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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走向”，涉及的议题相当广泛。 例如“解释”的译名问题、中西文明的比较问题、文学主体性的定位问题、解释的基本类型和模式问题，进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等。 如此广泛的议题，如果一一整理、叙述，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回到会议的主题。

这次会议的总标题是“现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 围绕这个总标题，经过细分和扩展，可以形成系统化的议题组合。 既然是“反省与重建”，那么必然要反省什么呢，还必须进一步询问。 反省谁？ 反省的对象是什么？ 这是一个必然要问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既反思我们自己，也反思西方，更重要的是，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与西方的交流关系。 通过这一反思，重建了现代中国，也就是新时代的“中国文论”。 也就是说，这个“重建”的过程体现了我们高度的理性自觉。 如此高度的理性自觉，指导我们将会议主题持续讨论到第六次。

到了第六届，我们的话题聚焦于“新时代中国文论的阐释取向”。 为什么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要想弄清原委，需要借一个线索。 它是张江教授将文论与解释学相结合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构想。 这些理论构想在近五六年来，引起了哲学界、历史学界、文论界及相关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总体上看，这些讨论在不同的学科进行。 实际上，应该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对话。 当用“解释”来表示会议标题时，至少从会议组织者的角度来看，Hermeneutik、Hermeneutics这样的西方语言不应该翻译为解释学、解释学、释义学或解释学等我觉得张隆溪教授今天做了很好的解释，我完全同意张隆溪教授的意见。 现在，以这个西语为中心，有几种不同的译文。 有把那个翻译成解释学的老师。 作为学问的名字，说到解释学，我认为更多的地区有语文学的特点和特点，是语文学的方向性。 解释学发展到现代，早就发展到哲学解释学的高度。 又称解释学，似乎凝固于旧形态，不足以概括现代哲学解释学的高度，缺乏哲学内涵。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用说明文比较合适。

在研究过程中，许多老师追踪并阐明了Hermeneutics的词源、其含义的演变过程等，尤其考察了从舒尔马赫、泰尔到伽达默尔的几个最重要的节点。 另外，从语源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目标是从中文中找出最合适的单词并加以对应。 今天，张隆溪老师严厉地提到。 严复那年做翻译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日本的影响。 他严肃地说：“踯躅于立旬之月。” 他在“跛”什么呢？ 就是在中国字里找一个他认为最准确的字，与西方的某个字、某个概念相对应。 严复的努力具有重要的语义学价值和意义，并不局限于翻译实践的范围。 后来，随着双音词在书面语言中的广泛使用，这种严格的翻译取向已不能适应白话文兴起的大背景。 当然，白话文在元朝的时候可以说已经非常发达了。 元朝的很多理学书籍，都是用白话文写的，和今天北京人的故事差不多。 所以，白话文不能说只有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才能。 但在整个文本领域，白话文著述毕竟不是主流。 严复之后，汉语翻译实践的大潮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人将两个汉字结合起来翻译西方概念，以适应时代语言表达方式变化的需要。 然而，这种新的两个汉字相结合的语法，也带来了另一种偏向，即隐藏汉字的本源意义。 例如，严复写的《群学》成了《社会学》。 必须辩证地看待这种演变的过程，全面地看待。

