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包括，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是什么

作者：王晓路

摘要：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理论话语展开的，因此曾被称为理论世纪。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术界也相继引入了许多相关理论和批评方式。 于是，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论著《理论之后》中译本出版后，学术界出现了某种理论的“过时”论。 本文指出，作为人文学术重要领域的文学研究通过集中于文本非确定性的诗性表达，揭示其内涵的认知功能，构建了自身的知识系统和学科范围。 文学研究由此与其他确定的学科领域形成认知互补，同时形成跨学科与文本相对应的开放系统，形成文本内外因素动态关联的研究范式。 文学研究的这一内在规律性使理论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 对这一发展线索及其趋势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20世纪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百年，它不仅接受传统，而且以特有的创作形式和思想陈述应对着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和难题，从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到恐怖主义、地区战争、广大难民。 同时，以全球化为标志的资本力量伴随着其市场逻辑和文化资源的挪用，不同文化区域必须面对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同质化”商品及其消费模式。 人们的日常交往方式是在技术统一下纳入某种共时反应之中的。 而且，学术资源的电子化共享等，日常生活和信息发布构成了共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形态，包括观察、认知、阐释在内，都持续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感知，其影响甚至波及到文学书写、样式、传播、接受、阐释的视角。 这一社会文化变迁因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加速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一.文学研究的内外因素

文学以其特有的诗意表达，可以有效表达和揭示人类群体生存境遇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种方式也可以让不同地域的群体间接体验其他地域的文化生活。 20世纪初，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性奖项开始影响世界文学版图。 文学研究中的世界性观点也逐渐出现。 在快速发展的理论界学说中，固有的认知分类所形成的学科边界和思维模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它们或被修正补充，或被重新定义。 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理论，是以特定的语言形态来说明经验的。 “理论是针对可被观察和证实的现象，系统地阐述了某种清晰、相关或潜在的原理。 ”理论也往往在相互解构和循环阐释中形成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人文学在20世纪的理论发展中，出现了两次学术界认可的转向：“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和“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 基于分析哲学( Analytic Philosophy )向语言学的转型，超越了工具论，将语言视为自足和独特的体系，试图通过语言本身来反思哲学传统的出发点，从而直接影响了文学文本的内部结构，特别是对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要素的分析方式其高峰出现在20世纪中期盛行的“新批评”( thenewcritititity )中，与20世纪二四十年代美国的文学观念有关，“形式”本身就是某种价值的体现方式但“《语言学转向》关注文本及其阐释，忽视了阅读、印刷、文本互动的方式。 这些相互作用不仅产生了解释文本的标准，而且产生了它们流通的背景。 ”因此，无论“新批评”所隐含的多重文化功能是什么，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以及主旨不断扩大的文学书写中，必然会出现这种批评方式的危机。 “新的批评像威严而令人敬畏的父亲一样死去了。 ”另一方面，文化转向与语言学转向所强调的定性认知不同，它关注的是现代社会文化之间的生产力结构、各个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文化产品流通性的结果。 因此，特别注重扩大人文学术各领域的边界，用某些相互关联的话语应对经验的迅速更迭。 可见，以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为指标的研究范式借鉴和整合人文学术固有的多学科理论资源，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整合分析。 因此，文化理论( Cultural Theory )和文化批评( Cultural Criticism )已成为人文学术各个领域的普遍现象，包括文学研究的介入。 () )是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转向也与近代以来人文学术的两大分析思路有关，一是以进步论观点为主，即相信人类在道德条件下的创造、预测、规划和实施能力，人们可以从某些线性发展过程中预测可能性。 另一种思维方式是反思性的，即通过揭示现有发展方式中的结构性缺陷，综合分析历史原因，适时调整人类自身的规划和实施方式，并将其与现实世界的阶段性条件紧密联系起来。 两种分析思路的理论资源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 其实，在文学研究领域，作者、读者、阅读行为等文学内在范畴，绝不是静态的结构性关系。 在同一文本的前提下，人们的解释方式也主要针对既定的解读视角或解释方式展开，即对某些历史感知中固有问题的追问与建构，从而构成新的解读重点，从不同的角度透视意义的存在方式。 因此，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多重条件，文学传统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可以说是最早总结这一原理的。 传统因不同历史阶段的诠释而延续、不断发展的传统，也促使人们不断回到问题的起点，厘清发展脉络和可能趋势。 因此，现在似乎也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是什么，以及“解释是什么”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 11 )人文学术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突破认知界限、跨越既定界限的过程。 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文学是“理论和哲学相似。 特别是形而上学，可能是询问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偶尔构筑系统”的方式。 ( 12 )因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研究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种族与性别、后殖民等视角后，其发展不再停留在文本内部。 它除了继续以多种方式考察文本的构成要素和美学特质外，还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等外部确定性因素。 这就是说，必须从“在与一部文学作品探讨更一般意义的文学概念的过程中，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来自何处、如何被接受、走向何方”的问题入手。 ( 13 ) )。

