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院士回忆录|杜江峰：走过中科大少年班最难读的时光

杜江峰差点没考上大学。

如果不是14岁就自己做了决定，中考后他可能会进入上海的一所中学，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杜江峰，1969年6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83年，初中毕业后，他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当时中专是比较热门的选择。父母希望他能上中专。然而，在杜江峰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简单而纯粹的愿望，那就是上大学。为了看一看大学，他没有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是直接修正了升学的愿望，顺利考上了江苏省天一中学继续深造。

活泼而又严谨的老师，天一中学初级班创新的教学模式……在天一中学，杜江峰收获了快乐的高中生活，提前拿到了大学的“入场券”。

1985年春天，一张手写的试卷，一场目的不明的考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那一年，年仅16岁的杜江峰顺利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招生笔试和面试，被直接保送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从学士、硕士到博士，杜江峰在学术研究上越走越远。

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动态解耦技术，将真实噪声环境下固态电子自旋的量子相干时间提高了三个数量级，向量子计算等应用的实现迈出了重要一步。首次在室温下获得单个蛋白质分子的顺磁共振谱和动力学性质，被《科学》杂志评价为“引领活细胞中单个蛋白质分子实时成像的重要里程碑”；成功研制出国际首台具有单核自旋探测灵敏度的单自旋脉冲磁共振谱仪.

毕业后，杜江峰主要从事量子物理及其应用的实验研究，在量子物理的实验技术和先进仪器设备，以及量子物理在精密测量科学和信息科学中的应用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国际研究成果。2015年，杜江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杜江峰从不回避谈论读书的辛酸，但也从心底里享受着投身学术研究的快乐。在他看来，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就像是完成一个挑战，既挑战了自我，也挑战了这些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谈学习：14岁修改中考志愿。

新京报：你小时候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

杜江峰：我小学时跳过一级，我只学了4年。父亲当时是小学校长，工作变动频繁。所以，小学阶段我去了五个不同的学校。短的只呆了两个月，长的只有一年。每次换新学校，教室里给我一张桌子。虽然频繁转学，但是成绩特别好，尤其是数学。记得我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五年级的数学竞赛。有时候没事就去别的年级的教室听课，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1983年，我初中毕业，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比重点中专高，我的成绩还可以，所以父母希望我能报考中专。我填志愿的时候，他们给我选了一个上海的中专。

那时候我只知道上了中专就上不了大学，心里有个想法就是想上大学。那年我14岁。顺着内心的想法，我直接修改了中考志愿，选择了报考高中。当时天一中学是我所在区唯一一所知名中学，所以我选择了它。

北京

当时天一中学的办学条件比较成熟，师资也很好。有活泼的年轻教师，也有教学态度严谨的老教师。老师有的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的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天一中学很早就成立了少年班，挑选适龄、成绩优秀的学生因材施教，为中科大少年班输送了很多人才。1984年春，天一中学初级班在该校招生。那时候我特别爱玩，所以没有参加招生会，最后也没能参加少年班。好在1984年底，初级班又招生了。我考了第一名，获得了少年班候补委员的身份。

初级班的教学模式很特别。学生不需要待在固定的班级上课，可以跨年级上课。比如高二的学生可以选择在高三上课。少年班的教学方式也比较创新。不同于一周几节课的碎片化教学，少年班会在短时间内教授一门课程。这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学科的整体理解，培养学生快速掌握知识重点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杜江峰在天一中学学习时的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谈保送：差点错过中科大少年班入学考试。

新京报：你上天一中学初级班时有什么印象？

杜江峰：1985年3月，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参加考试。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中科大少年班的入学考试，甚至因为报名太晚，考试的时候没有试卷，只能由老师手写一份。

我记得考试是下午两点开始的。结果睡过头了，两点半才出门。当时学校宿舍管理很严格，下课时间宿舍门都是锁着的。为了考试，我不得不从宿舍二楼的窗户爬出去，踩着宿舍一楼的雨棚，从那里跳下去。

试卷非常有趣。老师当着我们的面纠正，然后问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想法。试卷中的两道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个是填空题，和排列组合有关。老师扣了我6分。我和老师讨论这个问题，说他扣错了，因为书上写的。他问我书上的说法，让我把高三借的课本带来。他看了课本后给我解释说课本上的概念不严谨，但既然书上这么说，这个问题就不是我的错了。

