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的历史背景，建安风骨的内涵及其成因

编者按：原文刊登于《杜甫研究学刊》 2016年第3期，总的第129期。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年号，始于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前后25年。 这是汉魏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角力厮杀，充满血腥。 这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建安风骨”大放异彩的特殊时期。 出生于乱世的诗人，“整天驱车，无处可听”。 找一座相对稳定可靠的山并不容易。 进入建安时期，他们在曹操求贤若渴的感召下，终于在耶下找到了栖身之所。

建元前一年4月，董卓旧部李玽、郭汜内斗互相攻击，郭汜劫持汉献帝刘协，烧毁宫殿。 6月，李玽、郭汜议和，刘协得以东归。 这个秋冬，李玽、郭汜还有反感，试图再次赶上汉献帝。 杨奉等人反抗，护送黄河东渡安邑。 在这样的背景下，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建安元年八月，继承了困境中的汉献帝，约定迁都。 从此，曹操屡犯“奉辞罪”，屡陷不利，战略占主导，开创了全新局面。

建安元年，孔融四十四岁，曹操四十二岁，陈琳约四十岁，阮瑟约三十岁，徐干二十六岁，应玚约二十二岁，刘瓆约二十二岁，王年二十岁，曹丕十岁，曹植五岁。 建七子、蔡文姬、仲长统、繁钦等重要诗人都进入创作活跃期，奋发有为，展宏图。

一、建安诗人选建安七子中，孔融最长，曹操两岁。 他们彼此很熟悉。 孔融在《论盛孝章书》中写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50年前，突然杨已经到了。 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曹操起兵时，呼吁恢复汉室，孔融说：“曹公辅政，思贤并立。 经过反复策书，《殷殷勤注入金钱》( 《与王朗书》 )，认为只有曹操才能平息战乱。 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孔融积极配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人才。 《文选》收录的《论盛孝章书》 《荐祢衡表》就是这样的著名代表作。 《论盛孝章书》说：“如果公匡推翻汉室，宗社绝对会结束，而且可以正之。 正确的技术，必须得实际聪明。 玉无胫而走，自来者，为人做好事，岂有善人之分？ ”《荐祢衡表》说：“性与道合，思如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惊，疾恶如仇。” 此外，《后汉书》记载孔融的《上书荐谢该》，称赞其“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享有很高的评价。 孔融还极力推荐汉末著名学者赵岐、郑玄等，为修复郑玄故居制作《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称“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改称郑君乡为郑公乡。 其实，他在我之下对郑玄的评价也有所保留，“郑康成说了很多揣测，人见其名学，有所作为。 证据案很大，必须在五经四部书中。 如果不是这个句子，就接近妄想”( 《与诸卿书》 )。 言下之意，孔融认为郑玄只是长于经学，其他都是跳跃。 但他还是力推所长，希望这些推荐能增加“昭近署的许多士、四门之穆。 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 帝室皇宫一定会积蓄非常多的宝物”( 《荐祢衡表》 )，表现出非常乐观的入世态度。 建安元年，曹操将陷入困境的汉献帝接到许昌，孔融佩服地创作了三首六言诗，对曹操大为称赞。 第一次叙述董卓之乱，渴望曹操平定战乱，“望关东之哀，梦曹公之归”。 第二首述李玽、郭汜之乱，“万官可怕，民惨毒心悲”； 第三曲称赞曹操从洛阳迁都许巍，勉励曹公为国之私。

从孔融的全部作品来看，归顺曹操初期，既有积极的政治热情，也有对曹操的全力支持。 后来曹操倚天命诸侯，孔融渐渐觉得他有代汉野心，渐渐疏远，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官渡之战得势后，曹丕占领甄夫人，孔融恭贺道：“武王斩纾，赐周公为妲己。” 曹操没听说这个典型，就问其缘由。 孔融说：“以现在为例，当然想听到。” 这当然是孔融故意羞辱曹操。 曹操颁布禁酒令，他创造了《难曹公禁酒书》，称之为“酒为德久矣”。 如果说这样讽刺的文字曹操也能容忍，那还有一件事曹操不能容忍。 孔融担心曹操分封子弟，统治王室，为代汉准备制度，《上书请准古王畿制》、《千里国内，从《周官》六乡，六遂之文起，分北郡，全部隶属司隶校尉，以正王赋这引起了曹操的禁忌和愤怒。 但曹操并未就此治罪，而是在道德上抹杀了他。 建十三年( 208年)，他让路，巧用《建安七子集》攻孔融感冒破俗。 “之前和白衣僧侣失去了平衡，放言说：‘父亲的孩子，要做什么父母呢？ 至于其本意，真是为情欲而听。 子在母，又在西？ 例如在送东西的瓶子里，出来就离开男性”。 曹操受此话题影响，特作《枉状奏孔融》说：“此州人认为，平原系衡受融会论，父母与人无亲，如罐罐，入其中。 ……融违天，违背伦理！ ”请注意“违天、违伦理、乱道理”八个字。 有重量，容易被坑死，容易得到别人的支持。 从逻辑上说，这些观点不是穴融创造的。 王充《宣示孔融罪状令》说：“丈夫天壤之别，人偶自生。 夫妻意气相投，子女自食其力。 夫妻合得来的，不是当年的欲生孩子，而是情欲起作用，一起生孩子。 ’佛教也有这个道理。 《论衡物势》卷一二六：释“因为以出生为生活的寄托，所以要看父母不出生时的样子。 ……黄檗的一僧有偃和母云。 “先宿于此婆”。 放弃以父母之身为宿，可以了解其无情的义、灭绝的天性！ ”孔融的论调不过是王充的翻版，只是说得更直白。 《朱子语类》说：“文举骄速惩。 ”。 在傲慢的生日里心急如焚，是孔融没有想到的结局。 他制造《文心雕龙程器》为自己辩解说“傲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认为有小人作祟。 当然，他也后悔自己说错了话，所以说：“话多了事情就会失败，器官就会漏，很痛苦。 河毁蚁穴端，山毁猴穴。 ”孔融的悲剧，无疑给建安文人敲响了警钟。

孔融被杀的这一年，赤壁大战爆发，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是曹操必须面对的问题。 几十年来的身世曹操所熟知。 国家的兴衰、政治的成败，不仅取决于严格的人事管理、朝廷的严肃，还取决于人才。 三国之间的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竞争。 在曹操的幕后，孔融的地位不容小觑。 当时，他何等傲慢，曹操不敢下手，把他送到黄祖，让黄祖杀了鞍衡。 他知道杀文人，负面影响很大。 他杀孔融，依据的法理是儒家的孝道。 而他自己是宦官养子的后代，是如何体现孝道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绕圈子的难题。 为了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政权的正当性，他必须打破过去的用人制度和精神障碍，拓宽渠道，引才引路。 他曾多次发布求贤令，但是唯一的行动。 有才能，即使不忠不孝，也能委以重任。 当然，前提是必须忠于他。 曹操杀孔融，实属不能容忍，但同时也有一罚百戒的警示作用。

