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泉：只凭一张文凭换一份好职业的时代结束了。

2021年3月2日，广东广州市海珠区乐康村600米外的城中街，数千名服装厂老板手持招工牌和样衣排队，等待工人前来挑选。图/IC

本报记者/陈伟珊

2022年4月18日发行，总第104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需要就业的1600万新增城镇劳动力中，有1076万是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已经取代农民工，成为讨论就业话题时最关心的对象。他们甚至被认为是实现今年就业目标的关键。

随着逐年扩招，今年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被推至数千万。然而，随着人才培养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逐步积累，在今年供需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加大。应该采取哪些短期和长期措施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就此问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很大。我国大学毕业生整体上是否供大于求？

曾湘泉：总体来说，如果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事实，中国的就业压力不是很大。与第六个总计划相比，第七个总计划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万。然而，目前，青年失业率上升的问题尤为突出。16-24岁人口失业率，即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今年1-2月为15.3%，比去年同期高2.2个百分点，远超城市调查“5.5%以内”的目标。

青年失业率高首先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性，即存在所谓的摩擦性失业，尤其是大学毕业生，需要经历“找工作”的过程；其次，经济下行导致需求收缩，短期总量矛盾突出；再次，结构性失业问题不容忽视，这关系到大学生能力的培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三个矛盾汇聚在一起，导致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很大。

在世界范围内，青年就业都受到经济繁荣程度的影响，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始终难言乐观。按人均GDP计算，中国人均GDP已跨过1万美元门槛，收入水平在平均水平以上。统计显示，一些高收入国家每10万人拥有12667名大学生，而中国达到了15467名。根据我们2004年《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的报道，基于各国毛入学率的比较，估计2010年大学生会供大于求。到目前为止，普遍存在的“过度教育”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即使是高中生也可以做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事务性工作，很多单位往往需要研究生。至于过度教育的原因和后果，包括名义上的过度教育和实际上的过度教育，可以参考我们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推动实施更高质量就业》。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供需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社会平均工资中应届毕业生平均工资的降低。这个比例从高校扩招开始就一直在下降，直到2011年，从110%到120%到60%。在一些企业，工资水平甚至出现了新的“脑体倒挂”，这充分说明供求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关于年轻人更喜欢送货而不是进工厂的讨论不断。如何看待大学毕业生就业中的结构性问题？

曾湘泉：随着去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蓝领工人需求萎缩，招工难有所缓解。然而，需求的暂时收缩并不意味着结构性矛盾不复存在。蓝领劳动力主要被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吸收

此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学校、专业之间。有些专业是“红牌专业”，失业率很高。这些专业门槛低，招生规模大。比如法，失业率超过30%。还有一点也需要高度关注，就是就业市场的歧视性招聘也加剧了结构性矛盾。比如对“双顶”学校的要求，对硕士、博士学位的要求，让一些本来就就业困难的群体更难找到工作。

总量关系到短期的经济繁荣，一旦经济繁荣增加

，劳动力是否拥有岗位需要的知识，特别是是否拥有硬能力和软能力，便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因此结构性问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更长远和更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两亿，对这种规模越来越大的就业形态应该如何看待？

曾湘泉：灵活就业不是一个统计范畴，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对应“正规就业”和“标准就业”概念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标准就业”。正规就业指的是有劳动合同、提供社保和法律保障的单位雇佣。个体工商户、小时工等则属于非正规就业的范畴。灵活就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国内概念，很难进行统计界定，灵活就业英文flexibility of employment，其本意指的是“就业的灵活性”，灵活可以是时间的灵活，也可以是空间的灵活，比如一些远程可以完成，不需要坐班的正规就业，也是灵活就业。但现在媒体，包括政府一些文件所说的“灵活就业”更接近“非正规就业”，或者国际劳工组织讲的“非标准就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文说灵活就业更中性些，没有褒贬的含义。

