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在疫情期间学到了什么，疫情开学大学生应该怎么做

吴正在照顾实验动物。

接到闭环管理的通知两天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实验楼B迅速进入静止状态。

学生们匆匆离开，几台电脑接上电源，散落在每个工位的桌面上，那里存放着一半的毕业论文。休息室的日历页停在三月，旁边放着一瓶没喝完的气泡饮料。实验室里，西红柿、烟草、水蚤、蟋蟀、斑马鱼静静生长，一点一点消耗着水分和养分。

3月13日，在大楼大门关闭之前，生命科学学院初三学生吴决定住进实验楼。

实验人才理解的危机与喜悦

吴正处于求职的关键时期。她想录一段在实验室讲课的视频来申请工作。休息室里有一张午休用的折叠床。吴从宿舍拿了几件衣服，收拾好洗漱用品，就和同学周楠楠一起搬进去了。

通知一开始封了两天，但随着上海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启封时间不定。吴向辅导员要了被子、脸盆和毛巾，然后从宿舍里调了洗发水和沐浴露，开始把实验楼当成自己的家。她住的休息室很“放心”，近70平米，宽敞，工作方便，在线面试也不会被打扰。

校园生活方式变了，但学习还得继续。两个多月来，吴已经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了网上答辩，参加了八次面试，拿到了四个offer，还有一篇论文尚未发表。

同样在疫情期间，吉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听说了吴的遭遇，非常羡慕。“我也想被封在实验楼里”。她从去年10月份开始写毕业论文，至今改了三个实验科目，都以失败告终。今年3月初，她刚开始第四次实验，实验室就被关闭管理。直到今天，眼看第二学年的研究就要结束了，实验还没有任何进展。

3月11日，是吉林大学实施宿舍封闭管理的日子，林慧的同学乔泽琦的实验已经结束。“如果再给我一两天时间，也许我能完成整个系统。”在离开实验室之前，他的实验成品仍然浸泡在溶剂中，没有经过分离和干燥。当实验室重新开放时，“很有可能东西不能用了。”他要花两个星期重新做一遍。

上海大学材料专业三年级学生黄鹏(音译)面临着更为焦虑的局面。他即将毕业，原计划从2月到5月完成的实验有30%没有做。“我觉得再过三个月，反正能拿出来，但是封了三个月。”即使在实验完成后，由于快递不畅，黄鹏制作的样品也无法送出学校进行功能测试。

前几天，黄鹏的班级统计了学生论文的进度，三分之一的学生说实验数据不够。没有数据，论文送审就有风险。虽然答复未定，但黄鹏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推迟了毕业时间。

很多天了，雪梨还是没有等到从上海送来的试剂和老鼠。这个郑州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二年级学生的实验只能一推再推。可老鼠送来的时候，郑州疫情又严重了，校外教职工被限制入校。学校饲养动物的实验室需要有人负责管理。在学校关闭期间，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接收老鼠。

雪梨解释说，她想在健康小鼠身上制造一种疾病的模型，比如脑出血，然后用药物等手段进行治疗，研究观察疗效。建模完成后，需要实时监控其状态。老鼠是很多科研人员的“必需品”。在社交媒体上，有湖南网友称，实验室封闭管理后，受试小鼠肿瘤继续发展，大小超出伦理范围。另一个上海网友说我的朋友在研究肥胖

华师大B楼实验动植物也面临类似风险。然而，吴和周楠楠住在这栋楼里，这成了学生们继续实验的“希望之光”。首先，他们帮助运输电脑和科研材料，然后他们帮助照顾实验材料，涉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两个月的时间，吴加了30多个新的微信好友，50多个同学通过各种渠道前来求助。

当一位师兄请吴照顾老鼠时，实验楼已经关闭了两个星期，所有的老鼠都死了。“实验不得不从头再来”。但是大多数动物和植物都得救了。起初，每天都会有一批用于实验室进行肠道菌群和宿主健康研究的斑马鱼死亡。吴试图停止循环水，定期更换。结果，情况有所改善，更多的鱼存活了下来。