与孔融相比，阮瑀、刘瑾、应玟等人比较年轻，建安初年进入曹操幕府。 陈琳、王瑾、徐干等人在建安十年前后陆续汇入邺下。 他们缺乏孔融傲慢的资本，只能臣服曹操。 曹植《临终诗》 :“仲宣独步汉南，孔张鹰高扬河朔，伟长于青土，公干震藻入海隅，德琏发迹此魏(一作大魏)，脚下高度关注北京”。 王瑾在荆州靠刘表，所以说“汉南”。 陈琳在冀州袁绍的幕下，就说：“河朔。” 徐干世住在青州，所以说“青土”。 刘瑾是东平宁阳人，离齐地海边不远，所以说“海隅”。 玚南顿人，地接魏都，故曰“此魏”。 至于杨修，是太尉杨彪之子，世居京城，故曰“进京”。 独步、鹰扬、僭名、振藻、出人头地、高瞻远瞩，都意味着一时的名声。 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说自己握着灵蛇玉，家家户户都说自己抱着荆山玉”。 蛇珠，也就是隋侯之珠。 荆山之玉，即和氏之玉，都是世界性的瑰宝。 这里比喻大家才能如玉，文章雄踞天下。 “吾王以此设天网，以顿八纮盖之，今聚兹国也”。 吾王指曹操，当时叫魏王，知道可以引天下英才而用之，也就是聚于京邺之下。

阮字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 年轻的时候和蔡邕一起听过学问。 邛崃和曹操有管鲍之好。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阮瑀在建安初年左右进入曹操幕府，与刘瑾一起被叫到司空军讨要酒，管理了一间屋子。 他擅长章表书记，《与杨德祖书》收录《文选》，文气流畅，舒卷自如。 故曹丕《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曰：“元瑜书记飘飘，亦足乐也。” 《与吴质书》篇也说阮瑀“在符檄里随便发声”。 他的辞意创作虽然是诸如《文心雕龙才略》《纪征赋》《止欲赋》0《筝赋》055-790000等应募之作，但文辞也很优美。 他还写了《鹦鹉赋》，认为文为“远不可识”，质为“近在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主张“意崇敦朴”，即以质为上。 他的诗现在还剩十多首，大多是实质无华。 名篇有《文质论》、《驾出北郭门行》二首、《咏史诗》二首、《七哀诗》、《杂诗》、《公宴诗》等。 《苦雨诗》是其代表作，表现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驾出北郭门行》描写的是与王烺、曹植同时发生，秦穆公杀害三良的史事。 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对三良深表同情，但似乎并没有嘲弄秦穆公。 在作者看来，三良“恩义”很重，并不是被从死里强制的。

刘煜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 他的性格有点死板，坦率而不吸引人。 曹丕《咏史诗》、刘勰《与吴质书》、钟嵘《文心雕龙体性》说刘勦是人为的句子，都表现得很刚强。 曹丕说：“公干有逸气，但不竖起耳朵。 那五言诗的好人，美好时刻的人。 ”。 王祚《诗品》也说：“东平刘公干，博学而有高才，戒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拘忌，得与失足偿。” 同为《家戒》，别人多赞美皇帝寿永无疆，他的诗强调宴会场面恬静典雅的园林气氛。 “投翰长叹息，美丽不可忘记”的感叹很有意义。 因此，在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外，刘瑾也多次得罪曹氏父子，备受冷落。 《公宴诗》这首诗可能是在他失去志向的时候写的。 当时，徐干等人可以和曹丕一起在西园举行宴会，但自己不能自由出入西园，也不能举行宴会，心里很郁闷。 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想改变自己的性格。 《赠徐幹》三首，分别与茌藻、松柏、凤凰相比，鼓励他的表弟坚持节操、端正，王夫之《赠从弟》说这首诗“短章有万里之势”，反映了刘瑾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玚字德琏世世代代官家出身，祖父应奉、伯父应劭都是汉末有名的文士、学者。 他早年居住在南北，建安是第一个“掾属”迁入曹操幕府的。 曹植为平原侯，应玚为平原侯庶子，后来成为曹丕的五官中郎把文学《古诗评选》说成“应玚学得优文”。 曹丕《文心雕龙才略》也说：“德琏常有妙作之意，其才觉足以著述，美志不成就，令人惋惜。” 曹丕说他是“美志不随”，但未必。 《与吴质书》卷二十二载《艺文类聚》，篇幅长于阮瑀同题。 755-79000说：“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质论》、仲治《文心雕龙序志》、宏范《文赋》，分别照隅隙，鲜见衢路、3000 华而宜疏，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 这里说到“应玚文论”，应该是指其《流别》。 刘昔说，这篇文论与《翰林》《文质论》《典论》《流别论》《翰林论》00同等重要，也可以说是不朽之作。 当然，这《文赋》也存在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华而疏略”，即缺乏华丽实质的内容。 这与阮瑛正好相反。 他的诗也具有这一特点，华丽而细腻。 像《文质论》这样想法巧妙，用语言代替癌症。 但这毕竟是一部接应之作，曹丕用“和而不壮”四个字来评论他是比较准确的。

