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务工人员心理咨询：如何在贡献低成本劳动力的同时缓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

本文发表于2019年第16期《三联生活周刊》，原标题《打工者压力：东莞工人的心理咨询》。

文/黄子韬

摄影/张磊

工人们正在听郭晓梅的心理学课，这是工作的必要步骤。

厂内心理咨询“只要他不离开我，我愿意做他的奴隶。”4月初的一天下午，25岁的李甜坐在郭小妹面前，满脸泪水。她五官端正，身材修长，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她的话经常被抽泣打断，很难透露一整句话。郭小妹耐心的听着，一边听一边点头，以示安慰。

李甜是东莞一家大型外资企业的女工。她是广西人，是爷爷奶奶带大的。1岁时，她和男友有一个未婚的儿子，现在有一个4岁的儿子。家里修房子，希望男朋友是女婿。男朋友辞职提出分手。女孩哭着挽留她，把自己攒的钱都打给了男朋友，但男朋友还是不理她。

“她总觉得自己有错。只要别人能接受她，她就会心存感激。”郭晓梅说。李甜身高一米七，形象很好，但是自尊心很低，性格讨人喜欢。她分析，这可能和李甜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有关。同时，李甜和男朋友分开了，一个人在东莞打工，让她觉得很孤独。

48岁的郭晓梅是李甜厂里的驻厂辅导员。每天早上，郭晓梅都会从东莞市区开车到工厂，待上七八个小时，给工人上心理课，然后在咨询室等工人预约，直到晚上9点。她的头发微卷，戴着眼镜，喜欢穿裙子和高跟鞋，穿上统一的工作服显得很特别。

郭小妹的工厂是东莞某镇的大型外资工厂。生产销售遍布全球，工人超过16000人，年纳税额超过1亿元。用工厂工人的话说，“来这个镇的领导都会参观我们的工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工厂聘请郭晓梅为驻厂心理咨询师。当时负责人公开表示，是出于担心长时间的机械流水线作业会让工人心情不好。

这些年来，郭晓梅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工友来心理咨询。工厂初期要求所有新员工都要上一堂心理辅导课，郭小妹的课时也从一周三节逐渐增加到一天一节。来郭小妹班上的工人，从不到10个到七八十个都有，大多是年轻人。人少的时候，郭小妹会尽可能和工人互动。

郭晓梅曾经是一名工人。

“如果你有什么心理问题，请来咨询室找我。”在4月初的一次课上，郭小妹做了自我介绍。台下30多位听众刚刚入座。当他们听到这些，人群发出轻微的笑声。“你有这些症状吗？失眠、疲劳、绝望等。只要持续两周，那就来找我。”郭晓梅继续说话。以前也有人玩手机，听到这话，抬起头茫然的看着她。

面对她抛出的问题，2018年5月，一名25岁的男性工人在一堂课上哭了。经询问，该男工称自己已经工作多年，家里孩子都是妻子带的。在一次事故中，他5岁的儿子溺水身亡，他的妻子和岳母一夜之间都跑了，失踪了。男工人伤心欲绝，产生了应激反应。事发5个月了，他还是惊恐失眠，经常睡着就醒。他当众哭着说：“我不怪他们，但他们还是回不来了。”

“很多人都是独自在外打工，脱离了原来的社会体系，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郭晓梅说。13年来，她见过各种来找她搭讪的工人，比如不断拽头发的，汗流浃背的，一直在擦的，难受到躺着也只能勉强诉说的，总共有一万多人。在东莞这个异乡，婚恋问题、家庭关系、留守儿童都会是打工者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厂内心理咨询，业内俗称EAP，是指企业针对员工推出的长期心理支持项目。90年代进入中国，21世纪后开始登陆珠三角。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农民工。工人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贡献低成本劳动力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心理隐忧，甚至阴影。

在大型企业中，EAP顾问通常服务于两种人群：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人。工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存在与管理层完全不同的心理问题。一位在华为东莞新总部做EAP的咨询师表示，从收到的内部案例来看，员工的心理问题大多来自工作压力，包括人际关系和职业规划，其次是家庭中的育儿教育，但工作者不同。

“工人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婚姻和家庭问题，因为如果是工作问题，他们就会离开自己。”郭晓梅说，工人喜欢说“白话”，听不懂心理学。平时有实际问题就求助，结婚生子，挣钱盖房子。这些现实是工人们最大的担忧。

在东莞，厂内辅导是一种奢侈。目前东莞40多万家工商注册企业和600万流动人口中，厂里的辅导员不到10个。厂里这几个顾问，几乎都是在外资或者港台资企业，很多都属于企业的人事部门。