另外，基于这种转向的“外部研究”并不是对“因果起因谬误说”( 14 )的复原，而是强调了文本内外要素的动态关联。 用韦勒克的话来说，“文学实际上依赖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发展等因素。 总之，文学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三个问题。 ”。 ( 15 )换言之，人的精神产品就像人自身的社会存在一样，与社会性密切相关。 因此，文本内部存在的无法准确定义的文学性( literariness )与外部可确定的条件相结合，使得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更符合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律性和同一性。 即文学由独特的诗性表达和语言艺术代码构成的文学知识，与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其他学科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发挥认知作用。 这种认知使读者通过审美体验和跨文化感知，反观人的境遇、人性以及人实现其价值所需的历史条件。 文学在提供这种诗意的体验和反观中弥补了确定性经验的认知作用。 文学的这种独特性不仅使得其他学科难以替代，同时也形成了不同时期文学研究的侧重点。 因此，文学研究必然需要生产出一系列符合作为学科知识的话语体系，如理论、术语、批评方式等，以加强对世界的多重性理解和文本的多元意义阐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也符合解释学的一般特征。 “解释不是理解之后偶尔附加的行为，相反理解总是被解释的，因此解释是理解的表现。 从这种角度来看，进行解释的语言和概念也必须同样视为理解的内在组成部分。 ”( 16 )文学研究在这种发展方式中需要加强自身的学科性基础，同时多视角解读文本，因此强调了学科之间的模糊性和共享性。 因此，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论是必然的，是由其内在需要所决定的。 在这种语境下，学术界对21世纪初20世纪中期那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既定范式的修正和质疑更加清晰、直接和透彻。 “它超越了文学理论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研究，而是一种质疑与分析方式( a mode of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 )”。 ( 17 ) )。

二.文学研究的多重线索

当然，促进文学研究的继续推进有很多线索，但除了文学解读引起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指向的变化外，还有一个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那就是在大学体制不断复制和增加的前提下，研究成员的多样性和研究对象的繁多( 18 )所谓文学外部研究的扩大，包括性别、人种、后殖民地、第三世界等的批判意图和对不同文明参照系的倡导) 19 )，涉及这些理由。 “大学体制全球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社会科学家数量的急剧增加； 而且，他们为了寻求各自合适的研究领域，“跨越”了现有的学科边界，导致了学科边界的模糊； 此外，20世纪70年代要求将以前被忽视的群体(妇女、“少数民族”和非主流社会群体)纳入学术研究范围，推动了大学中新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的出现。 ”( 20 )而随着大学体制和研究议题的交叉复制以及国际科研成果平台的多语言参与度，全球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实践的方式) 21 )，其中，重要的表达、理论范畴和术语的交叉使用现象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 也就是说，“现有的语义关联都来自历史偶然，这些偶然的意义依赖于跨语际奉行的政治”。 ( 22 )当今学术界对共同问题多采用或借用类似表达。 例如，针对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将其命名为“现代”( modern )，其中用“现代化”( modernization )过程表达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和附加现象，“现代性”( modern ) ) 24 )所谓“现代”到“后现代”的命名，是对社会结构和审视方式更迭的结果。 而且，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所谓“现代主义”( modernism )和“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思潮直接相关。 “因为对很多二战以后的批评家来说，现代主义的关键是艺术自治。 摆脱商业文化日益重视的肮脏……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们决心将艺术拉回日常生活的巨大漩涡。 文学批评及其新伙伴文学理论开始聚焦于艺术作品与其社会语境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 ”) 25 )因此，以“高雅”与“低俗”、“主流”与“边缘”等人为界限，被认为阻碍了认知的无限可能性。 “在任何特定阶段，现代主义都必须挣脱传统艺术的枷锁，摆脱与人类传统文化、历史进程相关的任何束缚。 ”( 26 )正是这种颠覆性观念导致了现代主义自身的萎缩和现代理论的发展趋势。 ( 27 ) )。