实验用的原生动物需要用麦粒喂养。当吴得到一个同学的帮助来照顾她时，培养皿中的麦粒已经悄悄地发酵了13天，膨胀到硬币大小，黄色，有毛。吴把它移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有一个椭圆形的生物，边缘黑灰色，中间透明，正在“神奇地蠕动”，立即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它的“主人”。

也许只有“实验人”才能分享这份喜悦。吴总是小心翼翼。她知道这些实验材料的珍贵。西红柿需要每隔三四天浇一次水，但起初她每次路过都会进去看看实验室。换不同培养皿的麦粒时，要换一把镊子，镊子要遮光，以控制溶液浓度。

吴对的工作逐渐形成了一种秩序。她每天早上都去观察四楼和五楼的斑马鱼，换水喂它们。每隔两三天，她就给二楼的烟草植物浇水。给蟋蟀喂水的间隔是5-7天。她每周观察一次原生动物，顺便喂一些浮游生物。

人生的历程是缓慢而平静的，吴觉得很奇妙。“只要我喂它们，它们就会一直自然生长，尽管外面一片狼藉”。

作为回报，这位“实验者”还把喂给了吴。他们告诉她他们工作站哪个抽屉里有香酥面和螺蛳粉，冰箱里哪里藏着冰淇淋，让她随便拿。他们通过微信对她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有人给红包，有人说启封的时候请她喝奶茶。他们称吴和周楠楠为“实验B楼之光”。

社会学研究怎么会没有“社会”？

学校关闭后，南开大学社会学大四学生严昊只能在网上采访他的论文。去年年底，他在天津市和平区的社区做了3个月的实地调查，利用寒假整理资料。他原本打算开学后再回到“田间”。

”，完成剩下的研究访谈部分，“结果开学直接被封在学校了”。

闫豪发现，线上访谈很难观察到对方的神情、动作和语态，很难实现自然流畅的沟通，访谈效果不佳。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留了联系方式，原本他计划访谈10人，到最后只完成了4人。

前段时间他参加论文答辩，老师的评审意见认为，案例分析的部分不足以支撑起他提出的研究问题。“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资料不足。”闫豪总结道。这篇论文的优点是文献综述部分做得比较扎实，因为封闭在学校里，他有充分的时间去阅读理论和梳理文献。

与闫豪在同一小组答辩的12名同学中，除了闫豪，只有1名同学的课题是基于实地的田野调查完成的，其他同学都是跑数据做定量分析、做纯线上访谈或者历史文献研究。

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赵凡嘉认为，课堂上的专业知识“不是教给我我就会了”，是要走到社会中去实践。

赵凡嘉喜欢这个专业，迫切期待在实践训练中成长。但受疫情影响，她目前学科培养计划中的实训活动——包括外出摄影、广电实习、出国交流等，几乎全部被取消。“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有点丧气。”

与此刻正在读大二的学妹文雅相比，赵凡嘉还算幸运。大二的专业课程最多，理论性课程与实践性课程的数量虽然相当，但后者往往占据了学生们课后的大部分时间。赵凡嘉读大二时，出入校没有限制，在新闻采写和摄影的课程训练中，她跑了几个小区和店面去了解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情况，跟着采访对象体验了更改身份证信息的政务流程，拍摄记录了市内6家旧书店的经营现状。

由于封校，文雅这学期基本在线上听课，作业也只能在校内完成。在选题受限的情况下，新闻采写课调整了作业要求，不用完整的报道，只写提纲和思路。赵凡嘉觉得，提纲设想和实地采访，可能“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新闻摄影课取消了“社会纪实”作业，文雅只需要完成“南大风光”和“南大人物”两组摄影作品。“前几周还好，后来拍多了，觉得学校里也没什么好拍的了。”

为了完成作业，她需要比以往更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也因此发现了一些之前从未注意过的角落，例如学院楼后有一座小山，哲学院的入口是H型，墙上的爬山虎被阳光照射时，叶子的纹路会特别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不太像“新闻摄影”该有的样子。

文雅也为错过的教学资源感到惋惜：“过去由老师带队，去各地采风调查，去现场写报道，这个机会现在没有了。”

