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宋代史学近世化：基于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考察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邓锟

摘要：与西方比较看中国的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学术视域。 将西方地域化，可以看出宋代与西方史学近代化的起源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创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始，也是与西方以前的原生性相接触的具有近代化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 由此可见中西史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一致性和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近代以来，中西成为比较重要的史学研究视角。 这些比较既有欧洲中心论的背景，也有反欧洲中心论时不自觉地从欧洲文化模式出发，陷入了以殖民者模式反殖民的怪圈。 后殖民主义启发了新的中西比较模式，即欧洲文化模式的“地方化”。 这样可以将中西方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进行比较。 中国史学近代化表现为“西化”，而西方的牵引方向与中国史学固有的理路相近，是“西化”迅速完成的深层原因。 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依据存在于自身而不是外来的影响。 通过中西史学的比较和两者一致性的发现，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特点和史学自身的发展理路。 ( ) )为

一.发现宋代史学近世化的特点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是梁启超以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的确，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效仿西方的学科体制、史学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史学近代化。 然而，跳出单线进化论的视野，反思已经出现的西方史学近代化历程，不难发现西方史学的近代化要素并不是西方史学的开创性发明，而是出现了作为超地理范围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史学自身理路的西方。 具有普遍性的史学近代化要素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早于西方。 梁启超以来，学术界普遍以传统史学为“旧史学”，其中很难看到它曾经产生的史学近代化因素。 这些因素为20世纪中国史学迅速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提供了思路。 这些史学近代化要素的起源阶段，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世化”阶段，即具有近代化特征的前近代时期。

由于对中国原生性史学近代化要素的认识长期以来被遮蔽，在重新认识中国史学近代化时必须以西方史学近代化为参照系。 但在将西方史学传统地域化的比较视域下，这只能意味着，以西方史学近代化为行业已经出现的、根据了解史学近代化因素的线索，既不是单线进化论意义上的普遍途径，也不是中国史学的评判标准。

应该看到，无论中西史学近代化因素，都不可能突然产生，一定有其历史渊源。 西方史学一般将史学近代化要素的起源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中国的史学近代化因素实际上来源于宋代。 中国宋代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是“巨人需要的时代”，出现了“学识、精神、性格方面的巨人”。 恩格斯关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研究、社会观念和科技发展的巨大变革。 这就是史学近代化要素产生的背景。 宋代也出现了类似神学观念的突破、自然认识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宋代的中国和文艺复兴的欧洲都以回归千年前的古典文化为形式提出要求，发生了观念变革，引起了史学形态的转变。 这种情况在中国发生得更早，但中国史学质变意义上的近代转型晚于西方，表现出中西历史发展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 这是因为历史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不能像时间一样均匀发展，也不一定会变成线性发展。 因此，有必要根据中西史学的特点进行类型化比较，注意中西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同类现象不一定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不能用物理时间进行机械化比较。 历史的这种特性表明，历史和史学有时并不严格对应。 为了尊重现有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观念，本文选择宋代作为史学的近世化时期。 这一时期合理化历史观、政治功利主义等一些现有史学要素实现了辩证意义上的“质变”，开始表现为近代化史学要素，给宋代史学带来了巨大的转折。 ( 11 )是二十世纪史学近代化要素原生部分起源的时期。

为了发现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有必要对照已经明确的西方情况。 在西方，史学是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世纪的欧洲史学一改古典时代以来的低地位，发展势头强劲。 历史主义与主张历史单线进步的启蒙思想相契合，孕育了从历史连续性探讨历史因果关系的学术理路。 从维科( Giambattista Vico )到黑格尔的历史进化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成为西方史学近代转型历史观水平上的指挥棒。 培养这一观念非一日之功，必有先导； 历史观创造新的历史学需要史学方法。 史学的近代变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 彼得拉克的历史三段论后来引导历史学家探讨人类的历史阶段和变化，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古学( antiquarius/antiquitates )和文献学( philology )则为近代史学提供了不同于叙事传统的历史考证( 12 )。

正如余英时所说，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内在的道理”( inner logic )。 不同地区的主要文明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产生相似的文化因素是一种表现。 贝丝( Karl Jaspers )注意到世界主要文明的“轴心时代”，( 13 )堺屋太一注意到了世界性中世纪结束的必然性和近代精神的萌发。 ( 14 )宋代出现了欧洲这样的大变革和现代化因素的增加，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中西文化发展的共同内在理路，而史学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西方史学近代化强调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走向专业化，重点是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变革。 宋代史学出现了大致相似的趋势，早于欧洲，成为史学近代化的引领者，并不像西方史学家想象的那样缺少变化。 ( 15 )从近代以来的史学观念看，中国古代史学应该包括史部、经部和子部、部中的几个部分。 因此，对宋代史学近世化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史部”。

二.历史观的近世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宋代在历史观方面出现了重要的现代化因素。 前者对基督教传统持怀疑态度，必须复兴古典文化； 后者对汉唐经学的传统心存疑虑，希望继承孔孟之道。