徐干字伟长，北海剧(现在属于山东省。 建安十年( 205 )，曹操平定袁绍，徐干应诏书进入曹操之幕，为司空军讨要酒掾属。 建安十三年( 208年)随着曹操南征，制作了《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建安十六年( 211 )，曹丕成为五官中郎将，徐干成为五官将文学。 建十八年( 213 )前后，因病引退，专心于写《序征赋》。 建安七子中，内心最平静的是徐干。 徐干不仅性格沉稳，下笔也是老调重弹，含蓄婉约。 徐干现存诗3首，在组诗《中论》中唱得最好。 集中描写了室思、犹言私室情、相思树离别之情，上下章之间没有严密的逻辑线索。 陈礞明《室思》卷七：“果然多用虚字，文言转，有此健笔才有可能。 像率意学之一样，容易自卑，结句好，显然怀疑其想法，但不能突然想到”。 其中的第三章“从你的出身至今，明镜黯淡无光。 思君如水，无穷时”，四句话将相思树的无限比喻为流水，妙趣横生。 之后，以“思君如流水”为诗题，预定为后世而作。 《采菽堂古诗选》卷16，《乐府诗集》所收唐前《杂曲歌辞》共16首多。 明代陆时雍《思君如流水》《徐干诗浅淡生动，是诗中的小品。 ”。 精致、恬静、耐人寻味。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人(今属江苏)。 建安十三年前后进入曹操幕府。 早年何进，进入袁绍幕。 《古诗镜》曹操官渡讨伐战，曹操剿灭袁绍，让陈琳进入幕府，任命司空军讨酒，管理室，主管军国书机。 《为袁绍檄豫州文》是在这个时候制作的。 这两篇文章被收录在《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成为一代名文。 此外，《文选》还收录了《文选》 《答东阿王笺》两个句子，与《为曹洪与魏文帝书》中曹丕的评论完全一致。 \”孔璐章表特别健康，略有繁荣. \” 他的诗现存四首，其中《与吴质书》两首和《游览诗》带有干谒色彩，而《游宴诗》卷收《玉台新咏》，作者以陈琳为题，是中国诗史上名篇。 作者借用秦时修长城的故事，通过筑城人与妻子的对话，诉说秦朝为了修建长城，年年被征用，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诗中有五七言杂事，有对话、描写、抒情，文言古朴，非常汉乐府古朴。 这种风格，和陈琳作品的风格很不一样。 因此，它是否是为陈琳制作的，目前还存在疑问。 《饮马长城窟》卷二十七收录古语《文选》 :“青葱河边草，绵与思远道。 远方不可思议，自古以来就做梦。 梦见在我身边，突然觉得在那个乡。 那个乡是不同的县，辗转反侧看不见。 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各自的入门，谁会高兴地说这句话？ 客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给我留下了两条鲤鱼。 啜饮鲤鱼煲，里面有尺贯本。 长时间端坐读着写，书上怎么样了？ 有饭吃，脸被记忆。 ”这是一部描写相思树离别的普通作品，似乎与长城没有任何关系。 李善注引郦道元所见古诗《饮马长城窟行》 :“郦善长《饮马长城窟行》曰，余至长城，下多有泉窟，可饮马。 古诗《水经》，难以置信。 但长城蒙恬所建，也是因言征戍客到长城饮马，女子想，故《饮马长城窟行》。 ”可见郦道元看到的《长城窟行》，以长城为主题，招募丈夫描绘女性的痛苦。 旧题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云，应为郦道元所见古诗。 由此，有理由怀疑《饮马长城窟行》中收录的陈琳这个《玉台新咏》，很有可能是真正的古语。 《饮马长城窟行》中记载的古语《文选》“青河边草，想绵而远之”的思想虽然绵薄，但具有鲜明的文人色彩。 吴兢《饮马长城窟行》曰：“右古语青河边草，绵思远道。 伤人流不归。 或云蔡邕之言。 陈琳水寒伤马骨，秦人说长城之役苦。 ”。 张玉谷《乐府古题要解》卷九也曾说：“此伤自秦时兵士筑城，民不谈生诗，自汉蔡中郎为题”( 《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即使作者不是蔡邕，也是像陈琳这样文学造诣很深的诗人写的，文人气息浓厚。

王倪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属山东省)人。 追随曹操是最慢的，但最近。 他出身名门，曾祖父王龙，祖父王畅是汉代三公，父亲王谦为何进入长史？ 他幼年丧父，十三岁时逢董卓之乱。 南下荆州，依靠刘表。 从《古诗赏析》 《七哀诗》等诗文中，我们发现他并不满足于这里的生活，因为他有更高的志向和野心。 建安十三年( 208 )，曹操南征刘表，会刘表病死，刘表之子刘卞继守荆州，降曹操。 王瑾也投奔曹操，被征为丞相掾，被授爵，赐关内侯，为军讨酒，参与政务。 《登楼赋》本传萧录所著其诗、赋、论、议六十余篇。 《三国志》著录《隋书经籍志》十一卷。 建七子中，王烺的诗在世界上存在最多，有四言五语、杂言优秀的作品。 《王粲集》三首、《七哀诗》五首、《从军诗》五首为代表作。 曹丕《杂诗》 《典论论文》说王视力弱，不足以发文。 自从归顺曹操之后，他似乎看到了政治上的希望。 他在《与吴质书》中说：“从军有苦乐，但问的是谁？” 他曾与曹植、阮瑀等人合制《从军诗》，曹、阮二人继承《三良诗》的传统，哀叹三良殉葬，暗道愤懑之情。 王瑾《诗经黄鸟》对秦穆公也有批评，但多是赞扬三良识恩图报，不惜殉葬的牺牲精神。 这样写，不排除借机效忠曹操的可能，有些才子在献媚。

《三良诗》卷八一引曹丕《太平御览》，曰：“家公与蔡伯啸有管鲍之好。” 蔡文姬蔡文姬迁居匈奴十二年，“曹操与蔡文姬为善，伤其无嗣，遣使以金璧赎之”。 文姬回汉，建安十年前后，以曹丕为首的文士以《蔡伯喈女赋》为题描写过此事。 蔡文姬的两首著名的《蔡伯喈女赋》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 五言《悲愤诗》共有108个句子，540个字，收录在《悲愤诗》中。 后人将这首诗与同时产生的《后汉书列女传》齐名，公认为汉魏时期最重要的长篇五言诗代表作。 维奇《孔雀东南飞》也被收录在《悲愤诗》中，写作年代与五言《后汉书列女传》几乎同时。 “嗔薄祜，患世，毁灭门单”，故作者在被采纳之前父母双亡。 关于乱的描写，五言诗多是惊险刺激的句子，而骚年《悲愤诗》的感人之处，则是对边风景和自己与孩子离别场面的描写，铭刻在心。 五言诗由于形式的局限性，读者很少能感受到作者的悲苦，而骚人诗充分运用了灵活的语言形式，抑扬顿挫，悠远动人。

在建安诗人中，吴质的创作值得一提。 曹植《悲愤诗》曰“文才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非虚言。 当然，他的志向不是文学，而是积极提倡和使用句子。 阮瑀、陈琳等认为短于将略。 徐干还说，只是潜移默化地不问世事。 他在《与吴季重书》说自己已经四十二岁了，老大不小，“得愚才，堪风云会”。 他在文章中漠然自居，文武兼收。 “时间咬紧牙关，还想接触匈牙利，振奋精神。 也用于其割裂。 ”说白了，尽管自己的老板不小，但依然不想投身沙场，成为一名书生。 吴质认为可以帮助曹丕实现这一理想，于是投身曹丕，成为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 据裴松之注《答魏太子笺》记载，曹丕死后，吴质作诗致哀。 “怆怆怆，殷忧不能住。 过渡不能坐着。 出入犹豫不决。 读蒙圣主恩，荣爵和其他所有人都很特别。 说是永生，志甫当舒服。 为什么抛弃我，抛弃我回黄埔？ 茁依靠着，泪如连珠。 无济于事，身与死，名不副实。 大方得很，性格豪爽的丈夫。 ”诗几乎接近当时的风格。 其中，“读蒙圣主恩，荣爵殊胜”的十字，虽然坦率，但也是发自内心的话语。

综上所述，可以说建安诗歌的繁荣与曹操的用人政策和他们对文学的积极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已故《三国志》《自献帝播迁，文学鹏转，建安之末，区宇方篇。 魏武为王之尊，雅爱诗章。 文帝以副君之重，以妙善辞赋； 陈是儿子的豪杰，下一笔是琳琅。 且因容貌英逸，俊才云涌。 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回师河北，伟长在宦至青土，公干部质缠海隅。 德琯综合其高见，元瑜展开其飘忽之乐。 文蔚、休伯俥是叔德祖的伴侣，雅拜豆前，在雍容袴席上挥笔作醉歌，与墨藉谈笑。 观其文，雅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减弱俗怨，志深笔长，故大多梗概。 ”

