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学家王弘治，古汉语专家王弘治

6月30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红志在上海图书馆西区三楼音乐鉴赏室开讲，为观众推荐和解读著名语言学家郑章尚方的新书《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王红志坦率地说，这本新书应该由张铮方上老师亲自交付。可惜不是假年，张铮老师已经在2018年5月19日去了鹤西。年轻一代的王红志曾是张铮的亲师，参与了该书的编校工作，熟悉张铮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所以他代替张铮完成了这次讲座。

讲座现场

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

郑1933年生于浙江南部的温州，这里盛产语言学家。1992年以前，上海被评为教授的语言学家有6位，其中4位是温州人。这是因为温州话保留了很多古汉语音韵，所以和北方人相比，温州人在学习音韵方面占了优势。

郑

当郑被他叔叔的父母抚养长大时，他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温州话，于是他对方言学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向“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借了《现代吴语的研究》，通过自学，掌握了用国际音标描述方言的方法。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年。

当时，由于家庭问题，张铮方上没有办法上高等学校，高中辍学，然后短暂地在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学习了地质地球物理勘探的专门课程，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正规教育。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做地质勘探工作，但他一直坚持自学语言学。

尽管张铮方上没有大学学位，但她在1964年通过在中国语言学的最高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长文《中国语文》和《温州音系》而出名。同年调入浙江方言调查队，成为专业语言学家。

郑《温州方言的连续变调》，中华书局，2008。

当然，张铮方上之所以能够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也有赖于众多资深学者的支持和帮助。“比如老师定期从工资中拨出50元支持的学术工作，王力老师以大师的博大胸怀接受晚辈对其古音系统的纠正。李荣老师很珍惜张铮在方言研究方面的天赋，破格把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红志介绍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铮方上被分配到温州渔具厂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样被分配工作的潘武云老师。他们一起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声音。最终，“十年磨一剑”，两人创造了“张铮-潘”的古汉语发音体系。

年轻的张铮方上和潘武云

改革开放后，张铮方上真正获得了学者的声誉。随着国家的开放，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1981年，张铮方上写了《温州方言志》，用油印本在全国各大学发行。1993年，张铮方上在夏威夷大学做了一次讲座，《汉语上古音系表解》被与会的法国学者夏加尔翻译成英文，在《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法国出版，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关注。郑-张-盘古音系与俄罗斯斯塔奇、美国白一平、法国夏加尔并称为新一代中国古音建设的“世界三杰”。

除汉语音韵学外，张铮方上在汉语方言学、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读者普遍不知道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系列的《中国文化通志》，其中《东亚语言学报》的方言部分，作者是张铮方上。

《吴越文化志》

王红志还特别提到了张铮方上对《吴越文化志》的研究。“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曾经借给我一本李的《周易》，里面写满了数不胜数的评语，都是o

所谓汉语史，就是汉语制度的发展史。描述和探讨了语音、句法、词汇等诸多语言要素产生、变化和消失的过程、动因和原因。比如汉语是怎么产生的？文言文为什么消失了？白话文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方言？等一下。这些问题都可以纳入中国历史的研究。

清代的《甘家朴学》已经包含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思想萌芽，当时的人们强调学习要从文字入手，训诂要以音韵为纲，训诂要以训诂为纲。如顾曰：“读九经须自省，考从知己始。”段玉裁说：“韵清六书明，六书明古经皆不通。”钱大昕说：“古人以声表义，后人分声义。但是，没有声音，只是空谈仁义。我从未见过它善行仁义。”张之洞说：“小学学经学的学者，经学可信；经学史者，其史学可信。”

“甘家朴学”虽然在学术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但它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学问。将现代科学手段引入汉语史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学者是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他的博士论文《周易通义》为现代汉语音韵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俄罗斯汉学家冈和泰、德国汉学家孔顾浩、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俄罗斯汉学家叶洪托夫等人都对汉语音韵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甚至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西方学者“斗室”的局面。“当然，这里的‘斗室’不一定是贬义。”王红志说。

2018年刚刚去世的俄罗斯语言学家Yahontov。

在西方学者的刺激下，中国学者正在奋起直追，加入到古音的研究队伍中来。比如以革命家闻名的陈独秀，他就曾经研究过音韵学。中华书局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张铮在《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一书中介绍。此外，王荣保、林语堂等人的研究表明，当时研究汉语音韵学是学术界的一种时尚。傅斯年在1928年创建了中央研究院。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最能体现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学术机构。

《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谈到：“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郑张尚芳的古音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发展脉络下展开的。王弘治介绍，在1970年代“冷战”、“文革”、中苏敌对等隔绝声气的大环境下，白一平、斯塔罗斯金、郑张尚芳三位学者各自独立完成了六元音的构拟，但是他们的工作都深刻地受到李方桂的构拟系统和雅洪托夫“圆唇元音假设”的影响。三位学者对彼此构拟系统之间的高度相似都深感意外，这正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虽小道，必有可观”

郑张尚芳的《胭脂与焉支》精选了他从2006年开设新浪博客以来的83篇博文。王弘治引用古人的一句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来评价这些篇幅不长的小文章，认为它们体现了郑张先生“深湛学养的厚积爆发”。

那么书中都有哪些颇具启发性的知识和内容呢？

例如，在《东南、西北的本义是什么？》这篇文章中，郑张尚芳先是引用《说文解字》，肯定了“东、西”源于动词“动、栖”，“动”是起动，“栖”是栖息。因为古人建造房屋一般都是坐北朝南，所以“北”源于“背”。王弘治指出，郑张先生对于“南”源于“任”的语源解释尤其令人信服，因为古语“任”是动词“怀抱”的意思，而且“南”和“任”在古音上十分接近，由此可以判定是“任”相对于“背”。这个例子也说明，用汉字字形去推测本义往往是错的，而应该像乾嘉学者强调的那样“因声求义”。

又如《东西为什么叫“东西”》，郑张尚芳赞同有学者提出的古人用“东西”指代什物是源自唐代长安的“东市西市”，但他认为这种用法是从宋代两都扩散开来的，到元代已经进入日常用语。王弘治据此又举出《木兰辞》的例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又如，王弘治从郑张尚芳《禁忌语的理据》中对吴语詈词“十三点”的解释得到灵感，进而对“十三点”有“痴傻”意的语源另作新解，其中具体的来龙去脉可以参见他在“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上发表的《十三点与白乌龟》。

除此之外，郑张尚芳还做过很多史地考证的研究，比如本书第一篇文章《“支那”真正的来源》就为大众澄清了长期以来关于“支那”一词的误解：

首先，“支那”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它在印度本来含有“文明智慧之国”的意思，并非是对中国的贬称。其次，“支那”的对音应该是“晋”，而非大多数人因袭认为的“秦”，理由是，“秦”的古音构拟一直读浊音，而Cina的声母应该是轻音。另外从中外交通史看，晋国也是北方草原胡人最早接触的“中国”，故而他们用“晋”转音的“支那”来称呼中国，后来逐渐被印度和西方人接受。这种交通史上的语言现象现被称为“从邻称”。

讲座最后，王弘治还举了日语的例子说明掌握汉语音韵学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理解日语，而阅读这本《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或许就能激发起普通读者对汉语音韵学的兴趣。

《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