第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观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与以往的历史阶段论不同，宋代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从宗教的角度开始用“黑暗”和“光”来划分时期，人文主义者用“黑暗”隐喻( metaphor )来表示完全无视古典文化的历史时期。 ( 16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佩特拉克赋予了“黑暗”隐喻新的内涵，薄伽丘、菲利波维拉尼、吉贝尔蒂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世纪是抛弃古典文化的“黑暗时代”( Dark Ages )，之前的阶段是古典时代，之后是古典文化复兴)的现代，这样的历史三阶段论自然形成。 历史阶段的划分意味着彼得拉克超越了“无论古今中外”( anachronism )的观点，这是近代史学的理论基点。 ( 18 )这种历史阶段论源于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时代的向往。

与人文主义者向往古典时代而产生历史三阶段论一样，宋儒也发挥韩愈的道统学说而形成历史三阶段论，打破了历史循环论在儒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 19 )。

韩愈发挥《孟子尽心下》所述儒家传承，宣传儒家道统，将历史阶段分为孟子以前的儒道传承时代和孟子以后的儒道“不准其传”时代。 ( 20 )韩愈和弟子李飧发挥孟子的心性，使心性论成为儒家正统标准。 宋初孙复道统、宋代“逾唐越汉……思复虞、夏、商、周之治道在圣世”( 21 )的提法。 石介作《三朝圣政录》也有以宋初为治世为后世立法的意图。 二程发扬韩愈之说，标榜“道学”，即后代所谓“理学”，自命为儒学的正统性，无意中造成了比较明确的历史阶段划分。 二程继承了韩愈、李飧的心性论，因此历史阶段划分也以心性为标准。 程颢强调，孔子创造《春秋》，是“人道准备，天运周矣”的黄金时代的叫嚣，此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圣王不再制造……顺天时治不再”。 但《春秋》是保留“先王之道”的“百王不易大法”，( 22 )按理说，复兴当时先王之道的道学带来了复兴时代。 程颐对此直言，他根据心性标准，认为孟子死后是“天下贸焉莫知所，人欲熏天”的漫长历史时期。 程台先生开创了“老师一千四百年出生后，要向遗经学习，志在斯道觉斯民”的新历史时期。 ( 23 )程颐还指出：“三代后，本朝有五件超越古今者的事情。”( 24 )提高宋代的历史地位。 信奉二程的人明确地说：“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学者穿锣妄作，不知入德。 (明道)先生杰然自立千年后，苏辟榛秽，揭示本原”。 ( 24 )由此，宋代开始了以儒学有无正统为标准的历史阶段划分。 孟子以前的儒家之道是继承的，一个阶段； 孟子死后，道统不容其传，与人文主义者眼中的“黑暗时代”相似； 程颢倡导明道学，又开始了一个道统复兴的新阶段。 这样，一个“历史三段论”逐渐清晰起来。

理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历史三段论”。 至南宋，朱熹首开“道统”之义，将道统与心性更深层次地结合起来，牵引了群儒争言道统。 朱熹认为：“上古圣神继天而立极，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这一系统起源于“上古圣神”——“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传入“圣圣相承”、孔子以下孟子，成为“其无之传世”。 此后，程颐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 “吾道所寄，不如文字之闲，而异端之言，日新月异，老佛爷之徒一出，弥近理与大乱真的接踵而至。 ”重新连接到2个路线。 朱熹强调，二程能够延续道统，是子思创作的《中庸》。 “好在这本书不会消失，程夫子兄弟要出去考试，要延续丈夫千年不可磨灭的历程。 如果没有根据的话，责备丈夫和丈夫似乎是不对的。 ”)朱熹还推崇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称其在“惟乔(泸川(先生继承天椤，统道统)”道统中的位置为“继孔颜之道”。 ) 28 )因该论仍为心性论，故称“瀛川先生周公心传道统，世之先觉”。 ( 29 )朱熹不仅基本确立了道统秩序，而且带领理学中的人和反对理学的学者总结了这一历史阶段论。 像朱熹的弟子陈淳一样接受朱熹的道统谱系，又总结复兴道统，开创新时代的人被奉为周敦夷、二程和朱熹的“四先生”，“道统的复兴，完全取决于四先生”。 6530 )又称“惟四先觉、前后一心、道统攸归、百世师表”，6531 )言外之意的“先觉”启迪后知，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至此，“圣王孔孟传道—道统中绝—四先生继统开创”的历史三段论法应运而生。

理学的反对者也受其影响，讨论历史阶段划分。 事学派代表陈亮与朱熹答辩时，提到理学对“三代”和“汉唐”的历史划分。 ( 32 )陈亮不赞成理学家“读心术”，否定汉唐之说，( 33 )推崇汉唐功业，( 34 )也形成了类似的历史三段论。 陈亮赞成“三代”和“汉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说：“有人认为三代能行，也有人认为汉唐不行吧。” ( 35 )他还认为宋初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国二百年太平根基，无三代之地”。 ( 36 )由此形成了“三代——汉唐——宋初”的历史三段论。 从历史阶段划分的角度来看，陈亮和朱熹等理学家的不同，只是划分标准是心性和主事功的不同，历史划分基本相同。 这种历史三段论法见于司马光等人的历史著述中。

