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出所后有救济金吗，戒毒人员帮扶

“听到我想延长退休年龄，我很震惊。这样，正常退休的时候，我就64岁了。体力脑力精力都跟不上。基本上已经来不及搞教育了。我干脆提前退休，从零开始，实现我的教书梦想。”

54岁的周有光三年半前脱下警服，离开了干了30年的戒毒岗位，成为一名支教老师。至此，这位老民警经过三年半的支教，克服了气候、环境、饮食、语言的差异，从1000元领起了支教补贴。他走进湖南的大山，青海的高原，粤东的乡村，三尺讲台，一路学一路教，伴着山村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教育理想一路萌芽。

周有光从小就对教师职业怀有敬畏和向往，这种情感源于他的小学班主任之一王文苏。

由于家庭成分复杂，条件不好，周有光小时候胆小自卑，在学校里是个“旁观者”。他不关心，没有玩伴，不敢参加集体活动。2001年六一儿童节，王文素点名周有光为班级演出主角。40多年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叫名字时的感受：“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荣幸。”

得益于他在这次演出中的良好表现，他真的融入了班级。之后，王文素没有给周有光任何特殊待遇，但也没有“看不起”他复杂的家庭情况和常年破破烂烂的衣服。他像对待其他学生一样对待他，给予他关怀，对他的学习提出严格要求。“我在学习上有点懈怠敷衍，他会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知道他很爱我，所以我很惭愧，我不会再这样了。”

“对爱严格”的王文素，在周有光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关于教育的种子，也教会了他终身学习和换位思考。在他的余生中，王文素处处影响着他：参加工作后，他坚持自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以优异的自学成绩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并得以正式加入警队，从事戒毒教育工作。“终于和老师们处好了”；上海戒毒所成立后，从事戒毒研究，学历高，学习刻苦。怀着对少年犯的惋惜，他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成为上海知名的毒瘾研究专家.

\”一个好老师可能会对学生的一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工作中，周有光更直观地感受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曾经在戒毒所遇到过一个17岁的少年。他有三年吸毒史，从少管所到成人看守所一路被吸。他经常被毒品折磨。像这样误入歧途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吸毒一开始只是因为好奇，想合群，想炫耀，最后还是被欲望俘虏了。”他相信，如果这些孩子长大后能遇到像王文素一样温暖的人，帮他们一把，教他们道理，他们可能就不会走错路了。从此，他更加坚定了教书的决心，希望用教育提前给懵懂的孩子打一针“预防针”。

工作30年后，他不顾同事劝阻，立即辞职，满腔热情地规划人生第二职业。然而，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的教学之旅并没有顺利开始。“在网上搜索‘支教教师招聘’，一列信息显示要求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周有光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教辅的信息，最后找到了一个对老师年龄要求没那么高的公益组织。看到一所支教学校也合适，他迫不及待地报名，正式踏上支教之旅。

教学之旅，一路鲜花。

周有光支教的第一站是湖南宁远沈家小学。这里学生少，环境差，本该并入当地中心小学。但是，中心小学太远了。为了让学生少走山路，周有光和几个支教老师“撑起”了整个学校。课后辅导

后来，受一个公益组织的委托，周有光去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一所中心小学，教藏族孩子汉语。这所学校对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有严格的要求。之前一直教数学的周有光，在广东凤翔接受了为期两周的培训，准备了两个单元的课，才放心出发。经过近30个小时的火车和几个小时的公交车，周有光的教育小组在晚上9点到达学校。来不及休息，第二天就“措手不及”开始教学了。“还好准备充分，所以没丢脸”。

学校地处青海高原，环境优美但条件恶劣。周有光吃了不少苦，——“嚼不动”半熟的牛肉，吃不惯大麦，只好用牛粪烤馒头片。由于不适应当地的气候，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而且他的眼睛因发烧而虚弱。由于没有代课老师，他只能坚持上课.教了半年，他都快瘦的不成样子了。

生活很辛苦，但他觉得那段时间“幸福大于苦难”，他时常想念那些被教过的孩子——。他们有的每天五点不到就早早起床，在学校昏暗的路灯下看书；有的远远看见他就大声打招呼，深深鞠躬，等他走过；有的在他走的前一天在他宿舍陪了他一夜，坚持第二天送他上大巴；有的还一放假就在网上问候他的健康和亲人，邀请他再去青海看看。“在青海教书，我收获很大。孩子们对老师的尊敬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感恩的孩子。”

在青海支教后，周有光打算回宁远。一位曾经在宁远白土小学任教的老师听说了他的计划，让他去白土小学任教。当时，白土小学因为“环境脏乱，教学效果堪忧”，即将关闭。得知学校情况后，周有光为那些濒临辍学的孩子感到心疼，觉得这是实现自己教育理念的好机会。他对志愿者教育组织的负责人说：“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让我试一试，如果不能改善办学状况，那就考虑关闭。”

没想到，这一尝试持续了近三年。在此期间，周有光和另外两位老师在白土小学从事教学实践探索。“爱心”校园文化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使学校成为“宁远县最好的村”，也使孩子们成长为懂礼貌、守纪律、爱玩爱笑、能歌善舞的“爱心人士”。

在偏远学校支教的经历让他深感这些学校的理念和方法是落后的，他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今年8

月，他前往广东潮州铁铺镇笔山小学支教。这所中心小学虽然也是村小，但临近广州和深圳，办学条件完善，也可以更快地接触到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正规的学校教学，我能够快速成长，学习优质的教育方法，并将之普及到更加偏远的学校。”