二、《三曹》创作实践孔融遇害那一年，曹操五十四岁，其创作风格日益苍茫。 他的两个儿子，曹丕二十二岁，曹植十七岁，在建安诗人的影响下，兄弟俩的文学才能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建安诗坛，“三曹”引领了一时风气。

曹操( 155 ) 220、字孟德、小名阿隐、沛国中伤县(今安徽亳州)人。 初举孝廉，任洛阳北尉，迁顿丘令。 初平三年( 192年)，是裴州牧。 建五年( 201年)，官渡战斗，打败袁绍，之后逐步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结束了中原地区长达20年的战乱。 建十三年( 209 )，拜丞相，南征荆州，赤壁败孙权、刘备联军，三国鼎局势初步形成。

曹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争论，从未停歇。 要理解曹操，请从建安十五年创作的《文心雕龙时序篇》开始。 这篇有名的文章被收入《让县自明本志令》支付订单《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文曰：

从孤举孝廉、少年当非岩洞名士，海内人所见皆畏愚，欲为郡首，善行政教，树立名誉，世士知之； 所以在济南，清除残渣，心平气和地进行选举，违背了诸常侍。 强强觉得愤怒，有可能招致家庭的灾祸，所以生病报答。 去官之后，年纪尚小，顾同岁中，年五十，无名老，内自图来，而去之二十年，待天下之洁，则是同岁中举人之耳。 所以，四时回乡，假山东五十里筑精舍，秋夏读书，冬春打猎，觅地，躲泥水，断绝来往，并不如意。 后来征为都尉，迁往典军校尉，想为国贼立功，立侯为征西将军。 并以“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为题对墓说。 其志在必得。

……

不仅是祖父，即使一个人呆着，作为父母的责任也很重。 信徒的男性和子植子桓哥哥，太三世男性了。 除了孤徒之外，对大家说这句话，也常常是用语言来鼓励妻妾，使他们都深深地知道这个意思。 孤言是“顾我万年，汝曹皆嫁人，宣吾心，以知人也”。 孤这句话都是肝魍鬲之要。 故认真讲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总之书不言自明，恐人不信。 但是，孤便尔委员会想要捐赠给典兵伱归还执事的话，就会回到武平侯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是哪一个？ 诚惶诚恐离兵招人祸。 既为子孙谋之，也为己败则国危，不能仰慕虚名而处理实际之祸，这也不可。 前朝恩为侯封三子，不接受固辞，比现在更想接受。 是非想恢复骄傲。 我想考虑对外援助。 万安计。 孤闻介推避晋封。 逃申胥楚奖，可能不舍本逐末，也可能自省。 奉国威灵，用钹征伐，削弱克强。 所小而鸟大，随心所欲，遇事不逆，随心所欲，无往而祸，而后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也。 但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 江湖不安静，不能让座； 关于邑土，可以辞职。 今上尚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吃武平万户，且分亏讨之，减少孤独之责。

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有名的宦官，收养曹嵩生下曹操。 安徽亳州以曹腾墓为中心的曹氏家族陵园至今保存完好，蔚为壮观。 曹氏家族有权有势，由于宦官的家庭背景，没有社会地位，不受尊敬。 曹操自觉出身卑贱，看不起“怕海内人”，认为“见一切愚”。 陈琳在为袁绍讨伐曹操的檄文中骂曹操“女婿奄遗丑，本无令德”，可见曹操在世人心中的位置。 李斯说：“卑鄙胜于卑鄙，悲哀胜于贫穷。” 曹操最初的志向，只是当县太守，建立良好的声誉，这很辛苦。 他来济南当官，说要采取一些改革措施，“清除残渣，静下心来选举”。 结果惹怒了很多人，害怕当地的豪强行凶，他马上逃到故乡隐居。 “当官后，年纪还小，望同岁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岁”，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就这样安慰自己。 等到沉沦二三十年，天下太平，再去考试做官，五十岁也还来得及。 于是，他安心在家乡买了一所小房子，定居下来，秋夏读书，冬春打猎，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

汉灵帝光与七年( 184 )黄巾起义爆发，中平六年)灵帝去世，外戚为了惩罚宦官有何企图，反而被诛杀，造成朝中大乱。 西凉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少帝刘辩，进贡帝刘协。 曹操逃出洛阳，东回陈留。 这时，袁绍、袁术等实权人物起兵讨伐董卓。 曹操也招募了5000人的兵力参加混战，被授予典军校尉。 这是他确立军事权力的开始。 那一年，他三十五岁志存高远，想封侯，死后在墓碑上写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崇高的理想。 古代子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 三公永远为豪门望族把持。 东汉后期有两种明显的势力。 一种是所谓的清流，出身高贵的人很多，也有一部分处士专横的读书人。 另一种叫浊流，以曹操先祖曹腾等宦官为代表。 这个阶层虽然有权力，但没有社会声誉，往往为学者所不齿。 想象一下，如果东汉后期没有大的变化，像曹操这样的人，对封侯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曹操注射过《魏武故事》，熟悉兵法，知道什么时候收敛，什么时候宣传。 董卓之乱后，他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征募兵力。 所谓“自亏”，就是不敢主动压缩和宣传势力。 他认为“多兵意盛，与强敌相争”是灾祸的开始。 建安元年( 196年)曹操将身处困境的汉献帝接到许昌，亲自保护他人。 建安五年( 200 )官渡之战，他最看不起雄踞北方的袁绍。 直到建安十三年( 208 )，曹操灭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北方望族领袖。 所以，他自豪地说：“让国家无孤，不知道多少人叫帝，多少人叫王。”

谁都知道，此时的汉天子，已经有名无实地死去了。 于是，传言多了起来，说曹操要篡汉。 这个时候，曹操还没有强大到改朝换代的地步。 他在文章中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例，说这两人很有势力，但绝对没有取代天子的意思。 周文王“三分天下”，仍服殷商。 说这些还不够，他又以乐毅和胡亥为例，说明自己没有二心。 他告诫后人，曹家这一代人很受汉家天子的重视，不能有非分之想。 据说他有“桀骜不驯的志向”，是没有根据的。 这些道理，他不仅要对儿孙絮絮叨叨，还要对妻妾絮絮叨叨。 “爱惜我万年后，汝曹俱嫁人”。 嫁人后把我的心事告诉天下人，我曹操不想篡权。 最后他引用周公的金藤藏信的典故，表达了自己的忠诚。 他明确告诉那些攻击他的人，为了子孙平安，为了家庭利益，为了国家前途，你们都说了，但我不会交出军队的权利。 因为“为子孙谋计，己败则国家危”，所以绝对不会做“仰慕虚名而蒙受实祸”的傻事。 最后，曹操说自己能让封爵，让一些实际利益，但绝不让兵权，那是核心利益。