其次，文艺复兴催生了西方“今胜古”的历史进步观念的萌芽，宋代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强调发展或进步是西方史学最重要的特征，( 37 )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引入的核心观念。 强调“末日审判”的中世纪无法想象历史的进步，即使追溯到古典时代，由于希腊和罗马的政治衰落，历史学家对进步也持消极态度。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新的角度审视历史，产生了“时代差异意识”，成为现代史学早期最重要的特征。 ( 38 )人文主义者通过比较时代的差异，认为自己所在的“现代”比之前的黑暗时代更进步，为现代历史进化论铺平了道路。 虽然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早在宋代以前，法家和儒家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历史进步的思想观念。 ( 39 )典型者是如何停职的《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 但那不是实际的历史考察结论，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反思，甚至不符合实际历史发展趋势，只是“借鲁史行义”。 ( 40 ) )。

基于空前的政治大一统和文治武功，唐代儒家开始表现出“今胜古”的文化自信。 ( 41 )但总的历史结论尚未提出，古今对比也未能产生“今胜古”的历史阶段论。 宋儒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其历史三阶段论与文艺复兴的历史三阶段论相似，都认为当今时代优于前代，都以复兴古代文化为进步评价依据，表现出相似的局部进化论。 朱熹采用《中庸》作为回归儒学正统的依据，相当主观，但贴近历史。 二程大力提倡《中庸》，所以也可以把二程作为道统的连接者。 陈亮反对理学的历史评价标准，但在进步观念上，他认为宋初二百年“三代一无是处”，走得更远。

第三，文艺复兴、宋代史学突出表现为推动人文主义( 42 )的发展，提高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弱化神的作用。 马基雅弗利( Niccol Machiavelli )和圭查迪尼等历史学家在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面强烈表现出颠覆中世纪史学的这种特征。 马基雅弗利的突出特点是在历史观上不以神意为人世间的统治者，而是积极为古人寻求解决之道。 圭查迪尼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历史观上，更突出地体现在历史叙述上。 他摆脱了中世纪的传统，在历史叙述中以经典观点为原则，直接摘录了西塞罗的《论演说》，放入《意大利史》表示是他写作的指导原则。 在具体文章中，他采用了与罗马史学相近的编年方式，将《意大利史》作为李维( Titus Livius ) 《建城以来罗马史》、塔西佗) 《历史》和《编年史》的模仿与连接。

宋代史学在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转折。

首先，宋儒摆脱了汉代降下的神学氛围，将决定历史兴衰的力量归结为“道”、“天理”。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对天人关系作了神化的阐释，西汉诸儒也以《洪范》的“五行”观念解说自然与社会现象，东汉进而兴起了引纬神学，建立了基于天人关系学说的神意史观。 汉代今文经学“进一步堕落成为僧侣主义”，古文经学虽有异端思想，“不能从无神论的角度批判神学”。 ( 43 )由于汉学形态中师法、家法的束缚，经学无法摆脱神学传统，神意史观持续了一千多年。 ( 44 )与欧阳修一起编修《新唐书》的刘29000继承了其历史观。 “著作十余篇，观日月星辰，国家休祥多应也”。 ( 45 )欧阳修《力破汉儒灾异五行说》，( 46 )成为经学天人关系论的分水岭。 他通过重新说明灾害的不同，使天人关系论及人的文化。 欧阳修认定“六经所载，人事皆开拓于世者”，并谴责( 47 )“三传”以来的《春秋》灾异说为附会。 ( 48 )二程也认为，汉儒讲“事应”太多以推测灾荒的不同。 )因此，将灾荒之别纳入天理范畴，认为“天人之理，自相通”。 人事胜了，天不灾人事受不了，天就祸了。 人事总听天由命，天变不听人事”。 ( 50 )汉儒说的“天”具有人格神的特征，二程说的天接近自然规律。 至此，宋儒形成了戒灾求利、不探求神意的历史观。 到了理学勃兴的时代，程公说总结了这一天的人生观，一方面强调灾难性的警戒作用，“为此的警戒，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贯彻欧阳修、二程以下的反神秘主义宗旨，“不说话，谨记”。 ( 51 ) )。

其次，宋代的历史叙述也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特征。 另一方面，经学天人观同步了宋代的历史记载，呈现出人文转向。 汉儒神学化的历史观反映在史学中，设班固作《汉书》、《五行志》，专记天人感应的“咎征”。 历代正史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做法。 欧阳修打破汉儒之说，认为史书严于天人，是“为曲妄言天”，故他自修史书“明其祸，削其应云”。 ( 52 )司马光也持同样态度，表示《资治通鉴》删去“妖异止怪”者，只接受“对妖异有所戒”者。 ) 53 )并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采取了只针对书灾的做法。 朱熹也基本如此，重视灾荒异见的《惩诫之意》，( 54 )但以立足人事的态度谨慎著述。 它编制《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立《灾祥》项，规定叙事规则。 ( 55 )另一方面，宋代的历史记载也具有复兴先秦儒学正统时代史学的强烈宗旨。 宋代《春秋》学的兴盛，不仅以天人关系学说等重构了《春秋》学，而且许多史学家以比圭查迪尼更透彻的方法，效仿《春秋》的历史叙述方式，振兴编年体，“《春秋》笔法” ( 56 )宋代历史观的变化引起史学方法的变化，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

