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以来集录碑传的史学传统

除《正史》外，私家撰述中的碑(墓标、墓志铭、神道碑等)、传(哀启、行状、家传、传略等)源远流长，是中国史学撰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收集碑，作为书籍流传始于宋代杜大珪编辑《名臣碑传琬琰集》。 明代以后，又有焦笃篇《国朝献征录》、徐纶、王元篇《皇明名臣琬琰录》 《续录》。 清至近代，富家仪吉编《碑传集》，缪缨孙编《续碑传集》，闵尔昌编《碑传集补》，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 金毘黻如是说。 “裴录碑据传为一篇，但不早于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 原人苏天爵紧随其后制作了《名臣事略》。 明人焦笃之《献征录》，又其伦类。 清代的附录也很多。 嘉定钱氏经始于前，江阴缪氏嗣响于后，成正，续《碑传集》。 李先生《耆献类征》，也用这个身体。 闵昌编辑了《碑传集补》。 一切以清代为断。 番禺的汪兆镛也继续《碑传集》，无暇打上标签。 闵氏编辑《碑传征遗》，留稿待刊。 另外，仪征阮氏编纂了《清碑版录》，但不懂世故，几乎看了缪《集》就辍学了。 如此，建造更仆人难以计数。 ”事实上，自宋明以来，集录碑一直作为专著流传，但不仅如此。 进入民国后，国史馆有编辑《民国碑传集》的动向，遗憾的是没有成为书； 朱希祖致力于南明史的研究，主编过《南明人碑传集》卷，事属草创； 楚人方树梅被编为《滇南碑传集》和《续滇南碑传集》两本书，收集于地域碑。 新中国时期，钱仲联编为《广清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 经过五百多年，集录碑传事业如祖先所述，屡有编辑，诸如此类的著述，成为我国史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可以说，自宋明以来，集录碑传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学术传统。 已故中国史学史专家罗炳良教授说：“在中国史学史上，收集碑传资料和利用碑文历史的传统由来已久。 但史学家形成自觉的史学意识，使之成为连续的史学活动，始于南宋史学家杜大珪编纂《名臣碑传琬琰录》。 ”。 白寿彝先生更早指出：“就过去的历史著作与原始史料的关系来说，他们有的把原始史料整理成系统系统的历史著作……我们应该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看做值得研究的观点和意见，而不是单纯的史料。”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史料，而要从史学描述的角度来考察。 同时，对这种史学现象和史学阐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继承我国史学遗产、推进史学研究的一种途径。

一.集录碑传的条件

集碑传是一项漫长而又非常艰巨的基础性工作。 一般来说，碑传的收集整理者、史官曾参与史馆工作或从事史学写作的学者，或近现代文史专家，往往本身就是“著名学者，交游广阔，求碑传，靳不允者”。 从面世到成书，费时费力，常有“几十年如一日，经营惨淡，不易”、整理人员耗费了大量人力、智力、物力、财力等。 如金仪吉编纂《碑传集》，从清道光三年( 1823年)到光绪三十年( 1850年)去世，历时近三十年才完成草稿。 此后，经诸可宝校订，浙江布政发行黄彭年刊传世。 缪孙重编《续碑传集》，于光绪七年( 1881 )至宣统二年( 1910 )完成，前后三十年最终成书。 闵行拾掇补，制《碑传集补》，编期长达10年，《时过境迁，后十年》，民国12年( 1923 )刊行。 必须让家人、学生等成为助手，或者提供佐助。 钱仪吉的外孙沈善登追述《碑传集》编纂过程，说：“顾殷，不可四出借书。 那就吩咐工厂让他随便搬，让他用手装得满满的，走到膝盖不允许的地方，就翻辕回来，一手抄，伯叔叔协助查问，克日还给我，觉得很容易看，很久了。 而且，妈妈写的书最快。 公赐诗中写道：“兼旬为写百篇书。” 也就是说，这件事也是如此。 》与卞孝萱、唐文权合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卞《妻段子宜女士、文权夫人洪宝珠女士及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几位研究生用简化字抄写》。

当然，还需要满足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像前人写的碑传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 政治环境的缓和和学术传统的惯性； 学者个人的高度认知和学术追求，就是乐于从事这样的事业。

集录碑传的首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大量的碑传存世。 有很多碑，只有在传达存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写成书。 那么碑、传什么时候出现？ 顾炎武说：“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复盖史体。 不以历史之职，无人能为人传话。 故有碑、志、形、无传”，宋后有立传者，侵史官之职。 ”。 也就是说，既没有写历史的工作，也没有写历史的权利的人，作为人也没有资格传闻。 因此，采取写碑、志、状等方法，记录人物的一生。 章诚反驳顾炎武之说，认为古文无定体，无经史之分，《春秋》三传与大小穿《礼记》，或“据经起义”，或“随经而行”，“至近代盖子也在编辑部兴盛起来，人都是自己分开的，虽然不知道，但之后，就像天经地义一样不容易移动了。 这一类非常多。 学者生于后世，义无反顾，亦可从众。 ……后人专门学衰，集体盛日，叙人叙事，各有散编，又以传记之名，附古人传记专家义尔。 ”另外，“丈夫的后世的文字，是过去没有的，是相率做的人，编辑部层出不穷，比率都是。 传则本非史家创作的，在马、班以前，早有其文。 ”

