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融中思考 在辨析中协奏

一位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然离不开思考和辨析。 或者说，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就是思考与辨析的过程。 徐志啸教授是楚辞研究专家、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跨界研究学者。 在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楚辞还是比较文学，都可以看到他深刻的思考和智慧辨析。 这次，徐志啸特意收集了其中一部分未集结的论文出版，内容包括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 标题为《思与辨》，正是他跨界研究的“思”与“辨”的体现，融会贯通地思考，辨析中协奏，在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不同领域演奏着交响协奏曲。

《思与辨》徐志啸著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古典文学”部分，作为楚辞研究的专家，徐志啸不仅关注楚辞，还关注更深的领域。 对文学史研究的思考，对中国文学起源的探索。 在《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中，作者指出了《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诸多特点，包括其作者“努力书写文学文化史”的意图、文学史的划分、文学史中所选作家作品、印刷与文学传播的关系，甚至中国文学史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的论述。 这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显著优点，也是国内许多文学史著作的短板。 作者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评价，体现了比较的观点； 他所揭示的国内文学史著作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差异，体现了作者的辨别力。 着重于此，作者进一步思考后发现，这就是书中的《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 前者从世界文学的视野范围内分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从概念和理论上说明文学史在中国古代不能被认为已经成为一门明确的学科。 在《中国文学之源的对话》的文章中，他驳斥了中国文学源头“六经”学说，对中国文学源头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屈原《离骚》的发生与文学发生和社会实践的关系。 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文学的源头应该在人类有了之后再数，而不应该在有了文字之后再数。” 因此，他不赞成“六经是中国文学之源”的结论。

通过议论楚辞，徐志啸也不仅仅是议论楚辞的本体，本体的论在他的《楚辞综论》等多部专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思与辨》，他需要思考的是楚文化与楚史的关系及其对楚辞的影响。 关于楚国的文化，前人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徐志啸旨在探索楚文化的起源，为楚辞研究寻找更深的文化背景。 他指出，楚国的兴盛、楚地的地理气候、楚人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问鼎中原的霸气，都是产生美丽楚辞的文化条件。 对于楚辞研究，徐志啸认为“采取了古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一体化的做法”，自然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和关注”。 所以，他把视野扩展到东邻日本，对一个世纪以来楚辞在日本的传播从宏观到微观进行了详细的总结。

徐志啸的科班出身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基础，他的比较文学研究，随处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融合与协奏的特点。 他区分了东方诗词与西方诗学的异同，从概念上加以界定和区分。 针对叶嘉莹老师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解析中国古代诗词的特点，徐志啸从西方解释学、符号学、现象学、新批评、接受美学等理论的原始含义出发，分析了叶嘉莹老师如何运用这些西方理论来解构中国古典诗词虽然叶嘉莹指出张惠言对温庭筠《菩萨蛮》词的解说，与西方符号学家犯下了同样的弊端，但王国维的感言方式，不仅有中国传统重视感性的深厚根基，而且从中可以找到西方的理论依据，成为美学的客体这样的鞭挞论述，深刻体现了徐志啸扎实的两个领域的研究功勋。

在“思”与“辩”的协奏中，最能体现徐志啸的思辨特征，就是他对北大版《比较文学概论》存在问题的批判、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思辨、汉学概念的界定。 对于北大版《比较文学概论》，徐志啸给予了评价，并以“创新、严格、开放”进行了评价。 但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徐志啸指出了其存在的六个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提交人都有立论根据，有的确实是作者明显的逻辑错误。 好评与批评同在，体现了严谨学者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良心。 在讨论“汉语新文学”概念是非时，徐志啸质疑“中国文学史”命名的习惯问题和“华语类文学”命名的弊端。 在“汉学”及其相关概念辨析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立场。 这些都足以体现其深刻的思辨特征。

《思与辨》书记载，徐志啸立论不是先设立客观坐标，而是从具体事例出发，然后可以得出相关结论。 如：详细分析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说词的论析，阐明王国维说词的哲学理念。 对于《剑桥中国文学史》按文科划分的做法，徐志啸指出，对“赋”体的疏忽，以及东汉“崔氏家族”与“班氏家族”并列的不当，“对待欧美汉学，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书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