光是在校园里看见老师，都会让赵凡嘉感到惊讶，“因为学校里很久没有出现老师了”。管控最严格的时候，校外教职工不能进校。去年的无人机摄影课，老师带着学生去长江大桥拍摄，今年只能“在线上干巴巴地讲”。

华东师范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的研二学生陶亚更加茫然无措。一个月后毕业设计就要开题，她还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类型、什么主题的片子，甚至没法“为哪一件具体的事而焦虑”。这学期没有课程安排，她原本打算实习，3月初为了考教师资格证而短暂返校，就被封在了校内。

据她了解，上一届广电学生的毕业设计，多数是做动画和纪录片。今年再度受到疫情影响，陶亚猜测做动画片的同学会更多，因为只需要在电脑上操作就可以完成，有效避免“不可抗力”干扰，稳妥毕业。

他想练琴，“就像心里长草了一样”

5月15日，上海大学将游泳考试改成了线上考核。有网友对此调侃，喜剧电影中“让游泳这项运动彻底摆脱水的束缚”的“陆游器”设想照进了现实。

毕业生须通过50米游泳测试是上海大学的传统，此次理论考核只针对2022年毕业的本科学生，是疫情之下的特殊安排。

大学四年一直没通过泳测的徐多多松了一口气。她本来计划专门报个游泳班再学一学，但现在不必了。几天前她完成了这堂理论考试，只有一道主观题，题目是“在陆地上进行哪些动作训练可以帮助学习游泳”，字数500以上，在4小时以内交卷即可。

“学了两个学期游泳，至今仍是旱鸭子。”临近期末，金融专业大三学生乔可在朋友圈无奈调侃道。她大一时上过6堂线下游泳课。那时老师会在岸边讲解动作，学生们在水里练习。乔可学会了四肢动作，能在水里“划拉”几下，但还不会换气，没法通过50米泳测。

后来为了应对疫情，学校将剩下的几堂游泳课改为居家线上学习。老师上传动作教学视频，学生趴在床上或凳子上练习，将动作录制下来上传到学习系统，作为课程考核依据。今年乔可再次选修游泳课，还是没有下过水。

材料专业研一的许凯龙常常按照老师上传的示范视频，站立在地面上学习游泳。手臂前伸外划，一只脚站立不动，尽力保持平衡，另一只脚向外蹬开。同时，想象自己的脑袋伸出水面，吸气抬头看向宿舍天花板，肺部扩张，再吐气，把头埋回来。视频作业上传之后，许凯龙收到老师给出的指导意见：“伸手的动作要比蹬腿的动作先进行，不能同步。”

“动作看起来确实挺搞笑的。”许凯龙室友选修了网球课，他也要在宿舍里对着空气练习挥拍，还要在瑜伽垫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他们会在对方录作业视频的时候憋着笑，常常没法一次录成，要录五六遍才能选一个“比较正常的”。

上海师范大学钢琴专业的大一学生杨佳瑞一夜之间成了“网红”，他录了一段在寝室用iPad平板电脑音乐软件演奏钢琴曲的视频，在社交网络上获赞34.2万。

视频中他西装笔挺，头发卷曲，对镜头报幕鞠躬后落座，起腕抬手，指尖落在屏幕锁屏密码上。他在两台iPad和一部手机组成的琴键上弹出了《献给爱丽丝》，神情陶醉。曲罢起身时，熟练绕过了可能磕到头的床板。

封校至今，杨佳瑞已有两个多月没有碰过钢琴。这是他5岁学琴以来，除去中高考之外，中断练琴的最长纪录，“手指的灵活度一定会下降”。被封在寝室之前，他几乎每天都去琴房练琴。但现在，琴是碰不着了，只能偶尔在音乐软件上弹一弹。提到练琴，他的语速就开始加快，呼吸急促，“就像心里长草了一样”。

几乎每天晚上，杨佳瑞都会戴上耳机，坐在床上静静听一两小时钢琴曲。即使是同样的曲目，不同的演奏家会有不一样的演绎风格，杨佳瑞会幻想自己进入演奏当中，想“如果台上的这个人是我会怎么样”，然后“越听越兴奋，越听越睡不着”。