三.史学方法近世化

中西历史观的变化带来了新的历史研究探索，历史学方法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第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宋代在印刷术的促进下出现了历史考证的兴起，后者在中国重视史学的传统背景下出现了史学考证的风气。 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古学( antiquarius/antiquitates )和文献学)等为近代史学提供了不同于叙事传统的历史考证方法，印刷术的普及又推动了历史考证的发展。 博古学与历史学划清了界限，但给后者带来了考证风气，促使史学家重视实物史料。( 57 )由此，文艺复兴史学与以叙述为特征的传统史学有了区别。 博古研究风气将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从实物形态拓展到文字记载，文献学考证发展，作为古史研究支撑手段的碑文学也发展，“将古物收集变成了考古学”，( 58 )加强了历史考证。 彼得拉克开创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本的考证传统，发展到洛伦佐瓦拉。 人文主义历史观和文献考证结合得更为清晰。 ( 59 )印刷术的普及带来了手稿错误被放大的情况，( 60 )这一校勘势在必行，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考证的发展。 印刷术推动了知识社会化的进程，使学者承担起了“发现新知识”的责任。 ( 61 )尤其是由于印版在印刷过程中的重要性，文本考证之风盛行。 “不同的原作手稿对关键词的解释也不同，因此人们必须发展‘校勘’技术”( 62 )。

欧洲考证聚焦古典文本，中国考证聚焦经学文本。 唐中期以来，刘知几与喃赵学派的“疑古惑经”风气开始发展，新的历史考证体系逐渐形成。 宋代校勘的发展与印刷的繁荣密切相关。 ( 63 )宋代将五代以来的“镂空之学”与经史新风相结合，在经学、义理、化学的发展趋势中推动了考证的发展。

北宋初年，最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之一，是官方提倡的经学及相关书籍的普及和大规模印刷，“镂空藏太学，授天下”。 ( 64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普及，继而校勘各经义疏印，称为镂空之学。 宋代印本逐渐取代书，突出版的重要性，说：“世已一以板本为正，但若隐今日而亡，其虚伪者不能为正。” ( 65 )宋人认为镂空已经很多，虽然允许攻打异端，但也被后人误解了。( 66 )因此要注意镂空的控制，尤其是“首先是校勘”，( 67 )其次( 68 )唐代颁布《五经正义》，“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也不同”，( 69 )选定注本有误不改。 到北宋大雕印经时，这些千年流传过程中积累的经学文本中的错误和矛盾也更加突出。 因此，“端拱分校《五经正义》”被印刷用于雕刻。 ( 70 )这次大规模的校勘没有解决经学版本的问题，还有《咸平勘经》。 勘经也带动了史籍的校勘，出现了《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等。 ( 71 )宋代学者因印刷的普及而忧虑历史考证的重要内容音韵训诂之学，认为“嗟夫！ 小学一直持续着。 是( 《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序》 )那个复兴吗！ \” ( 72 )可见，以经学定本为中心的印刷促进了历史文献考证的发展。

宋初的校勘工作，采用传统的办学和小学来解决经学文献问题，但由于是官方印行，整个经学体系乃至背后的治经路径都是固定的。 一般的校勘对于千年积累的经学内在矛盾无能为力。 与家法、师法门户相互牵制，不能适应时局的旧说，也显示出传统经学文献在宋儒眼中不可容忍的弊端。 特别是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兴起，宋儒眼中的义疏蕴含着许多“怪诞而混乱”的说法。 因此，宋初拔板学的兴起带来了新的解经方法和考证经学文本的观念和方法的发展。

为了消除经学文献的历史误区，适应时局，需要新的历史考证方法。 正如文艺复兴后期的校勘技术引发了“评论时期”，( 73 )宋代的文献考证也扩大到评论性的历史考证和史学考证。 宋真宗时邢昺修《论语注疏》《由皇侃所采诸儒说刊行》，已“略传情义”，后世认为是汉学向宋学的“转关”。 ( 74 )寸注义疏之学经过千年的矛盾和谬误积累，已经积累，传统经学考证方法无法解决，加之传统考证方法能贯通经群定“诸经板本”者寥寥，故“传义” 在技术校勘之外，宋儒发展了基于疑云古惑经精神的新历史考证体系。 这项工作最终由理学完成。 理学重构了经学的历史考证形态。 另一方面改变了经学原著的体系，使《四书》学凌驾于《五经》之上。 另一方面，打破了经学考证时的引导范围，解经可以自由出入各家。 唐代《宁道孔圣误，讳郑、服非》( 75岁)的《迁经就传》倾向一变。