读《孙子兵法》，会想起安徽凤阳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碑文说。 “皇陵碑文、儒臣粉饰之文，或许不足为后人所戒。 特别困难，明昌运，让世代都能看到。 ”碑文如实记载了朱元璋幼年的贫困。 父母死后，连墓地都买不起，才凑到各处买了墓地，才把父母埋葬。 那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寄食佛门。 他当皇帝后，修理父母的坟墓，请文人写碑文。 文人的创作，极大地美化了朱元璋的身世。 朱元璋也像曹操一样，如实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但朱元璋的文学功力远不及曹操，缺乏宏观气势。

曹操《大明皇陵之碑》可以用“古直、悲凉、霸气”来概括。 其实，曹操的所有作品，也可以用这六个字来概括。

老直，也就是古板坦率，毫不掩饰。 如《让县自明本志令》叙述孤苦的身世和困难的遭遇，他说：“惜身薄彼，夙贱而遭孤苦。 没有三移教，也没听过法庭语。 那种贫穷就像破裂一样，自己在想。 即使心怀一介之志，时间也会成为它的力量！ 守财奴者卑鄙，惜泪如雨。 向悲夫哭泣，能看到乞讨活动吗？”表达了他对不能在一半的杂志上创办事业的愤慨。 悲伤，也就是悲伤，自身也悲伤，时代也悲伤。 《善哉行》 《薤露行》 《蒿里行》就是这样的作品。 霸气是指充满抱负，有王者之气。 如《苦寒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到了晚年，仍有一颗壮阔的心。”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周公比，表达了延伸人才、“让天下归心”的愿望。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的圣人，曹操却以周公为自比。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 所以，沈德潜说曹操的诗很有霸气，鲁迅说曹操是文章改造的祖师。

曹操有个有条件的代汉，但他至死都不敢这么做。 建十六年( 211 )曹操封曹丕为副丞，诸子为侯，形成“盘石之坚”。 建安十八年( 213 )封魏公，加九锡； 置尚书、侍中、六卿，已有完备的制度机构。 进入建安二十一年( 216 )号魏王，孙权让曹操称帝，说：“儿女欲踌躇吾著火邪？” 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立天子旗，立曹丕为太子，曰：“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 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 220 )，曹丕即位，正式称帝，黄初元年改元，追封曹操为魏武帝。 很快刘备就称皇帝为成都，孙权称皇帝为建康(今南京)。 至此，汉代正式宣告结束。

作为诗坛佼佼者，“三曹”风格各不相同。 如果说曹操的诗以英雄气魄取胜，那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就善于诗人的细腻，曹植称赞才子想象力丰富。 对曹植和曹丕的评价，历来有很大的分歧。 《短歌行》推曹植为“建安之雄”，比喻人伦有周孔、音乐有琴音。 这可能是同情失败者的心理造成的。 因为曹丕在政治上是个成功者，所以认为他一定用了很多政治手腕，所以很多文人讨厌他。 《诗品》与之对立，认为曹丕有“洋洋清绮”的才能。 郭沫若《文心雕龙》也认为曹植的空话不值得同情。 无论如何，今天来读两个人的诗，确实感觉风格完全不同。 刘勰曰：“子建思捷而才俊。”“子桓细想而力迟。” 曹植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所以说：“思捷才俊。” 曹丕因思虑周详，文辞沉稳，故说：“思虑周详，松劲。”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类型。 曹丕是一个内向沉稳、以理性衡量一切的权力型人物。 曹植外向活泼，有时过于情绪化，是一个审美人物。 性格不同，反映在创作上，风格也明显不同。

同样是表达友谊，在曹丕《论曹植》的开头这样写着。 “岁月易手，不来而复四年。 三年不见，《与吴质书》还在哀叹那遥远的地方，情况已经过去了。 ”《东山》诗描绘了通过征兵进行多年的征兵。 终于有了回故乡的机会。 “我要去东山，愤懑不归。 我从东京来，也不下雨。 ”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景色，自然引起了很多联想。 这里，《诗经豳风东山》的典故，寥寥数语，把饱含的离别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曹植《东山诗》开头说：“几天不见，思子不辞辛苦，想做同样的事。”

亦画思妇，曹丕《与杨德祖书》巧悠扬，“秋风萧瑟天气凉爽，草木摇曳霜露。 群燕辞旧鹄南翔，读君客游思断肠。 忧思归故里，为什么要淹着别人？ 建琪茁守着空房，愁得思君忘不掉，泪流满面。 应援琴弦清商，不可长短歌微吟。 月亮照亮了我的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牛郎织女远眺，尔何罪限河梁？ ”女主角夜不能寐，仰望星空，看天上的牛郎织女，自然会想到远方的亲人。 人类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带来离别，天上的牛郎织女，因什么罪孽被银河分隔？ 曹植《燕歌行》也写了思妇，很不一样。 “明月照亮高楼，流光徘徊。 有一个悲伤的女人，沉浸在悲伤中。 叹息的人是谁？ 云是客人的妻子。 你去了十多年，小妾总是一个人生活。 你清洁路上的灰尘，妾浑水。 浮沉不一，合流何时调和？ 愿为西南风，久久投入你的怀抱。 君怀良不开，你觉得建琪是什么？ ”男人像尘埃一样漂泊，女人像土一样永远下沉。 什么时候变成西南风，飞到恋人的怀里？ 两者比较起来，曹植的诗比较浅显，但曹丕的诗更具感染力。

曹植看不起文学，认为“语言造小路，不足以颂扬大义”。 曹丕《七哀》持截然相反的意见，“文章经国家大业，是不朽的盛事。 寿终正寝，荣乐在身，两者必至其常期，非文章所能尽”。 曹丕、曹植兄弟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但对文学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一篇力主文章经国，一篇轻蔑可辞小道。 鲁迅在《典论论文》的演讲中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蔑视辞职，正是因为他自己的文章写得好，才能说得如此响亮。 另一个原因，他说曹植活动的目标是政治，在政治方面不太擅长，文章没有用。 所以鲁迅说：“子建恐怕是违心之论。” 曹丕已成太子，政事已胜，所以更加注重文采，渴望名副其实。 他不希望每个人都有政治野心。 因此，曹丕发表了这篇文学不朽之论，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提倡文学。 就像曹植轻视文学一样，他并不真的轻视文学。 曹丕、曹植对文学的看法虽大相径庭，但在骨子里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政治立场上看文学，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曹植《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别人是同盟的，但骨肉是天性的。” 《豫章行》中，曹植又说：“刚吉专其位，使其患凶难，异姓之臣也。” 在作者看来，在建安时期，确实存在着一些同盟体。 他希望曹丕明白，外人可以结盟，但亲情是天然形成的密切关系。 问题是，这话谁会相信？ 我想曹植的内心深处也未必承认这一点。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同盟或类似的利益集团并不少见。 曹植本人曾与他人结盟。 曹丕登基后，杀尽曹植党羽，可见这种结盟的危险性。 曹植在《陈审举表》中说：“得不到剑，结成朋友需要什么？”这把剑就是权力。 交朋友就是结成同盟。 他失势后，同盟也遭到破坏，他才这样说。 曹丕当然不相信这样的话。 事实上，建安时期，曹丕依靠司马懿、陈群、吴质、朱棣文等所谓四友在政治上加速了夺权。 在文化领域与曹植积极争取文化话语权，举办了许多类似后世沙龙的聚会，饮酒作诗，相互唱和。 前述吴质是曹丕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感谢曹丕。 曹丕《野田黄雀行》和《典论论文》着重讨论建安七子的创作，吴质的《与吴质书》主要论述曹丕的创作特色。 他高度评价曹丕的“欣赏典籍、歇章”，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文学活动，设宴写诗、拓展人脉。