“做好最差的心理准备，迎接最好的结果”

吉大化学专业的两名研究生明显感觉到，“假期”来了。

导师的询问和催促，从一天3次减少到两周一次，“朝八晚十”的实验室生活不复存在。乔泽奇彻底关了闹钟，开始听从身体的节律。他在上午9点钟自然醒来，10点下床洗漱，不紧不慢地进入工作状态。累了就玩儿手机，困了就休息。如果不专门留意，“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林慧研二时戒掉了午睡的习惯。自从开始准备论文数据，她长期处于焦虑状态，“有时候不是不想睡，是紧张到睡不着”。心理压力过大时，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很难完全放松下来。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里，她完全脱离了实验室的环境，反而觉得心情平和了很多，得到了一种“由不得自己”的解脱。

“手机都玩爆了。”她打趣说，以前是挤时间玩儿，现在是玩儿累了才去学一会儿。她跟着室友下载了消除类和纸牌类游戏，在一个下午一口气看了4小时电视剧。这是她读研之后拥有的最长“假期”。

有一天，乔泽奇站在窗前刷牙，看到了一幅他入学3年都没见过的景象：楼下的空地上，“刘畊宏女孩”站成两排，对着手机跳操，旁边还有跳绳的、打羽毛球的。在封控管理之前，乔泽奇从来没见过楼下同时存在这么多人。

这里住的大多数是医学、药学、环境学和化学专业的研究生，“都是要去实验室的”。大家早出晚归，只是打个照面，很多人“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

但现在，天气好时，楼下几乎有上百人在活动。很多人在草地上铺着野餐垫玩桌游，也有人在两棵树之间挂了张吊床，躺在里面望着天空晃。乔泽奇又开始跳从前喜欢的街舞，和几个新朋友共舞，一堆人围着他们看。他觉得，好像青春回来了。

学社会学的廖智立发现，疫情封控会在校园内塑造出边界感，学生们会产生一种共同体意识，组织起来去建造和使用周围的空间，由此达成更亲密的联结。

读研以来，乔泽奇一直苦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所在的课题组每周只休息一天，他做完兼职，已经没有精力做其他事了。他研一时还办了张健身卡勉强锻炼，到研二时彻底放弃了。有次心血来潮，他买了6节街舞课，直到有效期结束，也没去上过一节。林慧上大学时还有夜跑的习惯，读研后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保持了。

广电专业的陶亚笑称，自己开始了“三和大神”的生活。在这种特殊时期，她希望能保持心理健康，不自我施压，“什么放松，我做什么”。她跳舞、看电影、和同学打牌，有时甚至是强迫自己去接受一种放松的状态。

林慧觉得，疫情帮自己分担了一部分心理压力。如果将来延期毕业，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不光是能力问题。

“假期”固然舒服，但她还是希望实验室能尽快开放。“其实辛苦才是我们的常态，无论怎么‘折磨’，我们都想做实验。”

不久前，林慧听小道消息说，实验室一周后就可以开放了。可靠程度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乔泽奇的街舞小队有段时间没活动了——因为几位医学专业的伙伴已经开始进入医院闭环实习了。

吴红霞记得，5月以来，陆续有5名学生进入了实验B楼，虽然仍要闭环管理，但终归可以开始做实验了。

自5月16日起，郑州大学的校外教职工可以陆续入校，李雪收到了实验试剂，开始联系学校实验室接收小鼠。

在浙江树人学院生物工程系，大三学生吴霄的实验搁置4个月后，终于重启。为了参加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他所在的小组从去年9月就开始着手准备实验，原本预计至少可以拿到省级三等奖。没想到受疫情影响，目前实验进度才刚刚过半，距离截稿日期仅剩一个月。霉菌的生长需要时间，无论怎样赶进度，吴霄觉得八成是做不完了。

他既焦虑，也坦然，计划着如果无法参赛，实验数据也可以用来完成毕业论文。他计划毕业后继续读研，这次实验中习得的知识与经验，对后续考研也有帮助。

总之，“做好最差的心理准备，迎接最好的结果”。

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