宋代的历史考证风气也促成了有意识的史学考证。 宋代的历史文献学有多方面的成果，( 76 )其中也有史学考证。 首先，宋代出现了与修史相符的史学考证作品。 典型者如吕夏卿着《唐书直笔》，为“《新唐书》最有效”。 ( 77 )他考证了《春秋》义例》，将其作为《新唐书》的编纂规则，并考证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述方式，对它们进行了批判。 其次，宋代出现了一些对史学作品进行“谬误”和“刊误”的作品，也包括许多史学考证。 吴缼的《新唐书纠谬》考证《新唐书》，“不能说是无益史学”。 ( 78 )吴仁杰的《两汉刊误补遗》，张密《汉书刊误》，余靖《汉书刊误》 )印刷用) 79 )、刘焖、刘奉世《三刘汉书标注》等《汉书》刊名作错落有致继高似孙著《汉书》、《汉书》之后，专门评价史著，并归纳评价各流派的史书。 值得注意的是，《史略》同卷将《史评》和《史赞》分为两项，( 80 )表明作者已有区分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的意识，反映了宋代的史学考证风气。

此外，宋代产生的金石学也倾向于实物材料考证，与欧洲碑文学相似。 宋代金石学既有重视文献内容的研究，也有重视形态的研究。( 81 )且研究范围不仅限于金石，包括古钱、古印等广泛领域。 ) 82 )金石学从创办之初就以历史研究为宗旨，重视考史，形成了文物和文献的双重价值论。 ( 83 )欧阳修所著《史通》，《仕夫能正确传达历史及其阙谬者》，( 84 )将金石材料引入历史研究； 吕大临著《史略》等阐明了实物材料对文献和历史研究的价值，称“以志或深其制之，以补经传阙死，乃诸儒之谬”。 ) 85 )赵明诚进一步指出了金石材料相对于历史文献的优越性。 “派遣是后世之手，不得不失去的。 但是，刻词当时是立的，可以相信。 ”( 86 )此外，宋代对金石材料的关注与欧洲“博学时代”的博古学者相似，表明宋代超越历史循环论，趋向于对“(历史)变化”的关注。 ( 87 )。

第二，文艺复兴史学和宋代史学都出现了政治功利的转变。 在欧洲，马基雅维利和丘恰迪尼等人掀起了人文主义政治史学的浪潮。 他们都有行政人员的身份，积极投身现实政治工作； 他们的历史都注重政治功利； 都向往古代政治，希望恢复。 这些特点与主张中国政治功利的史学家相似。

从身份角度看，宋代“文治”与科举的发展造就了司马光、欧阳修、李珔、李心传等一大批置身行政系统、重视史学政治作用的历史学家。 这是中国士大夫从“学习做优”的传统发展而来的现象。 唐代佚著《集古录》表现出居住在庙堂的士大夫更自觉地开始在史学中实现政治功利的倾向。 宋代将这一风气推向空前高潮，实现了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转向，具有质的意义。

从史学的政治功利取向来说，事功学派是典型的，但义理化学术甚至理学内部都有政治功利的主张。 事学派强调对经世有用，为现实政治服务。 像吕祖谦一样“以学报天”( 88岁)主张功利，开创浙东事功学派风气。 他善于掌握历史知识，精通文献典故，统一讲天理纲常，倡导修身养性，( 89 )从而统一义理和工作。 他深挖历史至《考古图》，又将《通典》与《大事记》相结合，力图“博德致用”。 ( 90 )后来，陈亮欲“考古今沿革之变，推皇帝王伯之道，得汉、魏、晋、唐长短之因”。( 91 )故史论多发。 永嘉学派重视经史，历史丰富。 ( 92 ) )。

即使是义理化的学，甚至是理学系，在民族政权对峙的竞争中也注意政治功利，作为正统论很突出。 欧阳开创宋代正统论，重视大统一功业风气，提出“王者大统一”和“君子大居正”两大正统标准，( 93 )并把大统一功业标准置于居正道德标准之上。 《大事记通释》认为“九州合并”是评价正统性的唯一标准，否则“与古代诸国相同”。 ( 94 )朱熹的正统论也主张“唯天下第一”的政治功利标准。 ( 95 ) )。

从史学的政治目标来说，宋代史学的主流是希望恢复“三代”治，与马基雅弗利等人复兴古罗马政治的希望相似。 就实现路径而言，事功学派主要希望通过“知言多行，见迹见其用”( 96 )的历史考察来实现，而理学派主要希望通过“心传”来实现。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和宋代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具有相似的近代化因素，表现出东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一致性。 中西史学经过对古代传统的“复兴”，在延续传统史学的同时，开始向十九、二十世纪近代化史学形态过渡，开辟了历史学由传统向近代形态辩证发展的新历史。 19世纪兰克在确立近代史学的过程中，着眼于对马基雅弗利等文艺复兴史学家及其史学家的批判，产生了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过程，有一个历经历史而转变传统的过程。 ( 97 )廖平发挥经学宋学形态的义理和思辨特征，以当今古文融合路径构建了统一中西的历史哲学。 其历史阶段论形态来源于宋儒； 理学传家康有为也在反思、改造甚至否定理学的过程中，通过今文经学的路径引入西方观念，表现出宋学向古式嬗变的怀疑和否定精神。 章太炎通过古文经学路径从朴学转到“信史”学，是清代至近代经学“信史”观念的重要源流之一宋儒重视考证提出的“《大事记解题》诠信万世”( 98 )等观念。 另一方面，宋代史学的近代化因素被清代的考据学形态所扬弃，在从经学史引西学的过程中从思维、精神、观念等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而宋儒所营造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怀疑精神和考据风气，是近代经济史之学得以迅速接受西方近代史学形态的重要文化原因。 如果没有原生的史学近代化要素的土壤，中国近代史学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将是非常曲折的。