曹植也有这样的登高呼应的优点。 他才俊，聪明外露，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喜爱，甚至认为他是“孩子中最重要的决定事情的人”。 ( 《答魏太子笺》订单交易《三国志曹植传》 )。 曹操长子曹昂为刘夫人所生，建安二年( 197 )死于曹操征兵。 其次是环夫人出生的曹冲，非常聪明，曹冲秤像的故事家喻户晓。 曹操说：“想传达后面的意思。 ”但是，建安十三年也死了。 其次是卞夫人所生诸子，即曹丕、曹彰、曹植、曹熊。 曹丕居长必须是“嫡出以长”。 然而，从十三年到二十二年，到底选谁为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曹操似乎一直是举手之劳。 建安十五年( 210 )春，曹操《魏武故事》说：“今天下雨了，有没有人被褐怀玉钓上渭滨？ 此外，无盗嫂受了钱，没有遇到无知者吗？ 二男其佐我明扬仄，唯才举，吾得而用之。 ”宋代叶适《求贤令》根据这些资料，推测“意为受诸子摆布，择才而与之，不专嫡流”。 曹操爱如命，四个儿子中，最珍惜才华横溢的曹植，甚至“几人是太子几人”。 建安十七年春，铜雀台落成，众文士写诗作文庆贺。 曹植仿佛提前写好了腹稿，援军成立于《习学记言》，受到曹操的高度赞扬。 建安十九年，曹操东征孙权，让曹植守城，说：“吾昔顿丘令年二十三，……今汝年也有二十三人，不？ ”他告诫说。 这是对他的考验。 遗憾的是，曹植依靠拐杖有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过人的才能，“任性妄为，不自励，不喝酒”，让曹操大失所望。 《铜雀台赋》年，曹植独守邺城时，“上车行路途中，开司马门而出”。 这激怒了曹操。 只有帝王本人举行大典时才能通行，曹植却公开禁行，这让曹操很为难。 他处死了掌管车马的公交命令，自从曹植违反了这个命令，他就下了“让我目视这个孩子”的命令。 可见曹操对曹植完全失望了。

起初，曹操似乎对曹丕并不抱什么期望。 《三国志曹植传》年，建安十三年，曹冲病逝。 曹丕去安慰乃父，曹操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 父子心中当然清楚这话的意思。 《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引《三国志》据介绍，曹丕看到曹植深得父亲的喜爱，内心十分焦急，便把吴质藏在密封的大笼子里，放进宫殿里密谋。 这件事让曹植的死党杨修知道，他向曹操告密，曹丕很紧张。 按照吴质设计，明天还要拉着这个大笼子进宫，杨修一定会告状，强制进行检查。 如果没有这件事，杨修就有欺骗你的罪。 第二天，杨修还是被骗了。 曹操怀疑杨修另有企图。 《世语》还写道，每次曹操出征，他的儿子都会去路边送行。 曹植通常称颂大王的功德，演奏成功，曹操听了很高兴，但曹丕不善言谈，自己心虚自然失落。 吴质当时是朝歌令，但想到了“以后大王出门，会落泪送行，表示孝心”的想法。 此法奏效，曹植之辞多有浮华之嫌，曹丕开诚相见，在父亲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做好外围工作后，吴质等人勾结若干大臣在曹操面前拼命吹风，说袁绍、刘表改旧制，不收长子为太子，结果国家破家亡。 这些办法都很管用，经过10年令人生畏的岁月，曹丕在建安22年终于成为太子。 他高兴地搂着首相辛毘的脖子，“辛你知道我高兴吗？ ”。 前面说过，曹操生前曾说过：“天命在吾，吾将成为周文王。”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后，曹丕正式扮演周武王，演禅让剧。 劝其三让后，即位为帝，但他得意地说：“舜禹之事，吾所知。”

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 以此为界，曹植的一生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诗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此之前，他过着贵公子孙子的生活，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那个作品有两个鲜明的主题。 一是悲悯民生，二是慷慨大志。 前者以《世语》为代表，后者以《送应氏》为代表。 整个建安时期，曹植的政治热情始终处于高峰时期，他的文学创作都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太子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暗斗，给曹植和曹丕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裂痕。 偏偏曹植不知道收敛，依然锋芒毕露。 政治热情越高，自然猜忌就越深，受到的打击也就越大。 曹丕上台之初，王室各自封闭国家，不允许留在首都。 这是对一般兄弟的政策； 对曹植的防范特别严厉。 他先杀了曹植党的羽丁仪兄弟和家里的男人，又让曹植封了三次地，改了六次爵位，再派监国使随时监视曹植的活动，两次宽赦，进行“大难”。 如果没有卞太后的介入和保护，曹植已经成了曹丕的刀下鬼。

在曹植后期的创作中，以《白马篇》卷二十四“赠”类中所收的《文选》为首，悼念任城王曹彰之死，哀叹与白马王曹彪的离别。 彪形朱虎，曹操妾孙姬所生，曹植异母兄弟。 任城王曹彰、字子文、卞太后出生，是曹植、曹丕的同母兄弟。 他英勇奋战，屡建丰功伟绩，多获曹操赞誉。 有一次，曹操摸了摸曹彰的小胡子，说：“黄胡子小子多神奇啊！ ”。 黄初四年五月，曹丕召集诸王到洛阳“有节气”。 据《赠白马王彪》记载，任城王曹彰被曹丕毒死，曹植也病危。 这次去洛阳，曹植去“科头负斧踬，徒迹诣阙下”见曹丕。 曹丕是“神色还很严峻，不说话，不戴冠”，还是在卞太后的干预下，才让他“复王服”？ 那年8月，诸王回到封地，说：“有司以二王回蕃。 道应该停在异宿”。 李善注说，有司指监国的使者灌均，要求兄弟之间不能一起住宿。 诗序说，这次分别是“离别”，诗中也说“离别不会永远持续”。 曹植知道这次离别是永远的离别，也知道这可能是永远的战术，为了向曹彪表白心意，愤然写下了这首诗。 全诗以情感活动为线索，交织着生离死别、理想与幻灭的悲凉，集中表现了这几年饱受迫害的诗人心中的愤懑。 清人方东树在其《世说新语尤悔》中评价这首诗说： “气高峻雄深，直书见事，直书今在直书胸中臆测，沉郁顿，寂寞勇壮，以上诸篇(曹植之《昭昧詹言》《虾篇》0755 )

