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课怎么上,情商线上课

情商课怎么上,情商线上课

说到情商,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这个与智商相对立的概念,最早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现在已经进入了人们的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然而,与智商不同,情商曾被认为是通过后天学习来提高的。在西方教育界,基于情商培养的“社会情绪学习”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它也被引入世界各地许多学校的课堂,并从2011年开始在中国的一些中小学进行试点。人际交往能力可能是后天习得的,但背后的情绪真的可以“教”出来吗?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教育学者刘的注意。2015年,她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在之前对中国家长的采访中,她逐渐接触到了社会情绪学习的概念。这些家长普遍希望提高孩子除了考试之外的其他素质,但情感教育如何突破以“言传身教”为主的应试培养模式?毕竟,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沦为说教的“言传身教”未必比“身教”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刘觉得教育是“行”的,尤其是社会情感教育。

此外,作为一个可量化的指标,围绕社交情绪能力的一系列数据结果也影响着家长的焦虑。“班干部的社会情绪能力高于非班干部”、“与老师关系较好的学生,社会情绪能力更强”甚至“社会情绪能力对孩子的人生幸福具有决定性”等词汇不时见诸媒体报道。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刘的关注:“得出的许多结论是为了说明什么?\”

在为期一年的对话与实践中,刘与三位母亲一起,追溯了她们基于社会情感学习的育儿故事,关注了情感学习背后的育儿焦虑、母职与父职的妥协以及更具结构性的教育困境。这些新出版的书,《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究》,有比较完整的呈现。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的刘。我们聊到了社会情感,也聊到了现在青少年的情感苍凉,以及之前新东方家长的培养带来的焦虑。由此可以窥见社会情绪学习在中国十几年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思考。

为什么社交情绪学习越来越受重视?其实这和今天人们对个体心理状态的重视有关系。2021年底,《校园心理老师自述:成绩、霸凌、24.6%的抑郁检出率》文章将青少年面临的一系列心理困境带入公众视野。中科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可能有抑郁倾向。在参与心理咨询的学生中,有的自残严重,有的已经成为校园欺凌的实施者,更多的孩子是想来这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

类似的青少年社交情感苍凉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加剧了更早的校园危机。酗酒、逃学、暴力甚至自杀在当时的美国校园蔓延,这些都对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教育工作者开始思考,能否改变现有的教育方式,让学生从小就意识到如何处理个人情绪,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因此,社会情绪学习作为一种从教育角度应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尝试被提出。

如上所述,社交情绪学习也与“情商”有着很深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彼得沙洛维和约翰迈尔将个体处理情绪信息的能力命名为“情绪智力”,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不久后,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关于大脑和行为科学文章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rman)将其细化为五个维度,这也是随后商业化的“情商”一词概念的来源。在此基础上,1997年,美国非营利组织“学术、社会和情绪学习联合会”正式提出了“社会情绪学习”的概念。

社会情绪学习结构示意图。

根据该研究所的说法,“社会情绪学习”简单来说就是帮助学生掌握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合理地管理自己的情绪,能够对他人的处境保持同理心,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进而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目标。前面提到的“用心倾听”和“学会换位思考”也是社会情绪的细分。积极的表达方式让这个概念好像从提出来就不会招来反对。同时,对于强调核心课程而忽视学生性格发展的传统教育体系,也以修正的方式出现。因此,这一概念成为近年来美国教育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并借着20世纪末全球教育转向的潮流,在许多国家逐渐萌芽。

情绪真的可以“教”吗?许多国家的许多教育工作者仍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课堂实践中,刘还针对“引导学生用心听”的教学目标设计了一堂听力课。学生们坐成半圆形,手里拿着预先发放的白皮书。老师会按照固定的图形给学生统一的指令描述,希望他们能够理解用心听所传达的信息。结果,在同样的指令下,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形状。

按照说明却未能折叠好预设的形状,这是否意味着没有“用心听讲”?刘觉得这个判断有些武断,但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似乎都有这样的逻辑。在她随后与学生的交流中,她了解到,在一些学生看来,这是因为老师的指示不够明确。而学生们的解释也提醒刘好好反思一下。也许在这样的情感教育中,学生并不一定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教育对象。当老师甚至家长自己都对“倾听”产生误解,往往无法真正倾听孩子的想法时,如何教会孩子倾听?因此,她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教师情绪的研究。

相比于简单地倡导或批判社会情绪学习,她更关注曾经被忽视的教育现实,希望厘清其内在逻辑,而这样的尝试在当今这个国家筑起高墙、学术走向自说自话的时代显得尤为必要。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刘的采访。

刘,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教师情感、女权主义与批判教育学、跨国移民、性别与教育。同《让我听见你》。

谈论社交情绪:

情绪可以“教”吗?