中西史学的近代化不是十九、二十世纪一蹴而就的，其中一些重要现代化因素的历史渊源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宋代史学近世化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左右，后现代主义抬头，历史的连贯性理念崩溃，连续性理念也受到冲击。 经过19世纪历史哲学和20世纪“小叙事”、“间断性研究”的洗礼，现代史学应该在多元化发展中提出新的连贯思维。 区域化比较研究表明的中西一致性和史学的连续性或可以做出贡献。 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较可以加深对中国史学的认识。 “后殖民主义”长期以来表明，非西欧世界的“非殖民化”正在以殖民者的心态和模式进行反殖民化。 德里达、福柯等倾向于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的近代文化视为西方霸权影响的结果，非西方地区也容易认同这种看法。 对学术文化史内在一致性理路的研究表明，可以摆脱在西方视域中探索中国文明的中心化研究方式。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与西方史学接触之前，宋代史学产生了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相似的史学近世化特征，且在时间上早于欧洲，是中国史学原生性近代化要素的起源阶段。 因此，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而不是西方霸权的影响。 要跳出西方视域，反对“西方中心论”，把中国史学现代化看成是在现代化发展中受西方冲击而加速、外部形态改变的史学过程，而不是全盘西化的结果。 可以在此基础上，或者基于中西史学的一致性，探讨构建兼具中国特殊性和母语普遍性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注释：

1887年，兰克( Rank )的手稿誊写员里斯)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为“史学方法论”，成为西方近代史学在亚洲引进的象征性事件。 10年后，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讲授东方史，反对日本学界用兰克历史观否定中国文化的观点，在中西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了“唐宋变革论”等观点。 宫崎市定更直截了当地说：“北宋时期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 (见宫崎市定： 《资治通鉴》，《春秋》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4-68页)。 )内藤等人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上古-中世纪-近世”三阶段论，这与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彼得拉克( Petrarch )的“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三阶段论非常相似。 此后，从与西方比较的角度来看待东亚的近世化和近代化问题成为了重要的史学视角。 此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断发展。 胡适指出中西方比较对“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方法。 见胡适： 《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欧阳哲生编： 《宫崎市定论文选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页。 胡适也试图从方法论层面统一西方实验主义与中国考证学的传统。 (见余英时：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7页)。 由此，胡适开辟了科学主义中西史学一致性的探讨路径。 中国史学近代科学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西比较。 (见王晴佳：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罗志田主编：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712页)。 (杜维运用明确的比较史学方法编纂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因此《学术与社会史学卷》重视比较史学对世界史学的确立。 (杜维运： 《中国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1-220页。 借鉴西方科学史学，重视和考察中国史学的价值，改变了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

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europe:postcolonialthoughtandhistorical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

白寿彝主编，陈其泰著： 《史学方法论》第6卷《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1页； 谢贵安： 《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

史学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学术文化现象，其分期不必与历史相符。 见张越： 《近代时期(1840-1919)：中国近代史学》，《中国史学史》2017年第4期。 西方学界对近代史的开端并无定论，但对史学近代化的开端却基本一致，关注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变化。 本文专攻中国史学的近世化，不涉及中国的历史近代化问题。

“欧式美雨”时期，梁启超致力于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 因此，注重批判、反思传统史学，而不重视对传统史学中现代化要素的梳理。 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代表性，反映了西方中心论和单线进化论的思想路径。 这一路径使西方社会和文化成为普遍的历史道路，看不到史学发展的多元化道路，难以产生中国传统史学中探索现代化要素的问题意识。

史学近代化是史学内在理路的表现，中西方有共性，但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表现为维特根斯坦( 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 ) 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和日本的间接影响，既有受外部影响的一面，也有自发的一面。 关于前者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讨论很多，但关于后者的讨论还没有进行。

恩格斯：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恩格斯( 《史学理论研究》，第10-11页)。

就史学现代化要素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言，学术界对“唐宋变革论”的讨论揭示了宋代的变化，但并不能完全适应史学现代化。 历史学的现代化，基本条件是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自身文化需要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印刷术。 宋代商品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以及能否真正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作为时代的经济基础并不影响当时的上层建筑。

杜维运注意到中西史学的比较不太准确。 西方中世纪是史学的黑暗时代，而中国是魏晋到唐宋的黄金时代。 这种比较的困境是机器比较造成的。 见杜维运： 《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7页。 所以杜维运根据史学特点比较中西史学，认为西方史学家“中国史学与欧洲一四五年至一七五年间的史学建立在伯仲之间”，在中国古代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倡导文艺复兴史学探索史事真相的意识。 见杜维运： 《中西史学比较的困境与美境——兼评后现代主义》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4-26页。