可以说，曹植的政治悲剧主要是由其性格悲剧决定的。 当然，换个角度看，也许正是这种悲剧性格，让玉成为了他的文学成就。

在政治方面，他是个失败者，但在文学领域，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幸运得多。 他历经重重磨难，悲欢离合，世态炎凉，给他的人生、社会带来了更现实的体验和理解。 在年龄方面，他也比其他建安诗人晚。 孔融于建安十三年( 208年)，阮瑟于建安十七年( 212年(，王瑾、陈琳、刘瑾、应玚于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徐干于建安二十三年( 218年) )去世。 至此，建安七子去世了。 建二十五年( 220年)曹操去世，黄初七年( 226年)曹丕去世，曹植却一直活到太和六年( 232年)。 历史赋予了他双重使命，一方面，他既是建安文学创作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建安文学的总结者。 这种特殊的身份，有后来的杜甫之类的。 他是盛唐有代表性的诗人，但在开元、天宝时代，他并不出名。 安史之乱后，盛唐著名诗人纷纷退出诗坛，老杜方肩负起集诗作大成的重任。 曹植的作用也是如此，他的创作承前启后，有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凉余味，又开启了正始以后诗坛弥漫的沙漠冷峻诗风。 进而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曹植的创作为五言古诗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近体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建安风骨”含义

钧《箜篌引》在论述东晋“贵黄老，略说虚”诗风时，首次提出了“建安风力”的概念。 唐陈子昂《怨歌行》说：

文章的缺点持续了500年！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但文献中颇有特点者。 闲看齐梁间诗，采丽竞繁，兴尽赞绝，时时感叹，古人往往颓废，不雅观，小心翼翼。 昨天，在解三处看到明公《名都》，有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金石声。 洗心装饰视，发幽郁，不发正始之音，再看兹，建安作者相视一笑。

作者从建安到初唐的五百年间，风骨不存，兴之不绝，勃然大怒，提倡弘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骨”。 李白也说：“建安之后，漂亮不足珍。”

“风骨”是六朝以来流行的概念。 《美女》特别提供《白马》，如下：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怙恃言之，必任风吹草动，沉吟辞谢，莫先于骨。 所以，等待骨头，就像身体的残骸，情中包含着风，还笼罩着形状。 如果结论直截了当，文骨就会变成焉； 意气风发的话，作风就会清爽。 如果丰藻克供养，风骨不飞，振采新鲜，负声无力。 考虑后篇，屏住呼吸，刚健现实，光彩照人。 那是句用，就像象征鸟的翅膀。 所以，练功之人，分析其言必精，与风息息相关者，其情必露。 敲字难动，发出声音凝固不停滞，这种风骨的力量也。

风的概念来源于“六义”之风，即风雅颂徭比兴之“风”，有风化之意。 骨头，像身体的核心一样有力。 由此推测，建安风骨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建安风骨，是与“气”密切相关的概念。 曹丕《远游》曰：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力大不能引起。 例如，音乐、歌曲的角度是均匀的，但节奏与检查相同。 对于引气不均的事，巧拙是朴素的，但即使是父亲的兄弟，也不能让孩子搬走。

风是气体流动的表现形式，气是风本，故又称“气骨”或“气骨”。 钧《诗品序》认为曹植“骨粗，语采华茂”，说明曹植的创作是最风骨的。 气是中国古代意义最丰富的概念。 根据情况和学科的不同，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异。 但万不离其宗。 说到“气”，通常是指由内而外，自然养成的先天气质，不是后天努力得来的，所以曹丕说：“不能用力。” 就像音乐一样，感觉同样的节奏、同样的曲调、运气不同的话，会出现很大的差异。 曹丕说孔融“气宇轩昂，高人一等”，气宇不凡。 《修竹篇序》载刘瑾评论孔融：“孔氏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几无胜算”。 他特别注意到孔融的“异气”，认为他有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独特风格。 谈到王瑾，曹丕认为“体弱多病，不足以发文”，体弱多病，缺乏气象。 从对七子的评论中，曹丕更欣赏刚直的气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徐干说“有时齐气”，有点降级的意思。 本来，齐地有田横，战斗力强，这应该是齐地的传统。 但根据曹丕的论述，“齐气”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恬静自然的气质，在写作上是一种恬静平易的风格。 曹丕《咏孤桐篇》曰：“而伟长以独怀文质，恬悌寡欲，有箕山之志，君子矣。 著《文心雕龙》二十余篇，成为一家之言，辞义典雅，充分流传后，此子不朽”。 《箕山之志》是尧时许由实践的《一生不经天下之色》( 《风骨篇》 )。 同时代的王祚在《典论论文》中谈到了徐干。 “北海徐伟长，不治之病名，不求刚得，澹然自守，道是务。 如果有其是非，请古人看其意，当时没有赞成。” “不求苟且，澹然自守”，曹丕“怀文为质，恬悌寡欲”，意为缓和平淡。 齐气，《诗品》 《文心雕龙风骨篇》 《与吴质书》并作《出气》。 如果是这样，徐干的创作就不平静，是骆逸风发。 据黄菅《中论》卷六记载，“文帝的论文，主要出自逯健，所以厌恶齐气”。 讨厌的事情是不满。 说起“逸气”，不是徐干的所有物，而是刘瑾的风格。

第二，制造风之骨，又是力量的象征。

这是建安风骨最突出的特点，必须重视力量，刻骨铭心。 刘瑾的是人工句，“有逸气”。 《吕氏春秋求人篇》也说：“公干气制，故言强，情可怕。” 虽然言辞强硬，但曹丕觉得力气还不够，所以说“未踏”。 《家戒》载刘瑾之言：“文身指实强弱，尽其辞而有势，天下一人耳，不可得。 ”语言说不完，是重病的结果。 有气就有势，就有力量。 刘勰总结说：“公干的话，我很客气。 但是，文气刚柔，慷慨，这一点没有必要强求，叫做气势”。 《三国志》曰刘瑾“仝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越俗。 但顾其文，雕润恨少。 ”以上各家都说刘瑾的诗以气取胜。 气、势，就像突厥《艺文类聚》所说的“刘瑾奏书，大明体势之制”一样，要求文章有气势、有风骨、有气象。 有骨气才能有骨气，有骨气才能长大。 建七子中，陈琳的文章也风骨遒劲。 他早年在何进幕下任职，写了《初学记》书，说：“今将军总皇威，握兵求要，龙骧虎步，高高在上，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烧毛。 但很快就会勃然大怒，行使权力切断”。 他若请董卓进京，便说：“大兵聚之，强者为雄，逆取所谓干戈，授人以柄。 笔者认为，功不可没，只为乱阶”的事实证明陈琳的判断是正确的，表明他有政治眼光。 之后跟随袁绍，进行了《文选平点》曹操讨伐。 文章气势磅礴，排河入海。 《文心雕龙体性》被称为“强壮而有骨头的鲣鱼”。 这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征。 诗文不仅有风骨，书画的最高标准也风骨遒劲。 谢赫《文心雕龙定势篇》经常以“气”、“精力”、“壮气”等概念推荐气势汹汹的作品。