新京报:

第一次听到社会情感学习这个概念的读者或许会好奇,“社会情感”指的是什么?它是能被“教会”的吗?

刘湘燕:这首先涉及到引入时的翻译问题,而翻译和文化又息息相关。社会情感学习的英文是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或者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如果只从中文来看,社会似乎是在修饰情感,但从英文看,社会和情感是并列的概念,共同修饰“学习”。情感学习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是社会学习?有研究者把它翻译成社交学习,似乎看上去更为直观。但是社会情感并不仅仅局限在个体社交这个层面,还指个体如何参与到社会中。费孝通老先生也提到过Social Skills是不是可以翻译成“礼”。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情感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它还牵扯到很多社会文化层面,乃至权力关系层面。

至于社会情感是否能“教会”这个问题,其实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国内,这都是正在被探讨的。现阶段,它的实践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体系化的社会情感学习课程,包括一系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分级教材,会逐步讲解什么是情绪,如何交友等;另一种是与其他课程或者主题相融合,比如我们熟悉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在美国就被视为与社会情感学习中“自我意识”、“负责任的决策”相结合的尝试,另外还有比如“同理心”主题,老师带着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也是一种融合。

《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究》,刘湘燕著,商务出版社2022年4月。

新京报:它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心理咨询的区别是什么?

刘湘燕: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目前社会情感学习主要是基于心理学的理论,在教育领域中被应用。但和心理咨询还是有些不同。当然,我不是心理咨询师,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只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理解二者间的区别。心理咨询这个领域目前有些混乱,听说国内已经取消了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认证,不知道社会情感学习是否将来也会面临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它们的受众不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社会情感学习主要是在学校实施的课程,针对的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而心理咨询的受众更广。它们背后的理论支持也不同。社会情感学习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多元智能和情绪智能,也就是情商的理论,而心理咨询是基于另一些理论流派的。还有,它们的目标也不同,因为社会情感学习是基于学校的课程,因而有明确或者说具体的课程目标。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维度或许是,心理咨询师可以进行社会情感教学吗?又或者社会情感学习老师可以做心理咨询师吗?我之前查阅过一些在美国使用的社会情感学习量表,在筛查和评估量表中,有一栏是“组织管理者”,其中细分了父母、教师,其中还有个别处注明有心理学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而有的要求只能是心理医生。这也说明了两者的区别。

新京报:如今,我们的学校中并没有一门叫作“社会情感学习”的课程,但是一直以来有德育课的传统,包括自小学阶段就设有《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这类课程,“社会情感学习”和这些传统的课程设置有什么不同?

刘湘燕:我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目前小学阶段开设的这类课程,也不好进行比较。不过我小学也上过《思想品德》课,就是政治课。不知道今天的《品德与社会》等是否也承担着类似的功能。我认识一位老师在学校讲《道德与法治》,他正在做一个把戏剧表演和课程相结合的课题。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情感学习。在美国,社会情感学习会通过活动和游戏的方式,向学生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的《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其实也承载着传递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功能。

但正如我们之前聊起的,教育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指的不仅仅是学习,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也不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不同,或许可以帮我们思考,到底可以怎么去做教育。我其实不太认同单独开设“社会情感学习”课程,它更像是贯穿在教育之中的,毕竟,我们不太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德育课。

《头脑特工队》剧照。

倾听课无人倾听:

社会情感学习的多重困境

新京报:结合你的观察来看,目前社会情感学习在国内的具体实践中是以什么形式,或者说都做了哪些尝试?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吗?

刘湘燕:它在国内的实践大抵是之前提到的两种形式,如果说去总结一种范式或经验,其实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我感觉目的性还是太强了。在美国的推广中,很喜欢引用一个数据,就是参与过社会情感学习的孩子,在成绩方面比没有参与的孩子高出11个百分点。然后很直接地说,社会情感学习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这就又落到了应试教育的逻辑里。在我们的实践中也有这个趋势。

其次,它容易流于形式。在西部省份的试点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情感问题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就花了很多钱做了一个社会情感学习APP,但实际上这个APP的使用率很低。这些孩子平常很少和父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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