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说，谈谈你对社会学的理解

为什么社会学要谈论爱和性？

性社会学家黄盈盈表示，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两者避而不谈，避而不谈，日用。

电影《恋恋书中人》的剧照。

最明显的是，不要过于认为性议题没有摆在学术桌上。 性对每个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一旦把它问题化了，结果在场的人脸红了，羞于笑而不语了，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 这没什么可谈的。

与这种凉热一样，情感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学术道路上，要求尽可能地漂浮在空中，有的话最好只是表现为“技艺”。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社会学研究者应该从自身的价值和立场分离出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感情。 只有这样，研究才能实现中立、客观，具有科学性。 当然，关于这一点，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进行过不同维度的讨论。

本文来自特集《“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 B02-B03版。 我们就这次的主题采访了性社会学家黄盈盈，与她探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性与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本身的敏感性强调了“情”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来自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7月29日的专刊《“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

“主题”B02-B03丨黄盈盈社会学研究的“情感”见证

“主题”B04-B05 |赵鼎新社会学，能接近历史的“本质”吗？

“主题”B06丨袁长庚的感情不是“炖肉时应该被刮掉的浮沫”

“主题”B07丨王佳鹏情感社会学真的研究“世间人心”

《文学》B08丨杰克吉尔伯特，从日常生活中提升情感体验的重量

说起国内的性社会学研究，黄盈盈是个不可避免的名字。 研究生以来，她跟随导师、“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对“小姑娘”进行了研究，开展了中国人性行为、性关系、性观念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 如果我们以1999年她首次踏足深圳“红灯区”为坐标，那么今年将是黄盈盈从事性社会学的第23个年头。

除了“小姐”研究外，23年来，她还从主体理解和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了琐碎生活中的身体，关注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自慰、变性的身体等。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关注的是“为了日用而不知”，或是超越了秘密/偏见/规则而从知识的视野中缺席的肉体。

比起坐而论辩的理论辨析，黄盈盈显然更喜欢置身田野，置身于活生生的人的具体生活状况和生活逻辑之中。 就像影响她的学问和人性的话语一样，不是来自某个理论大师，而是来自性工作者草根组织的创立者阿严——《你必须自我堕落》。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黄盈盈他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除了研究之外，黄盈盈还很享受对话，但很多对话实际上是和不同的人吵架。 她多次发声，批评国内主流社会学研究对性/另一视角的忽视。 2014年，黄盈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发表了《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这篇文章。 她以“单身人士”和“性别比失衡”问题为例，指出了目前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男孩偏好——性别歧视——找不到妻子“单身”——容易找“小姐”、搞同性恋——性病、艾滋病风险增加、性犯罪增加——会引发更多社会问题”的逻辑在最初阶段是合理的从“性/别”的框架来看，性别歧视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是男孩偏好的文化背景下女孩的生育权受到损害。 后面几个环节的论证都过于简化，甚至有很大的偏差。 例如，第二阶段推理：性别失衡会产生单身现象。 如果不挑战贫困，不挑战主流婚姻想象，即使性别比逆转，单身现象依然存在，有的人仍然占有较多的性/婚姻资源，有的人仍然存在。 ”

她也多次因为“小姐”的问题与人争论。 2017年，在一个研究研讨会上，黄盈盈用了两万多字来梳理自己在“错误”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 在她看来，为“小姐”说话是基本的研究伦理，但也要警惕立场过于强硬的问题。 现实与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度的问题，是需要不断牵拉和警惕的变动问题。

去年，我们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采访过黄盈盈，讲述了她一起来的求学历程。 今年7月，我们就主题《“洞穴”内外——情感与社会科学》再次与在贵州的黄盈盈取得了联系。 这次主题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和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探讨情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来自实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一直强调科学性，但人们认为感情的模糊性和易碎性有碍于客观的研究。 但是，许多社会科学面临的是当下，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一起的时空现场，在具体的交往中不能没有情感的参与。 那么，各个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是如何应对研究中的诸多体验和情感的呢？

在这次采访中，她和导师潘绥铭一直强调的“日常生活”研究的视角，研究者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价值、立场，什么样的研究议题是“真正的问题”，所谓议题的“真/假”如何受到现实的影响

“作为研究者，我发现社会世界不仅复杂有趣，功能性和不安全，社会世界的多样性和走向也令人惊叹，难以抗拒和幸福。 我们的读者不仅要了解社会的前因和后果，更要了解它的优缺点，用川端康成的话说，了解它的美丽和哀愁。 ”。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包括性与身体社会学、艾滋病跨学科研究及定性研究方法。 著有《抒情社会学》《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0《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00。 从2007年开始担任两年一次的“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和“性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的组织。

以“日常生活”为方法：

生活在琐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

新京报：在过去的研究中，你一直在强调“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 从你和潘老师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的视角的缘起到/体谅，想请你展开谈谈吗？

黄盈盈)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谈论“日常生活”，但各有侧重，有一个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一个更倾向方法论的“日常生活”，当然还有一个更系统化的“日常生活理论”等等。 我和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朋友们开了几次相关的读书会，开了几次“日常生活”论坛，试图跨学科地接触“日常生活”的纹理。 同时空中不同人群/个人的衣食住行、身体、感情、性/别等领域的具体议题，也包括对“常”与“非常”的讨论，以及如何挽回我们的“非常”