还有最后一个18分的大题。我要了两张A3草稿纸，写下我的计算过程。改卷的老师

很疑惑，他觉得题目很简单，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内容。之后他突然反应过来，问我是不是那个迟到的孩子，得到我的肯定回复后他特别高兴。后来我才知道，考试前老师将这道题用到的微积分公式写在了黑板上，后又将它擦去，我因为迟到没能看到，只能自己先推算出公式，最后结论也是正确的，顺利拿到了这18分。

新京报：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被保送的消息？当时是什么感受？

杜江峰：1985年4月，我得知自己被保送到中国科大。我记得当时作为班长的我正在和班委们开展班会活动。活动结束时，老师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杜江峰被中国科大少年班录取了。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我脑袋发蒙，因为那次考试考完后我就忘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保送考试。

那年的5月到9月开学前，我就痛痛快快地玩。那时，班主任还天天盯着我，让我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高中生活很幸福，基本上一路玩过来，也没有经历过题海战术和高考。

谈大学：日程规划精确到分钟

新京报：进入大学后为何选择了近代物理系？

杜江峰：1985年我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后即转入近代物理系学习。近代物理系是我自己选的，当时觉得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很“高大上”，也属于比较高深的领域，再加上这是中国科大比较强的院系，所以选择了它。

新京报：你记忆中的大学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杜江峰：在进入中国科大前，我没有什么压力，失眠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可以说是哼着小曲进的大学。刚入学时心情很激动，但剩下的就是痛苦了。一方面是因为之前4个月我玩得有点狠，另一方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水平不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记得1985年，有多名省状元进入中国科大，他们学的内容更多，和他们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从小养成的自学能力。

进入大学后第一个坎就是化学必修课。因为我高中化学基本没有上过，只能找人给我寄高中的化学课本，然后再自学。

现在回想起来，大一、大二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读书最苦的时候。当时付出了很多，但成绩未必理想。最难的时候，我也想过不读了，想着这辈子再也不学习了。

新京报：面对这样的困境，当时是如何克服的？

杜江峰：当时身边的同学学习很认真，我们有句话叫“不要命的上中国科大”，而且学校的学风非常好，后来我渐渐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觉得在中国科大读书还是最好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的老师们教学很认真，学生也很认真。那个年代可供选择的娱乐不多，大家都比较单纯，学习也很纯粹。

前几天，我搬家的时候翻到当时大学的一本日记本，那时我的日程规划都精确到分钟，比如早上5时55分起床，晚上12时睡觉。

越往后我越发现，虽然研究、读书很苦，但乐在其中，我是发自内心地享受读书的过程。本质上，学习研究的过程就像在完成一种挑战，既是挑战自我，也是挑战这些难题，做久了会上瘾。

2000年，杜江峰博士毕业。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毕业后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杜江峰：20世纪90年代末，量子计算在国际上开始热起来，我应该属于国内最早从事量子计算研究的那一批人。

2002年发表于美国《物理评论快报》的一项关于量子博弈的实验研究成果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早期的实验很难，当时我们实验室做的是原子核自旋的量子计算，那时全世界做这个实验的可能只有几个组。

《物理评论快报》在物理专业领域中是最好的杂志之一，这项研究也是国内量子计算实验研究工作首次在该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审稿意见认为该工作“是首次在实验上实现量子博弈”，“该文的工作既新又有意义”。当时我们这个研究发表之后，《自然》杂志、美国物理学会、欧洲物理学会等国外主流的学术媒体都做了报道。

而后，我们在基于自旋的量子计算和精密测量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和拓宽。2009年完成的保护自旋量子相干动力学解耦实验、2015年完成的单分子磁共振实验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相关量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和《科学》发表之后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杜江峰指导学生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对今年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何寄语？

杜江峰：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祝愿考生们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让自己的高中生活有一个完美的结果，也欢迎大家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杜江峰对高考学生的寄语。 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杜江峰，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1969年6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85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于近代物理系获得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新京报记者 吴苹苹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