( 11 )史学近世化时期，既是传统史学开始出现近代化因素的时期，又是传统史学连续性保持一定程度的时期。 历史发展很少出现断崖式的转折，新元素的出现和发展往往是在旧传统的连续性中实现的。 文艺复兴被认为是与中世纪的“断裂”，但从约翰海津哈( Johan Huizinga )到彼得伯克等人的研究显示了与中世纪的连续性。 关于“唐宋变革论”争论不一，也有类似的理由：历史的变革与连续往往是辩证统一的，单一视域往往只能看到辩证过程的一个侧面。 对中西史学近代化的考察，与史学传统连续性的认识并不矛盾，反而以承认连续性为前提。

( 12 )王晴佳) 《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国史学史》2016年第4期。

( 13 )卡尔雅斯贝尔斯： 《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 14 )堺屋太一：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152页。

) 15 ) Leonard Krieger，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101。

( 16 ) Franco Simone，\’ lacoscienzadella rinascitanegliumanisti \’，larinascita，vol.2(1939 )，pp.838-871； vol.3(1940 )，pp.163-186。

( 17 ) Theodore E.Mommsen，\’ Petr arch \’ sconceptionofthe \’ dark ages \’，Speculum，Vol.17，no.2(APR .1942 )，PP

( 18 )王晴佳，李隆国：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 )孟子已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念，董仲舒总结确立了“三统”学说和“五德”学说，形成了几种视历史为循环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循环论带有变化和进步的色彩，但从历史阶段划分类型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对整个实际历史进行历史主义的反思和划分。

( 20 )韩愈： 《知识价值革命》卷1 《外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 21 )孙复) 《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册。

) 22 )程颢，程颢：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第2卷《文渊阁四库全书》卷8 《二程集》，王孝鱼点学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3页。

( 23 )程颢，程颢： 《河南程氏文集》第2卷《春秋传序》卷11 《二程集》，第2027页。

( 24 )程颢，程颢： 《河南程氏文集》第1卷《程伯淳墓表》卷15 《二程集》，第159页。

) 25 )程颢，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第1卷《伊川老师语一》，第329页。

( 26 )朱熹：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5页。

( 27 )见朱熹： 《河南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卷84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晦庵老师朱文公文集》第2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4页。

( 28 )见朱熹： 《书濂溪光风霁月亭》卷86 《朱子全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晦庵老师朱文公文集》第24卷，第4038页。

( 29 )见朱熹： 《奉安濂溪老师祠文》卷99 《朱子全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晦庵老师朱文公文集》第26卷，第4582页。

( 30 )陈淳) 《(知南康榜文)又牒》卷23 《朱子全书》，誊本。

( 31 )陈淳( 《北溪大全集》卷49 ) 《答李公晦三》。

( 32 )陈亮： 《北溪大全集》卷28 《祭四老师》，邓广铭点分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0页。

( 33 )见朱熹： 《陈亮集》卷36 《又甲辰秋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晦庵老师朱文公文集》第21卷，第1583页。

( 34 )陈亮： 《答陈同甫》卷28 《朱子全书》，第340页。

( 35 )陈亮： 《陈亮集》卷28 《又甲辰秋书》，第348页。

( 36 )陈亮： 《陈亮集》卷1 《又书》，第2页。

( 37 )彼得伯克： 《陈亮集》，王晴佳译，《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997年第1期。

( 38 ) 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Past，Edward Arnold Press，1965，p.1。

( 39 )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家发展韩非的历史进步思想，秦朝认为自己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用刻石文要求“顺承勿革”。 但是法家在汉代以后失去了正统的地位，其历史观被儒家所取代。

( 40 )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 《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37-452页。

( 41 )见邓锟： 《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2019年第5期。

( 42 )“人文”一词虽然在东西方起源不同，但本质上是人与他物的关系中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和文化。 《权力与心态：“元感上书”与长安三年经学派系分立考论》的“看天文，调查时代的变化； 观人文变天下”。 “人文”相对于“天文”，表示与人亲近的人。 现代汉语的“人文主义”是英语的“humanism”的翻译。 “humanism”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古罗马文化的追寻而形成的。 古罗马人形成了一套关于人的学问，西塞罗最早用“humanitas”来表示。 人文主义者通过考证古典拉丁语文本，重构了当时被称为“studia humanitatis”的“人性研究”学问。 19世纪时发明了英语中的“humanism”一词，后来演变成了“studia humanitatis”。 后来，它也被用来表达文艺复兴时期在人神关系中提高人类地位的主张。

( 43 )侯外庐主编，张何以之等编： 《求是学刊》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52-155页。

( 44 )汉代经学神学化后，脱神秘化思潮兴起，成为宋代经学陈旧的历史准备。 但直到宋代，这一历史观仍未能颠覆汉学思想，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 宋代是儒学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真正实现质变的划时代。