据相关研究，传的发生先于碑，“碑传的开始，特别记得人。 专门记住人的话，会比碑先传。 《世本》已经有传说了。 《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 《孝文传》。 《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古传在司马迁七十列传之前。 是传的作品，起源于先秦，碑起源于汉朝。 今汉碑尚多传宗接代，蔡邕还擅作，其《集》可征”( 11 )。 四库馆臣说：“墓碑最盛东汉，别传盛于汉魏之间。 张晏注《史记》，据墓碑介绍，我知道伏生名胜。 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班固泗上亭长碑记载昭灵夫人姓温。 裴松之注《三国志》也经常引用别传。 ”) 12 )据清人赵翼攀梳记载，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私传， 如果《曹瞒传》《郑玄别传》0《荀或别传》0《祢衡传》00《荀氏家传》000055-79000000《邴原别传》00055 0《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0《曹志别传》《陈思王传》00755，及何劲作《王朗家传》、会智《何氏家传》、陆机作0755

时代进步，特别是六朝以后，碑传文大量创作，“沿六朝，文体加码，谥号，表墓有志，策哀有词，发于朝廷，传于闽巷。 唐朝有天下，昌黎有韩愈，文雄视百代，鸿篇巨制，多出其手，碑传之作，盛于斯。 经过宋元明清，其流越广，其制越大，以私僭称史官之权，身制薮幽之石。 到今天，几个人各自立碑，房子分别流传”( 14岁)。 隋唐以后，文人学士竞相撰写碑文、别传，相沿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 所以，社会上存在大量碑传文献，集录碑传成为专著才成为可能。

其次，集录碑传可能受到学术发展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史学活动的刺激。 两宋之际，杜大硅编著于《裴氏家记》并非偶然，可能受到了金石学研究的影响。 “宋代以前历代学者也曾著书、记载、研究金石文字，但都不成体系。 两宋时期的学者不仅广泛收集金石碑刻，而且撰写了许多专门的研究著作，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创立了金石学。 宋人开创了金石与文献互证考证方法，在中国历史考证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只有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杜大硅才能把这些零散的撰述集中起来，升华自觉的历史编纂意识，归纳为《刘虞别传》”( 15 )。

焦笃编纂《任昭别传》正值晚明现代史的编纂从勃兴到繁荣的过渡期。 万年来，焦笃任本朝纪传体国史编纂修官，利用修史业余时间私编《钟会母传》，“癸巳、开史局、南充意为老师。 老师在四个会议结束后进去。 史事中止，私成《虞翻列传》一百二十卷。 堆积数万卷书，将其一读”( 16岁)。 焦笃当时已经准备私修国史，以及中途中断修史，辞官回里的情况似乎也可以理解。 “老而不忘其初，可见时，侘命掌记，时为绿”( 17 )最终编辑为《赵云别传》。

方树梅编著编辑《费祎别传》 《华佗别传》，缘于他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方氏早年间，《管辂别传》 《诸葛恪别传》，编辑《王弼传》《邵氏家传》《顾谭传》0055-790000； 撰著《陆逊铭》 《机云别传》 《名臣碑传琬琰集》； 选印《名臣碑传琬琰集》，写小传； 与云南当地文化名人赵藩、陈荣昌、秦光玉、袁嘉谷、赵式铭等编著《献征录》 《献征录》。 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他看到了钱、缪、闵三块碑，并告诉他：“他是滇南人，略有所收。”“思博欲访吾楚碑传，都是一件事。” 因此，“访问南北十余省，寻找文献，关于楚南碑传获得的尤组”( 18 )。 最终将汉至元楚南人物编为《献征录》，明清两代人物编为《献征录》，民国至解放初期人物编为《滇南碑传集》。

二.集录碑传的史学宗旨

学者撰写、编辑专著，往往是时势激励下的有为之作。 也就是说，这类作品的编纂，几乎都是在特定时代的条件下进行的。 宋明以来，碑传集类中的编撰者，同样具有很强的经世目的。 所谓“古之良史，多资故典。 只有成为书，没有作者”( 19岁)。 但是，我们以前曾考察过成为这类著作的过程，但很少关注这方面。 对这样的著作进行综合考察和纵向比较，就可以注意到其贯穿其中的学术宗旨。

集碑传主要是为了公开征集文献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实际使用而被整理成专著。 杜珪《顾石本拓片不临摹，文集散见，互为考难》( 20 )，故编《续集》 107卷，分三集，上集27卷(神道碑)，中集55卷)志铭、行状