如上所述，文学理论在20世纪以新的探索方式在一些交叉的层面上整合到了整体的认知系统中。 ) 28 )在文学写作方面，写作模式和内涵取向已经呈现出多种形态，这不仅与文学因素下的美学特质相关，而且通过地域、群体、性别、文化等的传播方式，折射出价值实现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共同英国学者彼得维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中写道：“20世纪后半期，‘文学’作为概念和用语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被认为是高级文化的典范( canon )。 相反，通过激进批判理论的去神秘化( demystification )和解构，使其不适用，或至少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 ”。 ) 29 )可见，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多元书写与多样的文学特征基本同步。 因为20世纪后半期层出不穷的“后殖民、民族、性别、文化研究”当然与理论不无关系。 也不是理论衰亡后才抬头。 倒不如说，它们是继“纯粹”理论和曰“高”理论之后，骑在它的骨头上大量出现的。 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代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 ”( 30 )概括地说，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除了历史语境和文学书写促进性的原因外，还与上述质疑性观念密切相关。 “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往往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哲学不同。 那是因为，那种怀疑的态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文学理论中，我们的思维基础似乎有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 这种怀疑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文学理论中最有力最深刻的思考在其意图和观点上是建设性的……理论的怀疑是极其重要的。 ”( 6531 )但是，这种质疑的分析方式在与早期以文本为中心的分析方式拉开距离的同时，也因其过激的语言而招致了诟病。 因为文学文本所体现的世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其外部世界。

由于文学理论的生产是历史性的，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理论和批评模式的审视之上，而且其目的主要不集中在文学文本上。 实际上，没有一个解释系统能有效地用于所有的文学书写，所以用某种理论或批判的方法来统一文学书写的尝试也是徒劳的。 所以，理论必须具有很多理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一定只有一个‘理论意义’。 我完全有理由认为那本质上是论战性的、批判性的、反骨性的。 ”32 )只有对文本不断深刻的多重解读和多视角诠释，才能使文学理论成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系统”和“判断体系”。 ( 33 ) 33 ) )。

三.文学研究和理论资源

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得到长足发展，从一个单一的角度逐渐回归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之中。 “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以感情感动人，反映社会生活形象的东西。 ”( 34 )由于文学文化是自身发展和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结果，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在那个时期也尤为突出。 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卷中，对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进行了历史梳理，专门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家将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加以借鉴，使新文学进入非常繁荣发达的时代。” ( 35 )中国学术界在较短的时期内几乎移植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理论资源。 这些理论资源无疑对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直到今天，翻译性资源仍然是国内研究的重要资源，一些学术论著的翻译可以很快影响国内学术界。 例如，英国学者伊格尔的《理论之后》中译本于2009年出版后( 36 )，国内学术界开始出现某种“理论过时”的看法。 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正好是学术现代性的典型症候。 文学研究是否需要理论，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及其实践方式，正好说明了理论问题的重要性。 就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其中确实有对理论本身缺乏透彻理解的成果。 例如，表层预设一些理论领域，或者硬套在一些文本和作家身上，进行所谓戴帽式和自我认定式的研究。 另外，也有一味地脱离文本，用一些术语进行概念的表层演绎的。 有些人借用西医的理论范畴，把所有的文学表述都纳入自己设定的“理论”范围，继续自我复制、自我经营等。 其实，这些现象不仅体现在学风和学养问题上，更体现在文学研究中人文学术的逻辑和思想阐述不可或缺。 ( 37 ) 37 ) )。

文学创作中没有书写的规定，一般来说，文学的书写不一定要依靠文学理论来进行。 但是，如果文学研究没有理论话语和理性支撑，这种研究仅仅是欣赏性的分析吗？ 正如伊格尔在本论坛开头指出的，“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坦然回到前一个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会很失望。” ( 38 )实际上，伊格尔试图解释，理论不再是20世纪那样的“黄金时代”，理论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不同的形式。 他补充说：“如果理论意味着合理地考虑我们的指导性假设，那就像往常一样必不可少。 但是，我们受到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通过阿尔都塞、巴特、德里达这些思想家的洞察力，生活得更加丰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年代。 ”( 6539 )其实，西方学界以所谓“后”( After )为题进行了论述，但伊格尔的这个论坛并不是第一本书。 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了几个以此为主题的论坛，其中有些比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早了10年以上出版，以此为主题的论述一直持续到2010年前后，例如，学术界重视的论坛， 《理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 Thomas docherty.after theory ) postmodernism/post Marxism.routledge， 1990.)、《后结构主义之后：跨学科性与文学理论》 ) Namodernism )，即et al.eds.afterpoststructuralism:interdisciplinarityandliterarytheory.northorthethory.northism 1993.)、《阅读理论之后》 ( valentine Cunningham.readingaftertheory.Blackwell，2002.)、《“理论”之后的理论》 ) derekattridge，etattattttttridge 《理论之后的理论：1950至21世纪早期文学理论的知性史》 ( nicholasbirns.theoryaftertheory:anintellectualhistoryofliterarytheoryfrom 1950 to the early 21 stcentury 2010.) et al.after theory:criticismsincethe 1980 s.routledge，2010.)等)。 这些论坛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文化特质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式。 因此，“之后”并不是完全扬弃理论，回到“文本”，“文本”正好是最重要的理论概念之一。 )、理论已成为学术生产中的研究常态，理论问世也不再是学术界集中关注的新闻事件。

