了个没影儿。最后晴美只找到了一份兼职，工资还不到正式员工的一半。

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晴美和妈妈经常用方便面或面包充饥。“我每天都如履薄冰，担心合同中断，我和孩子会露宿街头，但我别无选择。”

尤美和晴美的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女性贫困在日本国内并非个案，而是社会天平倾斜的一个缩影。

据NHK纪录片《调查报告：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报道，“贫困女性”是指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女性，这个群体在日本有300多万人。

普遍存在的“女贫”现象，可能与日本的职场就业文化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有关。

在过去的日本社会，企业在雇佣员工时，往往会优先考虑男性员工。即使他们都是正式员工，男性和女性员工“同工同酬”。随着员工年龄的增长，这种工资差距甚至会扩大。

一些日本女性会在婚后离开职场，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家庭主妇。看似稳定的选择下，也隐藏着风险。

如果丈夫的家暴、疾病或死亡使这段婚姻难以为继，职场竞争力较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很可能会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

尤美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父亲在世时，餐桌上总是摆满了精致的菜肴。因为父亲因病去世，尤美和母亲一夜之间陷入贫困。我妈已经十几年不接触职场了。在接受职业培训援助后，她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尤美的母亲去了客户服务中心，成了一名非正式员工。“她做的工作几乎和正式工一样，甚至上更多的夜班，但工资却比他们少很多。”

夜以继日的工作让尤美的母亲患上了慢性肾病。即使她一天做两份兼职，她的月收入也不过

普通女性很难成为正式工，这也让日本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中村智彦坦言：“目前日本企业还是更倾向于雇佣男性作为正式员工。‘女性不能长期作为人才’的偏见有些根深蒂固。”

近年来，男性在非正规就业中的比例逐渐上升，但70%以上的“零工”都是女性。有偏见的就业文化正把更多的日本女性推向贫困。

渊。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宫本太郎认为：“雇佣和家庭支柱的动摇，让日本女性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贫穷，是因为不够努力吗？

崇尚努力与奋斗的东亚社会环境下，人们很容易生出一种刻板印象：贫穷，是因为此人不够努力。

然而，贫困真的只是因为不够努力吗？

纪录片《调查报告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播出后，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出版了一本关于女性贫困的同名书籍，编导宫崎长时间观察贫困女性群体后，他称：

“我无法对已经非常努力的人再说‘加油’，我甚至想说，你不能再努力了，该歇歇了。”

对于这些贫困女性而言，即使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依然有陷入贫困的可能。

24岁的小爱，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如今却在餐馆打工，镜头下，她边收拾餐盘边自嘲：“我本该以客人的身份来的啊。本科毕业又怎样呢？”

小爱来自日本福岛县的一个小村庄，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拥有一份正式工作，她自小努力读书，考上了关东私立大学。读书期间，小爱每天做兼职，从没参加过俱乐部活动，一天打好几份工，做过餐厅服务员，体育产品促销，还曾在居酒屋做工。

兼职收入在高昂的学费面前成了杯水车薪，她不得不贷款六百多万日元的巨额助学金，“我本以为毕业后成为正式职工，就可以用奖金还债款，看来是我太天真。”小爱苦笑道。

大学毕业后，小爱成了景点咨询处的一名合同工。她很上进，工作时总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板笔直，“但两年的积极工作，却只得到了十日元工资的上浮，真的很悲哀！”

为了还款，她只能继续回到大学时兼职过的餐厅又多打一份工。

助学贷款的金融化，对女性正式雇佣的掣肘，让很多日本女性即使一心向好、踏实努力，最后还是囿于贫困的怪圈。

对于这些贫困女性，光是活在当下，已经快要拼尽全力。

40岁的幸惠，因经济状况陷入极度困境后，开始从事风俗业，她每天把孩子送到托育园后，便熟练地画上浓妆，赶到“性派遣公司”等待客人点名，“为了生存，我只能说服自己不去抗拒这‘令人难堪的工作’”她嗫嚅道。

幸惠的丈夫由于疫情收入骤减变得躁郁，常对幸惠施暴以宣泄压力，甚至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目前孩子们的生活费都由我的存款承担，但储蓄已经快见底了。”

抚育压力和找不到工作的倒逼下，单次服务酬劳高达几万日元的“风俗业”成了她不得已的选择。倘若遇上恶劣的“顾客”，幸惠还可能被偷拍或施暴，“但我连害怕都无处诉说，只能自己忍受。”

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重了不少日本女性“努力也无法摆脱贫困”的无力感。

疫情中，74万女性被裁员，是男性雇工减少人数的2.5倍。

由于日本近六成的女职员均为合同工，无论这些女性平时在工作上如何努力，危机事件中，她们成了企业裁员时的首要选择，面临更大的“被抛弃风险”。。

据NHK机构调查，七成失业女性无法领取企业停工补助，也找不到新的工作，她们孤独地挣扎在“看不见未来的今天”。

贫困的代际传递

女性贫困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或许是因为人们从没有将女性贫困真正视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日本社会对贫困女性的忽视，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当贫困女性成为母亲，也成为了“代际贫困”的开始。

一位名叫香月的中年女性，离婚后，她昼夜不停地打两份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唯一能让她疲惫的脸上泛起光彩的是远在东京的女儿。

每当她提起女儿就会哽咽：“女儿说想读大学，可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为了学费，她日日夜夜都在忙碌。”

香月的女儿今年十九岁，为了还四百万日元的助学金，每逢假期就去东京打工，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去餐馆兼职，“我也想依靠母亲，但她已经很辛苦了，我只能想办法自己解决”。