《晋宁乡土志》编辑，四库馆臣在书中写道：“前有自序，明代诸帝有《晋宁州志》，但诸臣不详，因写此书。” 又曰：“宋人《滇文丛录》盖身，凡书诸臣之死，必附本传，纪其始末。 明代《滇诗丛录》废除了这个例子。 所以我会修好的。 ”( 21 )焦笃的朋友顾起元说，焦氏与唐刘知有几年相似之境，“为官非人，只讴歌书吏长，叹青天巻”，退出史局后，“积代史料，信今传后” ) 22 )这种说法似乎更符合事实。 焦笃特别关注本朝纪传体的国史，重申“古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时事”，认为现代史编纂的意义在于“作者代兴、胜劣不同，但不涉深故府，包罗辞林，代兴亡、依归”。 ) )所谓移、固亡，没有史学，这不是不合理吗！ ”( 23 )故《滇词丛录》 120卷，以800多人为对象，考“征”之意，为“征文参考文献”。 全书时间为元末明初至万历末) 24 )，采集传记、墓志铭、行书、神道碑铭等。 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可以说是明代历史文献编纂的大成。 四库馆臣曰：“洪武至嘉靖，极收博击”，“王侯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缁黄，僮仆，妾伎，无不备，人各为传。” ( 25 ) ) ) ) )。

关于五部清人碑传的集，也全部立足于征文参考的目的。 考虑到清代天命以来的历史人物载有各朝代纪传体的国史，并藏于金匮石室，钱仪吉是外人看不见的。 他曾参与编写《师荔扉年谱》，《所幸得观，不敢私写笔录》，由《收集碑文形式的文章，旁听地志杂传，得几篇》( 26 )，编为000 记录很多》( 27 )，继《杨文襄年谱》之后，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1100多位人物的碑传。 闵尔昌《钱南园老师年谱》追述金、缪二书所没有的810余人碑传，以清代人物为主，兼收民国人物，作为二书的补充。 汪兆锻《滇南书画录》与缪缨书另立炉灶，试图为《金、缪缪两书续》收集清末四百余人的碑传。 细数以上四书，共收录碑传4000余人，取材广泛，有行述、行状、墓志铭、墓志、墓志表等多种材料，有各种历史人物，是研究清代历史的大型文献编纂。

然而，以上四种碑传的编者，由于所处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意拒之门外、各种收入流失的现象。

儒家黄宗炎、顾祖禹、颜元、毛奇龄等重要人物，史学家全祖望、古文家鲁九皋、诗人屈大均、谢启昆、丘逢甲、书法家王文治、邓石如、画家陈洪绶，均无收入。 赚取收入的人物的重要或最重要的传记往往导致收入流失。 如钱谦益，未收到区苓所撰《云南丛书》； 虽未收到朱彝尊、孙桂孙、稻孙合撰之《云南通志》，但两文均为详尽长篇。 至于清初大量的遗民碑传，失主更是难以招架。 四种碑传的编者都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观点陈旧，在已被接受的忠节、列女各类中，往往无须接受收件人，有说书部、戏曲、艺人等传记的，则没有穷尽。 并为清廷退位，或视为叛逆而不收者，如年夜尧、刘珄、周榖； 戴名世、检查嗣庭等，遭受文字狱而不领取者。 清初江南、两浙的抗清志士，收的也是稀稀拉拉的，祖望《古滇人物考》在这样的碑上聚集了非常多的群体，有些都被忽略了。 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台湾农民军领导人、林爽文等农民起义军，都被开除了。 ( 28 ) 28 ) )。

因此，钱仲联编辑《滇南碑传集》以“广”字为重点，试图突破前四书的收录限制。 “清初遗民、钱、缪诸人未见后发现的珍贵资料，故收录不广。 本书在此强调重要的一点，研究清初史料和图纂完备的明遗民录，在此不易获得资助。 近代文集在别人的私人物品收藏之外，频繁添加搜索，收获甚多，也是本书的重点。 其他宗教、艺术、百工等碑传，对于生搬硬套四种碑传者，本书也提供一定的篇章”。 “总之，募集文献试验奉献价值的人必须开始聚集”。 ) 29 )该书收录人物1100余人，碑传1200余篇，基本弥补了前四书的缺失和不足。

他基本相似，如方树梅编《续集》 《名臣碑传琬琰集》、卞孝萱编《献征录》 《实录》等。 与此相对，集录碑传是专门的书写者，其根本宗旨是“征文考献”，即曾国藩所谓的“借名人碑传，保存名人事迹”( 30 )。

当然，我们看集录碑传的宗旨，不能只停留在“征文考献”层面，还要再往前走。 也就是说，必须关注士大夫著述强调有助于经世的宗旨。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由于其阶级属性和立场，尤其是宋明以后史学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注重维护纲领性名教，维护和反映现代治理秩序，发挥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