回到我自己的研究。 我和潘老师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自觉地强调“日常生活”的方法论。 2011年出版的《论方法》提出，以社会学调查中“方法论”的重要性，即在偏颇的哲学和理论方法论的层面上，以介于非常具体详细的技术方法论之间的方法论讨论，或者研究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开启研究过程或探讨研究过程中的不同步骤，当然包括社会调查与时代背景、研究与生活的关系，可以说这些都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宗旨高度相关。

那么，具体我关注的“日常生活”，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方法层面强调我们关心的人们的生活逻辑。 包括他们日常的生存状态和背后的运行逻辑。 这和我的学科训练有关。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跟着潘绥铭老师做研究。 潘先生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接地气”。 到目前为止，我在我的学生上方法课也强调这一点。 所以，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对于我想了解的人们，自然会强调一些关键词，比如他们的生活实践怎么样，人际关系怎么样，如何处世等等，不同的人或者个人的“生存之道”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电视剧。

这里结合我所知道的学术语境再说几句。 在强调日常生活的时候，并不是说不关注结构性因素。 这里提到了社会科学界关于方法论的两个方向。 一个是扎根下面，强调日常生活这个部分，另一个是强调整体认识，或者结构认识。 更广泛地接触微观-宏观的长期领域。 这个讨论目前可能无法避免，但这两分钟本身显然有问题。 日常生活也有结构性因素，所以很多人认为，强调日常生活是琐碎零碎的潜台词，无关紧要的结构性认识也不是不需要看具体的人和事物，更谈不上脱离生活细节的现实。

北京新闻：可以举出实例吗？

黄盈盈)比方说，我最初做“小姐”小组研究的时候，手头的项目大多与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有关，但和这些女孩子相处一段时间后，她们生活和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啊你会发现这是如何应对客人的暴力问题，如何预防和应对妇科疾病，以及如何不被家人发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如何赚钱，如何更安全地谋生的问题。 强调生活逻辑，实际上并不是研究者先入为主，把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放进人的圈子里，而是先开放进入她们的经验世界，看看她们平时生活中关心的，遇到了什么。 项目/研究目标并不一定是有意义的，而是要认识到这一差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合适的研究问题和目标。

当我们谈论生活的逻辑时，这里的头脑已经融合了结构性因素。 为什么她们会担心被家人知道，这和社会歧视、道德文化有关，为什么她们害怕被警察抓住？ 这与扫黄政策有关。 为什么她们在2002年进入性产业，这与下岗潮和整体经济发展有关。 你不可能看不到这些关联性。 只是，我说这中间的联系不是单纯的单向直线。 我自己认为，做研究的重要能力之一，就是如何把看起来很分散的几点联系起来考虑。 这里的重点包括跨越时空的各种要素，实、虚、人、物等； 它本身也是立体的、多维的。 这不是说这几点不重要，也不是说不需要联系。 这也是我理解的“洞察力”的一部分。

另一个是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存在和日用中不为人知的思维观念问题化。 我对身体、性/别等议题的关注都包括在这里。 事实上，众所周知的东西经常被我们忽视。 想得太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不认为这里有可以挖掘的研究问题吧。 例如，身体和性对大家来说太日常了，你可能不认为那是“问题”。 但是，这些现实存在和隐晦不露的思维习惯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需要被解决，我们也要反思和认识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对这些问题主要话语体系的忽视、误解和偏见。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是日常生活视角下更挑剔的一面。 多数情况下，常识并不是认为当然的事情和正当的存在。 例如，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以你们以前关于性别的一般看法、想当然的看法和做法为对象的，我们分析了这种看法和生活实践是如何形成、为什么形成、存在什么问题。 所以，当我们这样询问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存在时，很多东西都会被讨论、挑战、问题化，并且积极地探讨如何走向更好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潘绥铭黄盈王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报：在性/别、身体这两个研究中，你特别关注边缘性议题，比如身体的替代实践及其故事。 这也和我们刚才讨论的日常生活观点有关吗？

黄盈盈：是的。 我不仅关注“小姐”的议题，博士论文还做了性感的研究，然后和学生们关注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妇科、健身、自慰、文体、变性、感染艾滋病毒的身体等。 这些大多是“为了日用而不知”，或者是因为超越了秘密/偏见/规则而从知识的视野中缺席的生物体。 我在这几年的文章中，零散地提出了边缘和替代的概念，但至今仍在阅读和思考。 包括不同学科的关注点，也包括边缘和替代的异同。 这些也与前述的日常生活宗旨有关。

日常生活中面向“常-非常”的关系。 正如我在之前的采访中所说，常态中有值得挑战的，非常态中也有它的常态，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无论是所谓主流，还是所谓边缘，都有不同的方面和程度的常态和非常态，这是相对的，而且是流变的这样庸俗的脚注也可以，但以主流自居的人不要那么傲慢。 身边的人也不要被贴上标签去死。

