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考古学家，社科院考古所王巍

王伟

我从事考古工作40年了。研究东亚古代文化交流，带队发掘河南偃师早期商都遗址、陕西周元祠堂遗址、安阳殷墟.我可能是考古领域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最多的人了。

1995年，我在日本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是关于中日古代皇权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九州大学授予我博士学位后，广岛大学向我伸出橄榄枝，聘请我为副教授。我算了一下，我的年薪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

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一年不到3000，翻了100倍。这真的很诱人。我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觉得既然是学考古的，就要研究古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无法与日本相比。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回国踏上了我的考古之路。

王巍

我做过钳工，自学过几何，最后考上了考古。

1954年，我出生在东北长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初中毕业后，我去农村插队。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一月份。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里里外外都很冷。每个人都戴着帽子睡觉。两年后，我被调回长春的工厂，又当了五年工人。

1977年10月，全国高考恢复，23岁的我报名参加。当时考完试就报了志愿。当初选择志愿的时候，本来是希望报考理工科的，但是想到自己才上了初中一年半，又怕自己数理化知识不够。这时，一位熟悉的长辈告诉我，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科，我们不妨考虑一下。

其实那时候我对考古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看到一个纪录片《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里面有秦始皇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中国的文物这么丰富多彩，我就觉得考古可以周游各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所以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作为第一志愿。

1979年，王伟还是一名大学生。

文科考试要考数学，但是我初中那点数学知识估计出吉林大学了。还好我在工厂当学徒的时候学的是锁匠，锁匠需要掌握平面几何的知识。妹妹初三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学平面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得益于这段自学经历，我数学考了35分，使我得以进入吉林大学学习考古。这让我深深体会到，——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田野考古是在1979年的春天，当时我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筛子岭罗遗址做考古实习。当地是个贫困村，农民一天只能挣几毛钱。我们住在老乡家，条件很艰苦。我们睡在可加热的炕上，那里有虱子和跳蚤，没有地方洗澡。没办法，我让我妈给我缝了一条床褥，上面有两个可以扣紧的口子，这样虫子就进不去了。

那时候当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我们在附近供销社买手套等劳保用品，开发票，他们把考古队的“古”写成了“骨”，让人哭笑不得。

探索文明源头的工作仍在继续。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挖掘的第一个遗址是燕国首都和北京房山刘立河西周贵族墓地，历时五年。然后，我被单位送去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日本出版的中国历史书籍，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开始中华文明的，并认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只是一个传说。这给了我强烈的刺激。作为中国考古学家，我们感到惭愧的是，我们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黄河中游等地有了大量新的考古发现。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杰出学者苏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布满星星的理论。

从日本回来后，我遵照张中培老师“回归主战场”的指示，专注于中国商周考古。1996年8月，我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于当年秋季带队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宫殿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恰好从1996年开始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我有幸直接参与了断代工程。2002年至2016年，我领导了“中华文明探索工程”。

1989年，王伟在日本奈良发掘藤木古墓。

今天，探索文明源头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日本留学的三年时间里，正是80年代末，日本经济非常发达，考古事业非常繁荣，大众对考古非常感兴趣，考古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很高。看到当时日本考古已经开始使用电脑和各种测量仪器，看到考古学家有良好的国际视野，积极向大众传播考古成果，这些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这次学习经历中，我一方面学到了日本考古学对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国考古学可以向日本考古学学习的东西，感受到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回国当了考古所所长后，努力让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也是颇有成效的。

考古的独特魅力：它给人以期待和希望。

考古学这种学科，经常需要人在野外爬山涉水。有些像地质学，但考古学有它独特的魅力，给人以期待和希望。虽然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遇到三星堆，但每一项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学术任务和目标。通过自己的挖掘和调查，总会有收获。

一位著名的考古学教授工作了一辈子，但他挖掘的坟墓从未产生过青铜器，在他之前。

60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宝鸡石鼓山。

考古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初出茅庐的青年考古人，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也许就会改写历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学者，依据当时看到的考古资料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几乎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难以解决的。

2016年，王巍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察玛雅王陵。

考古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每一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成果，都会让国人、乃至世界，更加了解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多么丰富多彩、灿烂辉煌。而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延绵五千年，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人生观价值观，都可能在考古发掘中找到它的原型，梳理出它的传承脉络。所以，考古学家看待万事万物时，会拥有一个历史纵深的眼光。

考古学家在发掘的时候，会感觉在和祖先对话。比如，发掘一个居住遗址，房子当中有一个灶，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可能有一个三四口之家，围坐在灶炕边，取暖、烧烤；屋内其他地方比较平坦，可能是他们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些正在制作中半成品的石器、玉器，那会不会是儿童的玩具呢……

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走出国门看世界。我也希望更多海外留学的学子，将来能够学成归国，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民族的发展，这是我的心里话。

现在回想，当初回国的选择非常对。在国外发展再好，也不如在自己国家研究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的意义更大。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是30多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年轻人在做人生选择时候，要考虑长远而不是一时。

考古是一个朝阳学科，国家越来越重视，大众越来越感兴趣，考古学家和考古新发现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现在，我们考古科技的设备和水平，已经和世界发达国家比肩，年轻人大有用武之地。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考古队伍，加入这样一个既有挑战、又有光明前景，肩负重大责任、又能实现个人价值的专业领域。

责任编辑：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