笃治学强调经世：“余惟学者不能读书，能读书，在雕虫篆刻之间已筋疲力尽，而可心者，或束阁不看，读书也太差。 夫不知经世，非学也； 经世不知考古学而变，不经世”。 ( 31 )因此，他在无法掌握朝鲜历史的情况下，被编辑为《实录》。 希望能历史考察朝鲜的历史得失，为朝鲜政治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是“考古学和谐变化”的经世之举。 故其友曰《实录》，《所谓国体民癀，世务料品，犁、明主所与，文武将吏之行之实，庶几无一失，后王法之，群工尊之，太平之略也》( 32 )，《论权衡是非所以说，焦笃“试图通过《献征录》对本朝人物事迹的详细记载和描写，来宣传封建纲常中忠君、仁义、孝悌等价值观……以达到警世、昭世、醒世的目的”( 34 )

钱仪吉读《清会典》的人，认为“能口唱知心，就能考德行，就能习作”，通过对其中篇章的比较，“考信不惑。 而且，大体上来说，主要是享受人的善，认为是贤士大夫的畜德之助”。 ( 35 )毘鼎说，缪氏“募集文献献上新编《碑传集》十二册。 近四朝之人微见其成，功多德，师资雄厚，不诵文辞，掌故亦知之。”( 36岁)。 汪兆镕编《续碑传集》，《光、宣以来几十年的政治变迁，人才、学术的隆替，可考镜》( 37 )。 都注重发挥传统史学的教化功能，最终达到了维护纲领性名教的根本目的。

关于地区碑传集，保存地方文献、复兴地方文化的责任和担当较多。 方树梅早年受到当地学者赵藩、陈荣昌、袁嘉榖等人的推崇，传播了经世实用思想的深刻影响，立志以毕生精力“弘扬吾楚文献”。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经营惨淡，“他对书并不视之为‘珍玩’，而是主张发挥实用”，“与他的研究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9 ) 《碑传集补》的编辑说：“ 隆与污、升与降、内乱外灾、国事日蹙、民生日眠，都有很大关系。 知其人，知其世，李后贤评驻，为信史之参拜，此《碑传集三编》也须矣”。 ( 41 ) )。

三.编辑集体审判上的继承与创新

杜珪《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作为初创时期碑传类的著述，主要着眼于楚国编辑文献资料，“大致随编，不太讲究时代体制。 如果要说明它的梗概，就聚集在神道碑上，里面收集志铭、行状，下面收集很多别传”( 41岁)。 而杜大珪《祖考竹垞府君行述》，或与两宋流行名臣言行录有某些关系，或此书脱胎于言行录，又为体例另辟蹊径，不同于言行录。 据朱熹《鲒埼亭集》、李幼武《广清碑传集》体例记载：“先列某人生平小传，后摘录行状、墓志、笔记、野史等史料，以示其言行节谊。 但是，《滇南碑传集》的具体例子与此不同。 《续集》把那本书称为《神道志铭，家传的著者为一篇》。 也就是说，把整个文章整理成一篇，而不是摘录文字。 由此，后世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著述体例。 ……朱熹《辛亥人物碑传集》载史料的体例是“采买”，而杜氏《民国人物碑传集》是“收录全篇”。 ( 42 ) )。

焦笃《献征录》在杜书的基础上，体裁有了很大的调整和革新。 据四库馆臣介绍，《献征录》由有官和无官两个系统组成，“其具体以宗室、戚田、卿、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为目标，其无官者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开记载”( 43 ) 实际上，这个调整和创新至少受到了两个影响。 一个是有官一系的编制，对应着《献征录》法典的具体例子，设置了宗室、戚田、卿、内阁、六卿以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官僚机构的类目。 充分反映了明代的政治体制。 二是无官一系的编制，受正史“类传”体例的影响，主要有： 《碑传集》0《续碑传集》00《碑传集三编》0《滇南碑传集》0055-790000000755 编辑文献方面，突破了苏天爵《续滇南碑传集》分期编辑的形式，改为整部文献摘录的形式，回归杜书的形式，同时部分保留《滇南碑传集》编辑专业段落的形式。 因此，《名臣碑传琬琰集》具体的革新，对后来的许多碑传记载的影响很大。

金、缪、闵、汪四家清人碑传集，基本延续了《名臣碑传琬琰集》有官与无官两条线索。 有官者“以其爵，以其事比厌”( 44 )，即以官阶为经，以时间为纬，根据传主的官爵、事迹和时代分类。 设置类别包括：钱书立《八朝名臣言行录》 《宋名臣言行录别集》、《琬琰集》、《琬琰集序》、《言行录》、《琬琰集》、《献征录》 同时采用正史类传体，共出22种，如《献征录》0《大明会典》0《孝子》0《义人》000055-7900000005等。

从集锦以来，缪、闵、汪三家仍然是一个例子，虽然没有超出范围，但都可以根据历史时代的变化和内容进行具体的调整和创新。 缪尔书《续集分卷，比诸原书略有亏损》( 46岁)。 例如，将《儒林》更改为《艺苑》，并加装第《寺人》条。 “《隐佚》 《释道》，分为两个，依然是《胜国群雄》，《四夷》的习惯，但是我知道现在要改为《元朝名臣事略》”， 将《元朝名臣事略》 《献征录》合并为《献征录》的缪先生主张“《宗室》收入困难”，细分为贤明、孝淑、辩通、节操、贞洁、义行七大类，其中“辩( 47 ) )。