困惑中，一路向前

支教路上，周有光经历了很多欢笑和温暖，却也有困惑和不解。其中，乡村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漠视，是他支教路上遇到的最大难题。“看多了城市家长对教育的重视，我想过会有家长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但没想到这种现象在乡村这么普遍。”他遇到的很多家长对教师很尊重，也不会阻止孩子入校上学，但对于孩子的在校情况、学习成绩并不关心，干农活、照顾弟妹等事情的重要性都在教育之上。

曾经有一个孩子的爷爷特意到学校对他说：“我家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你不用让他在学校浪费时间，让他每天早点回去吧。”周有光实在不懂，这位爷爷从未到学校了解过孩子的情况，也没有尝试过鼓励孩子努力进步，凭什么否定孩子？

很多孩子受到家长的影响，对学习并不重视，在学校里待不住，“总想出去疯玩”。这类孩子的学习成绩、礼仪习惯，普遍比出身于重视教育的家庭的孩子差一些。周有光知道，他们受生活经历和视野眼光所限，对教育产生了错误观念。但他不想孩子们被困于山村，重复祖辈们“生一个儿子，盖一个房子”的人生目标。他相信孩子们对未来美好人生的渴望能够战胜长久以来的局限认知，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这样的信念源于他刚踏上支教之路时，遇到的一名家庭贫困的孩子。他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在外打工，被爷爷奶奶一手带大，常年穿着露脚趾的鞋子、带着破败得几乎只剩骨架的雨伞、背着能将文具盒漏出去的书包，但每逢下雨，他都会脱下外套包住书包，以防淋湿书本。这名孩子读书很用功，后来考上了宁远县一所知名初中。“他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读书机会的珍惜让我印象深刻，可能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自觉，但教师可以引导他们明白读书的重要性。”

周有光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家长交流，取得他们的信任；为孩子准备免费的午餐和简易甜点，拉近和他们的距离；陪伴孩子一起读书、写作业，自己示范几遍，再让孩子重复几遍……“我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只能和孩子们磨，好在他们的可塑性很强，所以过程还算顺利，我教过的学生成绩大都有不小的进步，精神面貌也有所改善。”

从严师到慈师，一路传递爱和欢乐

周有光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有耐心。刚走上讲台时，他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从警察到教师的转型——同样是“为人民服务”，民警面对违法、犯法之人，需要“严中有慈”，而教师面对“三观”尚未建立的懵懂孩子，需要“慈中有严”。

那时，他是一位“很严厉的老师”，难改军事化的行事作风，教育孩子也多是讲些空泛的大道理，还会不自觉地带着些“强制命令”的意味。学生敬畏他，却不爱亲近他。短暂的无措后，他很快意识到：强硬要求改得了孩子一时之错，却无法影响他们一生，教育需要教师俯下身去和孩子们平等地交流、真诚地感染。

“学校制度是刚性的，运行制度、实现目标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很多刚入校的孩子不爱洗漱、没有经常换洗衣服的习惯；或过分顽劣，经常不分场地大声吵闹；或过分腼腆，不敢说话、见人就躲……讲授知识之前，教师需先从卫生、行为、礼仪等细微处一点点改变孩子的习惯，而这需要包容和爱。

在白兔小学，周有光曾教过一名有智力障碍的10岁女孩。女孩没入校前，每天都在校门口探头偷看，见到老师便会大声问好。了解过情况后，周有光才知道，女孩的奶奶也曾送她去上学，但由于说话不利索、不能理解别人的话、无法控制大小便，女孩被劝退了，奶奶便不好意思再麻烦学校。

周有光恍然，原来“老师你好”这句问候是女孩难得能咬字清晰的话语。他想帮女孩上学，便联系了县里的特殊学校，但学校已经人满为患，无力再招收学生。周有光于是请特殊学校为女孩上了学籍，由白兔小学托管，“这样孩子将来也不会被随便劝退了”。女孩经常上着课便哼哼唧唧地嚷起来、丁零当啷地敲起来，一言不合还会往地上一躺，周有光在她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不厌其烦地制止她无意识的捣乱、将她从地上拉起来、纠正她的发音、叮嘱她遵守学校规则，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教她写字、为她示范各种小手工的制作方法……“后来，这个孩子每天都笑嘻嘻地来学校，说话也清楚多了，还学会了很多小手工。”

除了手工，周有光还会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手语、画画和传统礼仪等。“只有让学生在学校感受到温暖和欢乐，学生才会对学习感兴趣，这是办好教育的前提。”为此，年过半百的周有光发掘了自己从未有过的一面——对照着网络视频蹦蹦跳跳地学习少儿舞蹈，领舞时跳得眉飞色舞来感染孩子们的情绪，穿着汉服激情澎湃地朗诵古诗……“退休前，只要没有工作，我就会待在房间里写文章，家人一直觉得我的性格有些闷，没想到现在成了‘老头子’，反而活泼了。”他笑着自我调侃。能让乡村孩子们的童年多一些欢声笑语，他便很满足了。

相比年轻人，周有光在支教路上走得辛苦，却也沉稳。他清楚支教学校青睐年轻教师，是希望年轻人为乡村教育带来新鲜血液和新的教育方式，但还是希望能多给心怀教育梦的“老人家”一些机会，因为岁月赋予他们的沉稳、成熟和人生阅历，或许能与乡村教育碰撞出新的火花。“只要对乡村教育心怀真诚，年纪就不是问题，我54岁照样能和孩子们一起欢笑打闹，给乡村教育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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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0年10月刊第1期，原标题《为支教提前退休，他与山里娃欢笑共舞——记上海戒毒警察周有光的三年支教路》

作者 | 本刊记者孙雨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