托马斯多切蒂( Thomas Docherty )于1990年出版了《理论之后：198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 ) afterTheory。 伊格顿以同样的书名《理论之后》于2003年出版。 这表明理论仍然处于“之后”阶段。 ……那个时期也有“恢复性”( restorative )的，大卫卡斯坦( David Scott Kastan )的0755-等有具体定位的论坛出版，所谓“理论之后”，这个阶段不是理论之后的阶段理论不再有新闻价值，人们可能仍然能主张某些理论，但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意味着其影响和感召力已经“日常化”(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 ( 40 ) )。

由于国内学术界经过漫长的理论中介，进入21世纪后，对上述研究现象的反思和批评层出不穷，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正好在这个时候被翻译和介绍，对反思理论起到了某些催化作用，但文学研究对“后理论”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实，学术界所有的声音一出现，不同的声音就会激荡。 当时，“解构主义”大行其道，普利斯通大学出版社曾先后出版和再版《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 ( againstdeconstruction ) 国内学术界也有研究主要基于有限的翻译资料，对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持续、深入、全面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耐心。 事实上，理论的生产和接受过程本身就是观念之间的博弈。 “理论的趣味性和真谛，主要不在于它的神妙严谨，不在于实践和教育，而在于它对文学研究中固有观念的生动谴责和固有观念的顽强抵制。 》( 42 )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根据社会文化条件和文本属性生产与之相适应的分析样式。 正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结论：“我们决不能走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思的人生……那就需要冒着风险，跳出令人窒息的正统观念，去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个一直不想涉及的话题，是本书在这方面探索的开始”。 ( 43 ) )。

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理论仍在继续发展，其热点也发生着各种变化。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聚焦于自然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多种可能性，同时光量子科学展示的新世界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将在文学文本的形态、传播和审美方式等方面给人类的生活、社会文化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对此持保留态度，除了“文本性”( Textuality )、“语义表达”( Signification )和美学的基本问题和延伸问题需要继续讨论外，一些新命题也将成为文学理论的热点。 例如后人( Posthuman )和“非人( the )”( 44 )其次，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和变化的过程中，种族和多元文化身份等相关问题在21世纪仍然是棘手的问题。 这在文学中已经得到了多样的表现。 因此，文学和文化理论对世界共同问题和世界危机变得更加敏锐，世界文学、地域文学以及比较文学在许多方面合流，形成更深层次的跨文化阐释和跨学科研究。 ( 45 )包括主权政治、生命政治、环境政治、文化政治在内的一些理论问题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生产力。 关于文学理论的水平，马丁米德克( Martin Meddeke )等提出了相关的“理论研究有元理论( metatheory )、文化理论( cultural theory )、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 )” 所以，现在也离不开理论。 他进一步说：“为什么理论很重要？ 为什么理论对文学和文化学家来说很有用，难以避免呢？ 为什么我们要让学者对理论话语有自我意识、想象力和创造力呢？ 为什么我们要他们积极参与？ ”( 47 )作者就这些问题指出了理论的相关功能。

第一，对于人们研究的主题，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标准，具有启发性，可以进行合理的划分……第二，理论提供假说，这些假说与主要认知相关，或者对其进行解释，或者建立明确的认知其三，对于文本和文化分析，理论提供了概念性、术语性和特征性的框架。 第四，理论提供了感兴趣的问题。 它把过去和现实、争论、关注点、状况、态度以及事件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理论起到承担感知和想象意义的作用。 特定的文化、社会、社区可能需要或生产特定的理论，但理论本身可以揭示该文化，赋予文本和对象特定的意义。 ( 48 ) )。

这些功能之所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出现并发挥作用，是因为理论不仅关注意义生产，而且关注意义受阻的方式。 ( 49 )其实，文学书写与文学理论的变化是常态。 学术界需要厘清其中的基本问题，把握人文学术中文学研究这一重要领域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和理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多种资源和研究视角，为其提供思想洞察进行深入探索。

注释：

David B.Guralnik，et al .Webster’snewworlddictionaryoftheamericanlanguage，new York:williamcollinspublishers，Inc .