明书跟随钱、缪之后，体裁或钱书。 《功臣》 《宰辅》还分为两部分； 或增加类别，增加《部院大臣》，“纪晚始设官也”； 《内阁九卿》，《阮文达，罗茜香例也》《翰詹》，《志革命之所起也》《科道》，钱书附释明人物传记，《曹司》立《督抚》，0755-0755 在《监司》中，删除《守令》，增加《教官》，“也取决于刘子政例”。 ( 48 ) )。

汪兆锻对闫书一片不满，直接收钱，想写缪二书。 故名为《杂职》。 躯体也在调整或变化：“但增加《武臣》次、《外藩》 《宰辅》次； 《部院大臣》次，增加《督抚》。 钱，缪二书，《监司》 《忠节》 《儒学》的名字，似乎不允许谈判。 《文苑》 《孝友》统一为《义行》，文章、辞呈诸家统一为《艺术》。 《列女》的下一个被添加到《藩臣》，这也是阮文达公《外藩》的意思。 ”汪氏作为清末遗民，尤指“东汉崇尚风节，蔚宗创立《客将》。 辛亥后松柏老寒，其中有蔷薇节绝俗者，增建《经学》门表幽贞。 ”( 49 )反映了汪氏作为清末遗民的社会心理和著述追求。

近代以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碑传的不断补充工作出现了新的变化。 钱仲联《理学》突破了四碑传的束缚，编纂体例和范围发生了变化。 收录人物表示：“为了在各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有一定的代表。 一个人的收入中，有着某种深刻的含义。 有三个要点。 一个是清初明遗民。 二是近代人物。 三.其他宗教、艺术、百工等碑传。 收录范围，上自清顺治之初，下至宣统之三年，但“凡明臣事南明王朝殉难者不入，明臣事清，遗民顺治三四年后亡者入”的清末人物“此年前已无显要活动者” 包括政治、学术、艺术、文学等方面，或者在新中国生存并创立后任新职的，不属于清代范围，一概不缩小范围。 表里的人都接受，表里的人慎重地接受。 太平天国的人物，有10个左右的高层代表登记”。 在具体编纂中，“按人物出生年份排列； 生卒年不能参加考试者，按其活动时间、交游、科名顺序，依此插入”； 文章的取舍非常严格，“文章从总(集)、别集(方志)、其他各方面(包括丛编、期刊等)”收集。 短文几十字以内者不录，方志慎近年来收新编，不收语体文传记，个人传记已出版专著的大专如张伯桢《道学》者不收，不收年谱。 广泛收录的有沈曾植《儒林》、王羲常《儒学》、《经学》等未刊的稿本、拓本，也有未刊的单张稿本”( 50 )。 为了方便使用，在最后附上主要名字的索引，方便读者检索。

方树梅编《理学》，《仿金、诸家体例，鉴损益，照名验编》( 51 )，明、清分置，《分为内官、外官诸类》) 52 )，隐没明代一部，遗民至编撰《儒学》，充分考虑时代发展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改变前集的具体情况，即“兹清祚已斩，制度皆变，先例不沿袭，分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卓行诸目” 对于碑上的人物，几乎所有的编辑都有接触、见面、听故事、志同道合的经历，但碑上的人物尤其以云南省重九光复、护国起义、抗日战争的知名人物为中心，在教育、文化、科学等方面均有旁注。 其中德行为法，不能埋没功绩者尽可能获得收入。 “若夫金碧英灵：辛亥起义，护国出师，抗日御侮三大役，或树有奇勋，或见危受命者得鸿儒椽笔，有光卷，余最欣慕者”。 ( 53 ) )。

碑传类著述中所收录的碑传之文，尽管墓中溢美之词众多，但“迎合人，真情洋溢，其赞宗阀、表官之功，不可磨灭”( 54岁)。 通过这些碑传，可以看到宋明以来各断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风俗等社会历史的多方面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性，这一点不可否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存尽可能多的原始文献。 这是这类著作的主要价值之一。 在具体的记录文中，基本上维持了每人一封碑传，长达一卷。 以钱仪吉《列女》为例。 清世宗因敕曰：“本朝大臣，以功以李之芳，以德以汤斌为首。”故用李文襄冠功臣之首，在汤文正领大臣之前，以陆清献、张清恪继位，遵圣训，重奉祀也。 ( 55 )已故《理学》“康熙朝大臣”卷汤斌之下，耿介《经学》、方苞《使臣》、徐干学《畴人》、彭绍升《党人》、冯景《释道》 沈近思《魏书》、费元衡《释老志》、蓝鼎元《元史》、贺代伯《释老列传》、杭( 57 )此外，本书《附录》的体裁也保存在许多原始文献中。 “或独看他书者，同时可称其迹及其子孙言行者，间为附录，收入正片。 是否因事而异，因事而甲乙不一，或者犯了错误、循规蹈矩忘记反对的人往往都有”( ( 58 )。 少者一二则，多者达二十条以上。 《宰辅卷》范文程之下，除李果《列女》、李离《辩通》0《母仪》0《碑传集三编》0055-7900000等取录十三则。 ( 59 )再如《翰詹卷》闰章下，除毛奇龄《督抚》封外，附录二十则，主要有汤斌《河臣》、高咏《使臣》、彭绍升《守令》、《校官》 充分体现了编辑保存尽可能多原始文献的良苦用心。