如果从上述非正规和非标准就业来定义和统计，中国这部分灵活就业的人数确实规模很大，按照我们的估计实际已超过2亿人，占比相当高。“灵活就业”也有占比过大问题，其中存在一部分人因为观念改变，出于自身意愿选择“灵活就业”，包括到新经济中的平台去灵活就业，但也要承认，有很多人是找到正规或标准工作有困难，成为一种无奈选择，这部分人的就业质量，无论是客观的收入和保障，主观的满意度等均较低。从长期来看，包括平台经济在内的各种“灵活就业”，都存在稳定性、可持续性以及职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加强深入研究和提出应对的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从而有效地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

曾湘泉：短期内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比较有限，一方面可通过扩大毕业生“见习计划”规模，让其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另外一方面要容忍失业率暂时上升，估计伴随疫情防控好转，经济加快增长，矛盾会有所缓和。

从长期来看，要加大改革力度，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我们最近提交了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应该在部分高校就业率较低的专业中，启动从招生-培养-就业的“一条龙就业信息反馈工程”。在招生阶段，打通信息共享渠道，要求试点高校在对外招生时，发布各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就职单位和工作岗位等完整信息。对于报考人数较少、就业率较低或匹配度差的专业，要采取限期整改、合并或停办等措施调整招生规模，并将此纳入财政资金是否继续支持决策范围。

在培养阶段，要求高校紧贴新兴产业发展趋势修订和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大学生人才培养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收集整合“课程、竞赛、学业、实践”等大数据，对大学生进行分层、精准、个性化指导，帮助其评估就业选择路径、收益与风险等。特别是，要针对高校重概念、轻实践现状，大力推动构建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在内的人才培养“能力清单”制度。

在就业阶段，要充分发挥政府就业指导部门的相关职能，完善就业见习补贴政策，积极促进高校和企业对接，鼓励中小企业为大学生提供“业务和管理”相结合的“就业见习”岗位。政府要健全大学生灵活就业保障机制，为自由职业、平台就业的大学生提供社保补贴、养老和医疗保险，为有创业意向的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场地及税费减免等措施。

中国新闻周刊：近期社会上有关于在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中应该更重视普通高中，还是同等重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讨论，讨论的背后是对于现有人才培养体系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的焦虑，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曾湘泉：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及其讨论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思维阶段。我个人在前些年说过，应该是将教育改革至少放到与规模扩张同等重要的位置。目前各界争论的普高与职高比例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实不论普高、职高，还是本科、大专，各类学校都普遍存在不重视人才需求分析，能力或素质模型缺位的突出问题。从理论角度来看，不要再讨论是否需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而是要聚焦如何提高各类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无论普高或职高都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简单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不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问题的讨论要引向如何通过改革，培养出有能力的就业市场需要的人才。我们当然不能走“休克”疗法的路子，但渐进式改革也需要树立长期目标，且要实实在在地推进改革。

其实这也不是新问题。2004年时，咨询公司麦肯锡就曾针对上海75家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访谈发表过一个报告，其结论是中国面临人力资源困难。报告认为，中国每年培养160万名年轻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但只有10％可以满足跨国公司的语言要求和能力要求，而印度是25％，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到企业调研会发现，企业非常焦虑，有企业负责人反问我，“你们大学都培养出一些什么人啊？”不要说毕业生的责任感、思维能力、团队精神等有所缺失，就连阅读、写作、听说、计算等这样的基础技能都存在问题。哈佛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选修，但说明文写作则是必修课。中国的大学鲜有开设写作课，而我们知道，作为一名文科生，其生命的80％要在阅读和写作中度过。

所以说，应该强调以能力为导向的教育体系改革。无论研究型大学或教学型大学，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获取，但能力要结合实践才能获得。2006年，我曾到意大利参加一个活动，期间到意大利都灵大学观摩，当时旁听了一节管理学院的营销课程，5名研究生分别上台，展示为摩托罗拉一款傻瓜手机在都灵市场销售设计的营销方案，老师是摩托罗拉都灵地区的销售总监。可以想见，这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能很好适应营销岗位。

总的来说，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深入和系统思考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同时个人、学校、社会都需要改变就业观念，在新的形势下，仅仅靠一张文凭就能换得一个好职业的时代应该说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