那么，张江教授必须消除“屏蔽”。 方法——作为澄清概念的方法，他只能回归严复的传统，结合西方解释学最新发展的高度，对汉字“释”“诠”“解”“释”等“文”“字”进行训诂学、语义学、语源学结果，他建议，西班牙语Hermeneutik、Hermeneutics应该用“诠释学”来应对，西班牙语Auslegung应该用“诠释”来应对。 不是解释学或解释。 他认为，《解释学》的译介可以在汉语中反映出hermeneutics这一学问的内在属性、内在意义、内在规律性和内在指向性。 当然，这样不就可以废除“解释”这个译法了吗？ 当然不是。 你应该把那个放在合适的意义上。 比如说Interpretation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翻译？ 是翻译成解释，还是解释，还是解释、说明？ 需要重新考虑。 一般来说，不同的乐队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是对贝多芬制作不同的Interpretation。 很多剧团都表演老舍的《茶馆》，但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人艺最好，水平最高。 也就是说，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国际最好，水平最高。 可以说解释得很好，也可以说演得很好，也可以说解释得很好。 伽达默尔似乎说过，Interpretation这个词总是和戏剧、表演等艺术形式联系在一起。 关于Auslegung这个词，刚在三亚学院开会的时候，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著名翻译家和哲学家参加了讨论。 我个人认为，这个合成字前面的“aus”是“出来”的意思，“Legung”是躺下，或者躺下的意思。 不是躺着，也不是侧着，而是竖着，站着。 平躺或平躺表明稳定性高，确定性取向明确。 “诠”的基本指向是确定性、稳定性。 竖着、站着的话，很容易摔倒。 另外，躺着、躺着还有公共性、共识性的意义。 所以，这个词多用于法律用语中。 因为法律必须是公共性最强的。 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aus，毕竟是“出来”，也就是开放性的。 也就是说，“诠索”有“禁闭”，Auslegung包含确定性和“禁闭”，而开放性是其最终指向，就像《周易》在“已济”之后有“未济”一样。 张江教授认为，“诠索”有“诠慎”，“诠慎”有“诠索”，但我认为，这毕竟意味着用开放的“诠索”引导认识的发展。

张江教授引用《说文》指出，“任何”者，“都会打开”。 由此，系统地明确了“阐明”和“终归”的关系。 aus出来后，正好对应中文的“开”字。 对解释学的这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首先应该有基本的共识。 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就要保持开放性，让学者们自己选择采用“解释”还是“解释”。 其实，张江老师在《“阐”“诠”辨》的结尾，提出了“如何讲学”的概念。 我倾向于采用这个概念。 因为它既表现出开放性，也表现出确定性。 两者是并存的。 既有国语性也有哲学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基本概念符合阐释学已经走过的学术历史，也符合阐释学的发展方向。

对于目前解释学的研究状态，五六年来在张江老师的带领下比较“火”。 当然，“火”是相对的。 那么，张江老师提出了什么主张？ 对此，高楠老师已经做了周密的整理。 我的理解和高老师基本一致。 五年来，张江教授提出了四个重要的学说、观点或见解。 这四种学说在时间上相连，构成四个阶段，支撑着张江本人的理论结构，即解释学的理论结构。

第一是强制解释论，第二是公共解释论，第三是解释论理论，第四是解释的正态分布理论。 据说未来，他还将构建自己的解释心理学理论。 这五种学说全部形成后，也构成了系统化的解释学理论的构建。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的五种学说，都是从重新审视西方文艺理论开始的。 因此，“强制解释论”是他理论建构的第一步。 第一步的主题是揭示和解构现代西方文艺理论领域的强制性解释行为。 所谓强制解释，核心是主观的、没有规则的随意强加和附加。 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大大泛滥。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学者很少讲主观唯心主义，反而更喜欢讲客观唯心主义，刻意回避主观、主体这一极其复杂的话题。 但是，现代西方文化论诸问题的总根源在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 对此，许多学者也有意避免分析批评。 分析批判似乎是维护本质主义，回到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传统认识论之上。 而且，这些东西，不言自明地已经被击垮了。 今天，我想段吉方教授经常说话。 也就是说，如果你看看西方文化论，它并不等于丢了好东西。 相反，扭转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就要拾起其中的合理的、正确的，一个说下去。 必须找出主观唯心主义严重泛滥的原因，整理原委。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谈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哲学思潮、学术思潮的转向。 曾经有人把20世纪称为分析时代。 实际上，用“分析时代”这个概念来概括20世纪70年代前还可以，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话就不合适了。 美国人怀特写的《分析时代》，出版得比较早，主要讲的是20世纪前半期的罗素、维也纳学派、分析哲学等。 但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有了新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方向。 那就是诗学的取向。 在这个转向的作用下，一切都诗学化了。 ——有趣的是，我们中国的学者似乎都在使用“文论”这个概念。 我不明白我们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采用“诗学”这个概念。 一切诗学化，也就是无论看什么都采用诗学的概念、理论、框架和视角。 看一切精神现象，看一切学术领域，都是转化为一种诗学研究的面貌。 这样，也可以用文论研究改造哲学研究，使哲学研究文论化，而不是用哲学指导文论研究。 伽达默尔的书，马上讲艺术。 总之，诗学3354或文论——占据了20世纪西方思想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核心、中心，成为中心。