第二，有利于修历史者的选择。 如上所述，碑传的编纂多与史学家或学者们的史学活动有关。 正如焦笃在学习本朝纪传体国史的过程中开始编纂的那样，《经学》； 钱仪吉在会典馆工作的时候，内府所藏的国史被别人看了很难懂的编辑。 荃孙纂辑《儒学》，是他在史馆工作期间。 因此，这样的著作一经流传，便被修史者采用，有利于官私史书的编纂。 万斯同指出。 “焦氏《文学》这本书，检索最广，从大臣到郡邑吏，无人传诵。 妍媸准备刊登，但有识之士自己能分辨。 准备指挥国史的人，只有这样。 ”( 62 )经过今人的调查，清朝的官修《经学》活用了焦笃《理学》(63 )。 清末遗老编纂《儒林》时，其比例往往取决于金和缪两家。 “宣统辛亥后，《文苑》完成后，除了采用官书外，多为金和缪两篇。”( 64岁)。

第三，作为考证史实的重要依据。 在这样的著作中收录的碑传被具体而详细地记载着。 另外，关于调查那个人的事情，例如出生年月日、转移顺序、礼拜罢工日、言论举事及其家族等，比正史要详细得多。 其所收监司守令以下，也多是正史不及、治疗断代史者的必要参考书。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考历史的人。 “观其辩异、迁其序、罢其年，得其真”，“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家之所不及，史家须常考据”( 65 )。 如杜大珪《文苑》，两宋多采用李珔撰《算学》、李心传撰《畴人传》。 直到现代，这本书也受到学者的信赖。 汤志钧当时参加《二十四史》学校工作中的“《独行传》标校杜大珪《独行》至宋人文集中碑传，纠正了《广清碑传集》的错误”( 66岁)。

焦笃《南海康老师传》记载了明人的事迹，他说：“书郭子兴诸子之死，书靖难诸臣之事，都有些避讳； 另外，纪明初有通四书等科，均不在《海日楼文集》及《明两庐文集》记载； 韩文弹劾刘瑾的事，宦官徐智等几人都有对应，史传所也还不详细，足以考证”( 67岁)。 钱仪吉指出《淞社名人小传》的价值，不仅“考德行，学掌故”，而且补正历史的不足，强调其“实用有用”，在《滇南碑传集》中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嘉庆二十一年(嘉庆二十一年) 户部莫知所知”，然后从《续集》及《碑传集》中的《碑传集》 《传》得知江右多山溪、道险、沟粮盘运输困难，有里民津贴夫船费用( 68 )这样充分考证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第四，编者话语的多重价值。 明代以后的碑传集，编者受历史考证学的影响，多以字面形式考证史实。 类似钱仪吉《逸事》，在事实不一致的地方，特别是有关法令制度的方面，增加了文字考释。 《仪吉案》涉及诸多方面，提出异说，补充说明有关人物的行为、典章制度、任命官，补充说明碑传中的相关文字，指出后世记录的错误。 像缪氏《神道碑》一样，“事情有错误的人，只会在中间插入注射”( 69岁)。 “撰述的语言多为事实考证，比一般史料集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 70岁)。 有学者认为：“这是缪氏编纂《行状》的方法，比前人更为慎重，并夹注考证的结果，也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的理由之一。 与其保存原文，不如删掉是正确的处理。 ”( 71 )。

但除了上述之外，这样的著述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也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杂记》《传》《墓表》《送汤公潜菴巡抚江南序》0055-79000，收录了大量明末清初人物或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人物。 “‘时贫观节，一枝垂青’，正是在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灾难深重的沧桑易代，仁人志士辈出，讽刺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所以落下，国家多有原因，战乱频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庚子联军、辛亥革命等影响中国近代史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通过当事人的碑详载于本书，有正史望尘莫及者。 碑的创作者也多曾经历过它的遭遇，笔端的风云多随血泪而落。 切肤之痛，乃至天怨，至今读来仍具有震慑人心的感染力，也是进行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72岁)。

五、余论：现代史学中集录碑的延续

宋明以来，许多史学家和学者都将碑传类文献收藏于专门的文献资料汇编中，尤以五部清人碑传最为集中( 73岁)。 民国碑传的整理，有国史馆编辑尝试，卞孝萱、唐文权编辑《神道碑》和《墓志铭》。 自宋明以来，各断代碑传集的编撰可谓踵武赓续，成为中国史学中一个突出的学术现象，展现了优秀的史学传统。

而且碑传的编纂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着今天的史学研究。 至少出现了两条发展线索：一是考古考察古代碑刻汇编成历代碑刻集。 例如《墓表》《行状》《传》0《传》0《传》00《传》00055