香月与女儿的处境，也出现在更多的日本家庭中，有些单亲母子家庭的处境甚至更为严峻。

NHK机构发现，疫情中，1/3母子家庭的餐费快断绝了，10%的母亲已经无奈中断了孩子的学习。

父母的收入水平与孩子的教育息息相关。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费约为1770万日元，大学学费更是高达四到五百万日元。

日本的义务教育截至初中，高中与大学的费用需由家庭负担。可想而知，倘若孩子由贫困的母亲独自抚养，受教育的机会格外渺茫，也因此成了他们脱离贫困的“第一道关卡”。

前文谈到的十九岁女孩友美，正是因为贫困的经济条件，无法进入全日制学校，不得已才进入函授高中。

她所在的学校里，每五个人会有一个极度困难的低保户，友美有位女同学，为了补贴家用常在饭店打工，每天忙到半夜，因此长期旷课，后来只能退学。

难以接受高等教育，令孩子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女性贫困导致的代际贫穷，也因此发生在更多人身上。

东京新宿离“红灯区”不远的一家网吧里，住着年轻的彩香和她妹妹，还有母亲。

她们睡在只能容得下一张榻榻米的昏暗房间，四面堆满了杂物，隔音很差，半夜常会被醉酒客人的打架声吵醒。女孩们只能胆颤心惊地在走廊隔间里换衣服，上厕所时偶尔还会被陌生异性搭讪。

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成了漂泊无依的女孩们唯一的寄居地，网吧里，长期居住的客人中70%是女性。

原因无它，网吧长住所需要的花费，比住最便宜的青旅还要低上两三倍，对于无力负担房租的贫困女性而言，成了住宿的不二选择。

彩香来自单亲母子家庭，母亲不堪生活重负放弃了抚养孩子。彩香没读完高中，如今靠在便利店打两份工维持生活。她和妹妹每天分着吃一块面包或者一个饭团，饿得受不了时，就喝点网吧里没营养的免费汽水。

她考虑过搬出去，租一个像样的房子，但母亲拒绝以监护人的身份签字。她只能和妹妹住在网吧里，一住就是两年。

彩香的妹妹十四岁，半年没去上学了，因为总关在黑黢黢的小房间里，她得了恐慌障碍，“我也很想出去，但一见人就头晕。”

贫穷的代际传递效应，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多贫困孩童，除却经济上的贫困，也体现在了她们的教育、能力甚至心理层面。

理想？能像普通人一样活就好

深陷在贫穷沼泽里的女性们，似乎没有余力再去思考“明天”。

纪录片中，十九岁的友美被记者问道：“你有没有什么关于未来的理想？”

她沉默了一会儿，仰望着天空：“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啊，我最想要的就是摆脱现在的状态，不用为了打工而起早贪黑，早上能正常时间起床上班，晚上按时回家。”

“只要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够了。”友美说。

摆脱水深火热的现状，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成了很多贫困女性最大的希望。抱着这样简单又渺茫的期望，她们拼命地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纪录片的镜头下，住在关西的单亲妈妈彩子，把两片烤过的面包端上餐桌，笑着对四个孩子说：“开饭喽。”

“有点硬，多嚼几下。”她叮嘱道。

两块面包，是一家五口的晚餐。

彩子育有四个女儿，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带着孩子逃离了那个家，她不敢妄想丈夫给的抚养费，连如今的住址，她都不敢向丈夫透露半分。

她原本会去食品加工厂做兼职，由于疫情，这份兼职被取消了，目前彩子一家五口只能依托微薄的儿童补助金生活。

彩子的女儿还在读高中，平时放弃了学习时间，一周在便利店兼职五天，“打工真的很累，但我不想在家里说丧气话，还是开开朗朗比较好。”

女孩看上去很乐观，或许也是在强颜欢笑说服自己接受眼下的境遇。

彩子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找到了一家超市的夜班兼职工作，等孩子们睡着后，她才出去上班，一直从夜晚忙到第二天早上。

彩子称，“无论如何，我以后也要让孩子上大学，过上正常的生活。”

纵使生活艰辛，这些女性正在尝试让自己或是让家人脱离现状，让黯淡的生活多出一抹浅浅的光。

纪录片末尾，友美如愿以偿考入了幼师专科学校，为了筹够学费，她的打工地点从便利店辗转到了大型牛肉饭店，这家店曾因劳动时间过长引发过劳资问题，但她还是高兴地去了，因为能有更多报酬。

友美向编导举起一套自己买的西服，笑着说“这是为入学典礼准备的。”

这是她在纪录片里，第一次由衷地笑了出来。

编导宫崎亮希记录下了这个画面，“对未来充满希望，才会让一个人‘活’起来。”

END

女性贫困相关纪录片播出后，部分女性得到了妇女保护组织的援助，但她们已患上严重抑郁、恐慌等心理疾病，有人足足暴瘦了十多公斤，也有人因为身体透支进入医院。

看到这一切，人们才惊觉：“之前那种情况下，她们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

那些贫困女性在逆境中的韧劲和精神力，令人为之动容，但同时，我们亦要重视她们被“边缘化”后遭到的伤痛。

女性危机，不但是女性的，更是家庭和社会的。

一个想良性发展的社会，不应该也不可能抛弃这部分群体。

策划“女性贫困”专题的编导宫崎认为：“尽管日本女性的处境正在发生变化，但支持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的社会环境，依然有不足之处”。

近20年来，日本女性不婚不育的比例不断攀升，和80年代相比，如今日本女性的未婚率增加了不止一倍。

对于少子化严重的日本来说，这无疑成了最静默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