其中，郭小妹比较特殊。她曾经是一名工人，来到珠三角26年。她做过纺织工，患过精神障碍，进过传销，后来靠自学完成了从农民工到心理咨询师的转变。2009年，她进入现在的工厂，在那里呆了10年。本来她属于企业的管理层，后来却主动离开了企业的编制，作为第三方供应商为员工服务。她说，这是“一个希望我持中立态度，请假去看工人的问题”。

与管理层的长期协商相比，工人的流动性更强。一个一万人的工厂，每天都有几十到几百人进出。工人们通常走进咨询室，对着郭小妹哭上几个小时，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的喧嚣中。她经常对工人的问题感到无助。

在东莞这个有几万员工的工厂，每天都有人流进出。

《性别战争》郭小妹工厂的产品工艺有一定的精度，男女比例为17。不过，4月初的这个心理学班，男女各占一半，最近又招了更多的男工。\”许多男性工作者实际上是在寻找伴侣.\”郭晓梅说，在劳动者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中，首先是性别关系。

上课中

内，男工婚恋焦虑明显。一名来自湖南的25岁男工，在上课时玩着手机。他手机屏保是一个长腿美女，微信聊天背景也是袒胸露乳的模特。他不时点开约会交友软件，滑动附近的女网友图片点赞。他说，家里催得紧，他要出来挣彩礼钱。当地彩礼普遍在10万～20万元，“村里没几个女孩了”。另一名男工说，很多人会出去找“小姐”，“微信一刷，附近都是”。

一些男工会走进咨询室，央求郭小美帮找女朋友。曾有男工坦承，自己原本卖手机，月入过万，进厂工作只为找女友。三个月没找到，就有男工想辞职了。但女友并不好找——厂里多数女工已经成家或有男友。“‘90后’的女孩长得都像妇女了，是3个孩子的妈妈，‘95后’的男孩已经当爸爸了，那种感觉真的很惊讶。”郭小美说。

2006年，郭小美进入一家台资厂做心理咨询师，开启职业生涯。彼时的东莞正是如日中天的“世界工厂”，年轻女工众多。郭小美刚进工厂，就遇到了众多早婚早孕的青年。更严重的是未婚先孕的女工，在刚刚进城的懵懂中，对婚恋和性知识的匮乏让一些女孩极易在两性关系中受到伤害。不时有女工找来，陈述自己未婚先孕、男友却出轨的苦情三角恋，也有女工在来过几次后，才渐渐吐露自己被性侵过的痛楚。

“我希望他们都去死，控制不住地想。”曾有一个女工，进门就对着郭小美哭，说她看见一个路人，就会忍不住地咒对方死，内心却极其憎恨这样。原来，女工年幼被熟人性侵，爷爷知道后，就常骂她是丧门星，称她26岁那年会把家人克死，直到自己去世前还耿耿于怀，叫她去死。出来打工后，女工看到车辆就觉得要出车祸，在食堂打饭脑子里充满“你去死”的声音。她走进咨询室那一年，正是26岁。

每遇到一个案例，郭小美都会认真做咨询笔记，案例集里记满了以女工为主的工人群体在异乡的痛苦与无奈，最小的仅有14岁。为此，她在常规咨询外，又加入了应激创伤治疗，还试着做了两次性教育讲座。有女工私下对她说，如果能早点听到这些，很多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当时的台资厂，代工利润稀薄，要争分夺秒以量取胜。工人一天要上10小时班，只有半小时午餐时间，午休时间不足，许多员工不回宿舍，就直接躺在走廊休息。郭小美一打开办公室门，就能看到一群人躺在地上。2007年夏，东莞炎热难耐，她见一个女生挺着大肚子躺在地上，脸上流的不知是汗还是泪，赶紧把她拉进办公室休息。

女孩名叫思思，一开口就哭。她当时已有5个月身孕，而男友却选择离开。她从小被抱养，对亲密关系依赖性强，为男友流过产。因担心再无法生育，她这次坚持把孩子生下来，而男友却有了外遇。郭小美找来男友谈话，男友说，是自己过去太过心软，才导致如今的结局。

“是不是因为从小被抱养，你才觉得自己是没人爱的？”郭小美问思思，思思听后哭得更厉害了。郭小美后来在笔记中写，思思“因无价值感，从不会为自己争取任何让自己变得好起来的权利”。

思思后来离职了，回老家生了女儿。因养母改嫁，家里无力照看，她在男友家待产并生育，自己再回原厂打工。临走前，男友母亲对思思说，男友和女儿中，她只能选择一个。思思哭了，她计划挣了钱，就带女儿改嫁。回来后，她织了一双鞋送给郭小美，表示感谢。

但很快，思思又来哭诉——她联系不上女儿，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