张江的“强制解释论”，正是从破坏这个中心点开始的。 这是他构建现代中国解释学从重新审视西方文艺理论开始的认识论根源、学术史依据。

诗学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中心，占据着核心位置。 这个摘要是洛蒂提的，不是我在这里插嘴说的。 所以，张江拿到手的第一步，就是抓贼。 也就是说，抓住了“诗学”这个“王”，其他各种事情都遵循着这个。 知道了这个关节，我们看了其他各种事情，变得很顺利。 例如历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运用诗学来重构历史学的知识论。 将诠释论从诗学中解构，在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化、最终指向，还是哲学。

拆除诗学后，正当解释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问题从“拆除”变成了“建设”。 所以，张江提出“公共解释学”，也是他解释学工作的第二步。 《公共解释论》为解释行为制定了六条公共性标准和规则。 这六个标准和规则的具体内容，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不复述。 那个是否成立，大家可以讨论。 但在张江看来，正当合理的解释应该做到这六点。

这六条提出后，接下来的问题是说明行为是否有统一的逻辑基础； “六条”遵循了这样的逻辑基础吗？ 为什么在讲解活动中，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没有遵循统一的逻辑规则？ 如果遵循统一的逻辑规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会是怎样的整体状态呢？ 因此，张江转向现代逻辑学，认真研究模态逻辑、偏好逻辑等，试图在阐释行为中最终写出用数学语言表达的逻辑规则。 这就是他解释逻辑理论的思想动机。

在提出阐释论理论的过程中，张江顺便提出，在三大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加强逻辑学的建设。 他深深感到，在学术界讨论问题，过于注重逻辑关系，一开口就来。 说明论必须把行为纳入逻辑规则之中。

关于说明行动的规则，其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说明的边界问题。 说明是有边界的还是没有边界的？ 说明的无限性，应该是在有限性中展开的无限性。 这就像下棋、作诗、唱戏一样，必然与棋盘、韵脚、节奏中的动作相同。 这种有限中的无限性，作一个整体的概括，应该怎么描述呢？ 张江利用数学概念，提出了解释和解释的正态分布理论。 他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是对前面三种见解的深化和具体化。 但是，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很乐意将其单独提出来，并与前面的三个学说进行评论。 关于解释和正态分布的理论，我认为特别适合分析历史解释工作。 历史解释是，一方面，我们受到史料的束缚，我们的解释工作只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史料也是我们工作的媒介和桥梁，让我们在历史解释中展开解读和想象的翅膀。 这一点将另行专门阐述。

阐释论理论确立后，张江的阐释理论建构已经完整。 下一步，他将弄清楚行动中的心理问题。 这样，他的系统就会更完整。 但是，说到“系统”，很多人都害怕——会回到黑格尔的系统化东西。 现在是解体的结构主义时代！ 是碎片化、碎片化的时代啊。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必须构建中国人自己的解释学。 新时代的解释学必须超越碎片，才能回到黑格尔。

因此，文艺理论界、哲学界、历史学界应该联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合作。 从历史解释学来说，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关系表现得非常鲜明。 但是在文学的创造中，这个问题的本质没有改变。 因为，文学的创造受到历史时代和现实生活的限制。 文学创作发挥创造性想象，历史研究发挥制作性想象，但对于想象的本性却是一致的。 目前哲学界讨论解释学问题比较积极。 要真正构建中国现代解释学，必须采用哲学家的话语。 要真正构建当代中国的解释学，必须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会的主题——“反思”，处理好古今中外——东西方关系、古与今关系四个字的关系。 让我们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学诠释学，吸取其优良传统，看看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诠释规律究竟如何。 要审视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 古今中西，要融合贯通。 要处理好多方关系，其中根本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特殊性问题。 这是个老问题。 钟书老师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破。” 郭沫若老师说：“只要是人体，无论是红黄黑白，他的发展都差不多。” 本质上，任何人都一样，没有差别。 但立足差异性，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都不一样，所以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永远不会交叉在一个地方。 这就是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 只有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才能顺应新时代建设当代中国的解释学。 新时代呼唤的解释学，一定和旧时代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论坛应该通过七届八中的持续努力，彰显我们理论建设的成果。

作者李红岩于2019年12月4日在“新时代中国文论的诠释潮流：第六届‘当代中国文论：反思与重建’高端学术论坛”上作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