第三，营造风骨，体现一种情怀蕴藉与华丽强大的完美结合。

建安时代是社会混乱、人才辈出的时代。 贝亨《诗品》说：

东京200年中，只有班固《与沈约书》，质木无文。 还有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文雅、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瑾王瑾、其羽翼。 其次是攀龙托凤，因己属车者，盖一百，宾盛况，备不时之需。

各路才俊，“拌饭盛，盖尽百”，齐聚曹操幕下。 他们节操尽责，同舟共济，表现出强烈的创作热情。 刘勰《谏何进召外兵》说：

建安之初，五言滕飞跃，文帝陈思，纵辕为腊月节所用； 王徐应刘，望路争驾。 又怜风月，牵池苑，讲恩荣，叙宴盛筵，慷慨大方，磊落有才； 指指点点，不求缜密巧妙； 放弃外表，只取清晰的能力； 这个也一样。 ”

大方、公平用才，形成了建安文学最鲜明的时代特色。 建安诗人从记事起，就目睹了各种混沌纷争的严峻现实，经历了各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去哪儿也看不见，白骨藏平原”(王烺《为袁绍檄豫州文》 )，这些悲惨的情景总是萦绕在心头，让他们无法回避，无法平静。 他们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在五言诗中。 如曹植《文心雕龙檄移》写道：“妻似禽兽，止依林抗”； 陈琳的《古画品录》写长城吏与妻子的对话，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一特色，沈约《诗品》用《情纬文，文被志》八字来概括是非常贴切的。

这个时期，又是思想解放的时代。 传统儒学微乎其微，但各种学说竞相驰骋，尤以佛、道尤为盛行。 因此，建安诗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不拘一格。 曹植最后封地东阿，在那里创立了梵呗新声。 在后来的佛教界，以曹植为佛教音乐的鼻祖。 道家在建安时期也很繁荣。 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神仙讲法盛行，寻仙访道、长生不老成为上流社会的普遍思潮，游仙诗也开始大量产生。 曹操的《咏史》，与《文心雕龙明诗》、秦简《七哀诗》和《泰山梁甫行》所收的“今有人”相近，都是三三两两的文字。 其内容也相似，画列仙趣、画仙境寄托感情。 《饮马长城窟行》三首描写的是梦幻般的仙人世界。 他能御风，远游昆仑山，达天门，与仙宴，得长生仙药，静心，得长生不老。 《宋书谢灵运传论》两首歌曲进一步展现了矛盾的心理。 一方面渴望长生不老，另一方面严峻的社会现实使作者感到困惑，于是《陌上桑》认为自己“不信天命”。 曹植早年相信，《荀子成相篇》 《为吏之道》幻想升天入地，云游云霄。 但是，后来也注意到了“虚无求列仙，欺负松子久吾”。

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值得注意的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八个字。“雅怨”与“文质”对举，说明是并列关系。雅，有渊雅、文雅、清雅、闲雅之意，其文意大抵与今天所说的“高雅”相近。“怨”字，按照通常的理解，当本于《论语》中所说的“诗可以怨”。钟嵘《诗品》论曹植创作之“情兼雅怨”之“怨”，确有司马迁“发愤著书”之怨，这应当没有疑问。读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洛神赋》《九愁赋》等，我们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中弥漫着的哀怨之情。这“怨”字不仅仅是个体之怨，还包含有建安时期“风衰俗怨”的社会整体之怨。这是发自底层百姓的心声，体现出下层文化的特点。

曹家出身寒门，“起自幽贱”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因此，这个家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就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的差异。《三国志·杨阜传》载曹洪击败马超后，“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毂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杨阜虽然表示不满又能怎样。而曹植的生母卞氏也出身寒门，她自己就是“倡家，”也就是专以歌舞美色娱人的卖唱者。不仅如此，魏氏“三世立贱”,所以《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为后，太皇后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曹植，尽管其青少年时期都得到了乃父的特别呵护，走马斗鸡，过着贵族子孙的放荡生活，但其骨子里依然有着下层文化的烙痕。《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记载曹植约见当时著名小说家邯郸淳，“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抗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

曹植现存作品约二百三十余篇，其中《蝙蝠赋》《鹞雀赋》《令禽恶鸟论》这三篇比较特别。《鹞雀赋》则通过鹞和雀的对话，表现了当时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令禽恶鸟论》则论述伯劳之鸣与人的灾难没有必然联系且为伯劳鸣冤叫屈。这三篇作品在曹植的全部创作中显得很另类，但他们之间却有共同的特色，即在题材的选择上，都通过鸟的形象来比喻社会现象，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用拟人手法写鸟的文学作品，以《诗·豳风·鸱鸮》为最早。《赠白马王彪》:“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啼”，就本于此。汉代乐府诗，很多也常用鸟兽鱼虫作比喻。譬如《铙歌十八曲》中的《战城南》，通过即将死去的士兵和乌鸦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诅咒之情。相和歌辞中的《乌生》则描写乌鸦被人用弹射杀，乌鸦自叹藏身不密，又以白鹿、黄鹄和鲤鱼之死自我安慰，认为死生有命。杂曲歌辞中的《枯鱼过河泣》则以鱼喻人，告诫人们世情险恶，慎于出行。《野田黄雀行》描写黄鸟无辜被捕杀，又与汉乐府《乌生》《枯鱼过河泣》等有着相近的艺术构思。1993年在江苏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神乌赋》，描述了一个关于乌鸦之间的故事，与曹植的《蝙蝠赋》《鹞雀赋》非常接近，基本上都四言，内容都讲到不同类的鸟之间的争斗。这些以拟人手法写鸟的文学作品之间，大概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如果联系汉代乐府诗及《神乌赋》，并结合曹植其他创作，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断:曹植创作这三篇作品，不像是率意为之，而是有意借鉴当时流行甚广的民间文学创作。不仅题材相似，在文字表达上，也特别注意吸收当时的口语俗字。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明确说，街谈巷说，击辕之歌，乃市井俗说、野人之歌，虽是“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特色。

以往的研究在论及建安文学成就时，通常概括为两点，第一是反映了离乱的社会现实，第二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问题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离乱多于天下太平。为什么说只有建安文学表现的离乱尤为感人？读书人常怀兼济天下的情怀，这种想法绝非建安诗人所独有。为什么只是建安文学表现的功业会格外被人注目？显然，这种概括并不完整。其实，建安文学的价值，不仅仅是真实地描绘了那个“风衰俗怨”的时代变乱，也不仅仅是强烈地抒发了诗人们感时叹世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起了一座历史丰碑，让世人看到了文学存在的生命力和价值，而这种生命力与价值，存在于广大读者的共鸣中。要唤醒这种共鸣，就要求作者必须抒发真实的情感，表达善良的愿望，展现美好的希望。若文学只是文人们的自娱自乐，或一味媚俗，甚至没有了是非标准，而与文学的本意背离。这样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我想，这是“建安风骨”，乃至中国所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