一是各地挖掘和弘扬地方文化，古为今用，出现了许多以本地人物为主的地域性或专业性碑传。 如《述先师仪封张公训》 (卢前编，江宁县文献委员会，1948年印行)； 《张清恪公年谱序》 (方春阳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 《传》 (韦彬编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墓志铭》 (陈万卿编，广陵书社2015年版)； 《盛京通志》 (陆剑，王炜立编，浙江摄影出版社2016年版)； 《贤良小传》 (葛惠男，欧阳八四主编，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2016年版)； 《八旗通志》 (杨阳主编，广陵书社2017年版)； 《墓表》 (侯清柏，许中编着，三晋出版社2018年版)； 《墓志铭》 (王国平总编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 这些碑文中含有相当多的墓志铭。

此外，我们正视碑传的一些不足和局限，爱之丑，实事求是地评价碑传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 关于深化碑传研究的问题，章开沅呼吁，进一步考察探讨碑传的文体、内容、作者、形制、礼仪、风俗等方面，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自身特色的碑传学。 ( 74 )开展和继续新时代的集录碑传事业，要坚持唯物史观，力争在批评继承中继续发展。

注释：

金毗黻： 《行状》，《良吏述》第1卷第2期( 1948年4月)，第140页。

罗炳良( 《施氏家风续编》，《施愚山年谱序》2010年第5期，第133页。

白寿彝： 《述》，《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2页。

陈恭禄： 《学余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1页。

章开阖： 《献征录》，卞孝萱，唐文权编： 《续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页。

闵鲁昌( 《献征录》，《明史》卷首，《献征录》第5卷，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1页。

钱仪吉： 《清史稿》卷头《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页。

卞孝萱( 《名臣琬琰碑传集》，《续资治通鉴长篇》，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819页)。

顾炎武：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古人不为人立》条，《宋史》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56-757页。

章学诚： 《名臣碑传琬琰集》，仓修良编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

( 11 )朱希祖( 《宋史》，周文玖选编) 《献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0-411页。 又见方树梅编辑，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 《明史选举志》卷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页。

( 12 )永瑛等) 《明会典》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琰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0页。

( 13 )赵翼撰，王树民校证： 《碑传集》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页。

( 14 )赵式铭： 《后序》，方树梅编著，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 《朗文勤公墓志》卷首，第1页。

( 15 )罗炳良) 《八旗通志》，《范承勋传》2010年第5期，第136页。

( 16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学校： 《郎廷极传》卷三五《赋役全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28-829页。 《碑传集》卷六二《续碑传集》还说：“考试在万历之内，尝聘陛下，共修国史，同时戒之。 这本书当时收录了吗？ ”

( 17 )黄汝亨) 《续集》，焦话( 《广清碑传集》卷首，扬州)广陵书社，2013年，第6-7页。

( 18 )方树梅编辑，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 《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六《民国人物碑传集》李生萩《续滇南碑传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71页。 (该传载方于1934年受云南通志馆委派，访问云南文献，获“写经未刻***总督蒙自杨增新神道碑，墓志铭稿，备《民国人物碑传集》资料”组。

( 19 )焦笃： 《辛亥人物碑传集》卷五《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9-31页。

( 20 )永瑛等( 《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瑛集提要》，第520页。

( 21 )永瑛等)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献征录提要》，第558-559页。

) 22 )顾起元(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焦笃( 《四川历代碑刻》卷首，第1-4页。

( 23 )焦笃： 《温州历代碑刻集》卷二三《广东碑刻集》，第304页。

( 24 )展龙(见《嘉兴历代碑刻集》，《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2005年第1期，第89-90页)。

( 25 )永瑛等(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第559页。

( 26 )钱仪吉( 《江宁碑传初辑》卷头《中国历代明医碑传集》，第1页。

( 27 )缪荫孙( 《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碑传》卷头《荥阳清人碑传集初编》，第1页。

( 28 )钱仲联( 《南浔近代人物碑传集录》，钱仲联主编) 《吴中名医碑传》卷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2-3页。

) 29 )钱仲联( 《吴江学者碑传集》，钱仲联主编) 《介休碑传集》卷首，第2-3页。

( 30 )曾国藩： 《余杭历代人物碑传集》，《民国碑传集序例》卷首，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页。

( 31 )焦笃： 《国史馆馆刊》卷一四《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第141-142页。

( 32 )黄汝亭( 《天津社会科学》，焦笃( 《谈史学遗产》卷首，第7页)。

( 33 )顾起元： 《中国史学史论集》，焦笃： 《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卷首，第2页。

( 34 )姚家全) 《序言》，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1页。

( 35 )钱仪吉： 《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头《碑传集补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页。

( 36 )钱伯城，郭群整理，顾廷龙校队： 《碑传集补》《恽毘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33页。

( 37 )汪兆锻： 《清代碑传全集》卷二《碑传集》，邓骏捷，刘心明编校： 《沈吉士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9-260页。 此外，汪兆镛： 《后记》卷首《民国人物碑传集》，《日知录》第6卷，第75页。