( 45 )据王，《贲彖辞》卷65 《中国思想史纲》，齐鲁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 46 )欧阳修： 《东都事略》附录卷2 《刘羲叟传》，李逸安点学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627页。

( 47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卷47 《先公事迹》，第669页。

( 48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卷60 《居士集答李诩第二书》，第881页。

( 49 )程颢，程颢： 《欧阳修全集》第1卷《居士外集石鹢论》卷22下《二程集》，第304页。

( 50 )程颢，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第2卷《伊川老师语八下》卷5 《二程集》，第374页。

( 51 )程公说： 《河南程氏外书》卷《冯氏本拾遗》、《春秋分记》册。

( 52 )欧阳修，宋祁： 《书六五行书》卷34 《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3页。

( 53 )司马光) 《新唐书》、《五行志一》册。

( 54 )脱离等： 《资治通鉴释例温公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卷429 《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64页。

( 55 )见朱熹： 《宋史》附录1 《朱熹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资治通鉴纲目》第11卷，第3497页。

( 56 )关于宋代历史记载仿《凡例》的做法，见汪高鑫： 《朱子全书》，黄山书社2017年版，第297-306页； 邓铮： 《春秋》，《中国经史关系史》2012年第8期； 邓铮：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等。

( 57 )王晴佳)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 58 )张广智) 《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 59 )凯利：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陈恒，宋立宏译，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4-265页。

( 60 ) O.Pedersen，\’ thedeclineandfallofthetheoricaplanetarum \’，Studia Copernicana，16(1978 )，pp.157-186。

( 61 )斯蒂芬罗杰费舍尔( 《西方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0页。

( 62 )彼得伯克： 《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梁赤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 63 )见张舜徽章： 《阅读的历史》，张君和编： 《文艺复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200页。

( 64 )孙复) 《论宋代学者治学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界所开辟的新途径》、《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册。

( 65 )叶梦得)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卷8，明正德杨武刻本。

( 66 ) 《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91 《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01页。

( 67 )洪迈： 《宋大诏令集》卷2 《政事四十四诫约属辞浮艳令欲雕印文集转运使选文士看详诏》，孔凡礼点学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1页。

( 68 )程们) 《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2中《抄传文书之误》、《麟台故事》册。

( 69 )皮锡瑞： 《校雠》，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3页。

( 70 )王应麟) 《十万卷楼丛书》卷《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玉海》册。

( 71 ) (李獰： 《艺文》卷43 《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08页。

( 72 )魏完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真宗咸平元年》、《经外杂抄》册。

( 73 )彼得伯克( 《新编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后序》，第115页。

( 74 )永瑛等人) 《文渊阁四库全书》卷35 《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 75 )刘珗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102 《四书类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93页。

( 76 )瞿林东： 《旧唐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490页。

( 77 )脱离等： 《元行冲传》卷331 《中国史学史纲》，第10658-10659页。

( 78 )永瑛等人) 《宋史》卷46 《吕夏卿传》，第411页。

( 79 )程们) 《四库全书总目》卷2中《史部二正史类二》。

( 80 )高尤孙) 《麟台故事》卷4，《校雠》影宋本。

( 81 )崔文印) 《史略》，《古逸丛书》1983年第2期。

( 82 )傅振伦) 《宋代的金石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83 )白寿彝主编，吴怀祺著： 《宋代的金石学》第4卷《史学月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213页。

( 84 )欧阳修： 《中国史学史》卷42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继续发展》，第600页。

( 85 )见吕大临： 《欧阳修全集》，陈俊民编校《居士集卷四十二集古录目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92页。

( 86 )赵明诚) 《考古图后记》，刘晓东，崔燕南点学校，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页。

( 87 ) Thomas H.C.Lee，\’ newdirectionsinnorthernsunghistoricalthinking ( 960-1126 )，in Q.Edward Wang， Georg.iggeeer turningpointsinhistoriography:a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2，pp.59-88

( 88 )吕祖谦) 《蓝田吕氏遗著辑校文集佚存》卷《金石录序》、《东莱集》册。

( 89 )吴怀祺) 《恭和御制秋日幸秘书省近体诗》，《文渊阁四库全书》1992年第2期。

( 90 )吕祖谦) 《吕祖谦的史学》卷《史学史研究》、《大事记解题》册。

( 91 )陈亮： 《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卷1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页。

( 92 )鲍永军) 《陈亮集》，《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2003年第2期。

( 93 )欧阳修： 《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卷16 《史学史研究》，第267-269页。

( 94 )司马光： 《欧阳修全集》卷69 《居士集正统论上》，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7页。

( 95 )黎靖德： 《资治通鉴》卷105 《魏纪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6页。

( 96 )吕祖谦) 《朱子语类》卷《通鉴纲目》、《丽泽论说集录》册。

( 97 )见汪高鑫、邓锟： 《大畜》、《文渊阁四库全书》2009年第4期； 汪高鑫：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 98 )欧阳修： 《古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章太炎、刘师培为考察中心》卷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11页。

( 99 )考证学在儒家史学中具有连续性的传统，在史学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见王晴佳：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春秋或问》2006年第1期。

资料来源：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