Philip Goldstein，thepoliticsof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tomarxistcriticism，Tallahassee:thefloridasteuniversity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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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地论述了“新批评”的文化功能，马克Janco vich，theculturalpoliticsofthenewcritic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

[美]富兰克林特里基亚： 《超越解构》，王丽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德里达之后》，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刘岩、王晓路： 《理论之后》、《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10年第3期； 王晓路：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新批评之后》2011年第3期。

alanbullockandoliverstallybrass，eds .theharperdictionaryofmodernthought，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s，1977，p.500

另见Fred Rush，ed .thecambridgecompaniontocriticaltheor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p.69-72

周振甫： 《文化转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2页。

( 11 ) [英]彼得维德森： 《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钱竞彼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论证，由里奇等人的主编《文艺研究》(vincentb.Leitch，et al.eds .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newyotch )

( 12 ) Paul H.Fry，Theory of Literature，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12，p.2。

( 13 )英)安德鲁班尼特： 《文化批评：为何与何为》，李永新，汪正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第1页。

( 14 ) ) 15 ) 33 ) [美]韦勒克，沃伦： 《文艺理论研究》，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5、94、6页。

( 16 ) [德国]汉斯-格奥尔格瓜达尔默： 《西方现代思想史》，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

( 17 ) Vincent B.Leitch，et al.eds .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newyorkandlondon:w.w.Norton company

( 18 )以上个世纪美非裔文学理论的生产为重要起点，其理论的文化政治指向使固有文学理论呈现出多种形式，但问题也十分明显。 见王晓路： 《文心雕龙今译》，《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2014年第16集。 关于该理论代表性的表现，可以举出Winston Napier，ed .africanamericanliterarytheory:areader，new York London: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0

( 19 )关于文明序列和多重参照系的观点，张颉仁等主编《从西天到中土：印度现代新思潮读本》《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及[印度]佳亚特里斯皮茨： 《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20 )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文学理论》，王昺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 21 )近年来，不少国际学术杂志开始刊登多语种论文，如Portal、journalofmultidisciplinaryinternationalstudies等期刊； 一些出版物的撰写人来自大陆，例如Journal of World Literature。 国内一些大学也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外文学术杂志。

) 22 )刘禾(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

( 23 )这一发展期被冠以“前现代”( pre-modern )、“早期现代”(“现代”)、“后现代”( pre-modern )和“后现代”)，但这种分类方式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便于陈述[加]

( 24 ) Richard E.Lee，lifeandtimesofculturalstudies:thepoliticsandtransformationofthestructuresofknowledge， durhamand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hongkonguniversitypress，2003.part three:fromresistancetotransition。

) 25 ) [美]迈克尔格罗登等主编： 《种族身份与种族话语之悖论——对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建构与解读范式的质疑》，王逢振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190-1191页。

( 26 ) [美]弗雷德里克卡尔： 《文化研究》，陈永国，付景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 27 )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见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The Postmodern Turn，newyorkandlondon:theguilfordpress，1997； Patricia Waugh，Practising Postmodernism，Reading Modernism，London:Edward Arnold，1992。

( 28 ) Hans Bertens，Literary Theory:The Bas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该文学理论论著用简明的方法分述了文学理论的几个层面和阅读目的。

) 29 ) [英]彼得维德森： 《全球化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钱竞彼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6530 (英)特里伊格尔： 《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阴志科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

( 31 ) ) 49 ) [美]保罗h .弗莱： 《知识的不确定性》，吕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3，377-378页。

( 32 ) ) 42 ) [法]安东尼潘宁(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吴泓瀚，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 34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后现代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 35 )周扬等： 《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6536 (英)特里伊格尔： 《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欣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7 )人文学术逻辑，见[德]恩斯特卡西尔：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论思想陈述与方法论的关系，[法]米歇尔福柯： 《文学事件》，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1998； 劳思光： 《文学理论》，刘国英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 6538(39 ) ) 43 ) [英]特里伊格尔( 《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欣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3-4，3-4，213-214页。

( 40 ) Peter Barry，beginning theory:anintroductiontoliteraryandculturaltheory，3rd edition，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on

( 41 ) John M.Ellis，Against Deconstruc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 Howard Felperin，beyonddeconstruction:theusesandabusesofliterarythe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1986，1987，1988

( 44 ) Kate McGowan，keyissuesincriticalandculturaltheory，Maidenhead:Open University Press，2007。

( 45 )美)大卫达姆罗什等主编： 《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美]文森特里奇：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王顺珠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46 ) 47 ) 48 ) martinmiddekeandchristophreinfandt，eds .theory matters:theplaceoftheoryinliteraryandculturalstudies

资料来源： 《理论之后》 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