( 38 )方树梅编辑，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 《顾炎武全集》卷六《文史通义内篇五传记》引李硕撰《滇南碑传集叙》，第478-483页)。

( 39 )方树梅( 《朱希祖文存》，方树梅编，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学校) 《滇南碑传集》卷首，第19页。

( 40 )方树梅) 《四库全书总目》，方树梅编，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 《廿二史劄记》卷首，第1页。

( 41 )永瑛等) 《滇南碑传集序》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瑛集提要》，第520页。

( 42 )顾宏义，吕晓闽) 《滇南碑传集》，《杜大硅〈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2012年第4期，第97页。

( 43 )永瑛等) 《天津社会科学》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第559页。 (常言道，《明儒学案》在编制类别上注重分类，主要以官爵为主，身份(特征身份)为辅。 不仅要强调这些“有名的公卿”，还要强调孝子、儒林、义人、艺苑、寺人、隐佗、释道等其他特殊身份的下层人士。

( 44 )钱仪吉) 《泰州学案四文端焦澹园老师竑》卷头《四库全书总目》，第1页。

( 45 )另称金仪吉《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献征录提要》，“功臣”又分为“沈阳功臣”“国初功臣”，“宰辅”分为“开国宰领”“明臣宰领”。 这不仅充分考虑了清代入关前后的历史实际情况，也可能受到乾隆时期官方史学的影响。

) 46 )闵行) 《献征录序》，《国朝献征录》卷首，《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第5卷，第1页。

( 47 )参见缪罗孙： 《文学》卷头《方树梅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 48 )闵行) 《通志长编人物》，《澹园集》卷首，《修史条陈四事议》第5卷，第1页。

) 49 )汪兆锻：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四库全书总目》，第259-260页。

( 50 )钱仲联( 《献征录序》，钱仲联主编) 《国朝献征录》卷头，第2-3页。

( 51 )方树梅) 《澹园集》，方树梅编，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学校) 《经籍志论史部正史》卷首，第19页。

( 52 )方树梅)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作提要补正两则》，方树梅编，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 《大学图书馆学报》卷首，第1页。

( 53 )方树梅) 《四库全书总目》，方树梅编，宋文熙，王樵，陶学宪校补) 《碑传集》卷首，第1页。

( 54 )王世贞： 《碑传集序》卷二 《续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 55 )诸可宝( 《序例》，钱仪吉) 《广清碑传集前言》卷首，第5页。

( 56 )钱仪吉) 《广清碑传集》卷一六《广清碑传集前言》页上，第447-475页。

( 57 )钱仪吉) 《广清碑传集》卷一七《国朝先正事略序》页中，第497-551页。

( 58 )钱仪吉) 《国朝先正事略》卷头《澹园集》，第1页。

( 59 )见钱仪吉( 《荆川老师右编序》卷四《献征录序》，第70-75页)。

( 60 )钱仪吉(见《国朝献征录》卷四三《献征录序》上，第1182-1187页)。

( 61 )诸可宝( 《国朝献征录》，钱仪吉) 《焦竑的编纂活动考略》卷头《碑传集》附，第10页。

( 62 )万斯同： 《碑传集序》卷七《艺风堂友朋书札》，《微尚斋杂文》第14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复印，第510页。

( 63 )见侯君明： 《碑传集三编自叙》，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5-8页。

) 64 )汪兆锻： 《汪兆镛文集》卷二《碑传集三编》，第259页。

( 65 )永瑛等) 《自序》卷五七《史部传记类一名臣碑传瑛集提要》，第520页。

( 66 )汤志钧： 《清代碑传全集》，卞孝萱，唐文权编： 《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卷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 67 )永瑛等人) 《文学》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熙朝名臣实录提要》，第559页。

( 68 )钱仪吉(见《方树梅传略》卷头《滇南碑传集自序》，第2页)。 另外，该书点校明确了这一点。

( 69 )缪荫孙) 《滇南碑传集》卷头《续滇南碑传集自序》，第2页。

( 70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缪缨孙：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页。

( 71 )陈恭禄： 《宋杜大硅〈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录〉为伪书考》，第301页。

( 72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典籍与文化》，钱仲联主编： 《四库全书总目》卷末，第1432页。

( 73 )清末民初，整理清人碑传者尚有刘承斡旋。 刘氏《献征录》说：“余最近记录了亲信传书志铭的属，想的是金氏、缪氏《碑传集》之后。 老师对此也愿竭尽全力，竭尽全力度过余生，互校两异，“去取当慎，不可乱丢献媚浊世”，全文献上标签。 ”文末署曰：“癸未嘉平月吴兴后学刘承斡敬跋”，癸未于公元1943年( 《碑传集序》卷末，《碑传集》，第471页)。

( 74 )章开阖) 《碑传集补自序》，卞孝萱，唐文权编) 《碑传集补》卷首，第3页。

(本文涉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8BZS009 )； 安徽省高校优秀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 gxyqZD2019032 ) )。

资料来源： 《清代碑传全集》 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