在我研究的性社会学中，用鲁宾的说法，魔鬼学的成分比性学的成分更大。 大家容易走向道德判断，很快就会吵架。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性议题都有我称为“日常与缘分”的特征，与不同学科中接触到的normal-abnormal的讨论密切相关，各种政治化也经常进行。

《越轨》，盖尔鲁宾著，杜克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社会学的话，“二战”以后也至少有两个学术传统。 一个强调社会团结、秩序、规范，另一个关注贴标签、越轨、紧要关头、污名、惩戒等。 贝克尔、戈夫曼、芝加哥调查学派等。 两者当然是一体的两面，但关注点、出发点、落脚点往往不同。 在现在的状况和上下文中，我觉得对后者的关注不够，我自己的兴趣也偏向后者。 当然，我这里说的“关心”应该好好把握，有些人关心团结、关心秩序，有些人实际上可能正在朝着加剧冲突、失范的方向发展。 有人关心冲突、越轨，有人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和秩序。 让我们看看怎么研究。 最好不要进行加深偏见和社会距离的研究。 看到冲突和紧要关头，必须避免天下不乱。 太简单了。

回到性议题的“日常与缘分”。 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谈论性。 那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即使是无性也是性的状态，这是非常日常的八卦话题。 但是，它作为近现代以来构筑的结果，由于有很强的道德规范性，很难私下说出口，也很难在公众讨论中被合理对待。 在众多爆发的性/别事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隐私和公共性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只是缺少的是俗称的“真相”。 因此，我们在讨论性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性/另一端的议题上，往往容易疏远，用自己的“当然”来代替闭上眼睛复杂的“真相”。 同时，性别议题具有多重边缘性。 例如，学术界常常认为性不能上台，做研究首先要强调它的重要性，开门强调学术也不是“宣传”。 延伸到中西研究的语境，也会触及地缘政治和知识结构中的边缘性。

正因为如此，我在研究“性”的过程中，自然会思考其日常性在哪里，以及是谁的日常； 它的边界性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会成为边界，或者被边缘化和被问题化的过程如何？ 所以，在我看来，关于边缘、替代的研究需要带入日常的视角，反之亦然。

电影《祝你好运，里奥格兰德》的剧照。

新京报：在你看来，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视角对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方法为什么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盈盈：我还是结合自己的研究来说。 我以前谈“小姐”议题时，常用的一句话是“缺席审判”。 所谓“缺席审判”，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小姐”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应该如何治理，法律和政策应该如何？

但在这些声音中，长期缺席的正是“小姐”，她们应该成为主体，至少有一个，但她们失声了。 我对“主动发声”并不那么天真，但基本上，一个朴素的逻辑是她们是谁，如何进入这个“危险”的行业，里面的人际关系如何，有什么规则，存在什么问题至少要进入她们的世界了解，切实分析，根据可能性讨论措施。 这回到我们谈论的日常生活的视角。

我关注日常生活不仅在于本身值得研究，还在于对这种“缺席审判”的不满。 回到您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和方法，我的认识是，现在总体上偏重于社会结构、制度、秩序、治理的语境，而对“日常生活”却相当忽视。 其重要性至少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和可能性，在社会学界应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认为，学术应该多元、多维、朴素、有洞察力。 我自己近年来很关注对话的上下文和社会状况等方面。 这包括与稍长时间的田野结合对话来思考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日常生活”的两个方面，不仅是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主题的特点，还与我认识的学术语境，以及现实与语境的关系有关。

纪录片《月事革命》电视剧。

感受和体验：

社会学家和田野之间的距离

新京报：在接受上一位女性学者的采访时表示，野外观察是一种综合性的、重视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比起观察和采访，我更强调感觉和体验。 从社会学的途径，如何理解对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情感？

黄盈盈：人类学对此有过很多讨论。 包括如何在田野里调动五感，以及将感情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我还是结合我自己有限的经验从方法的角度来说。

《论方法》有一章论述社会学调查中观察、旁听、聊天和体验的综合使用。 我们专门把体验作为方法之一拿出来强调。 之后，在讲课中，我也会继续强调这一点。 这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在社会学方法领域被严重忽视了。 二是与其他几种数据收集方法同等重要。 我理解的“体验”，当然和你那里的感情也相通，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场感”和“身体/感情的相遇”。

社会科学大多面临现在，所以我们有条件让研究对象和时空现场共存。 在这种情况下，你和人在具体的交往中并不是没有感情，大家都是人。 你在交往中的感受、对情境的感知——，比如你是否住在“红灯区”，是否坐在门廊上，对于了解和了解你的研究群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只找了几个“闺蜜”来采访，她们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难感受到，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言说”，而要理解其言行，解释其生活逻辑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做过社会调查的人，实际上也有感受。 不能忽视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在原地，性/在别的地方。 性研究可能会被更多地强调。 2015年参加过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举办的性研究方法讨论会。 当时，她们的论文征稿吸引了我。 其中明确提出了如何正视研究过程中的情感和身体，包括她/他的、我的、研究相关的。 酒吧里有人来跟你搭话，碰你，会怎么样？ 如果有人说喜欢你，或者说喜欢别人，会怎么样……这和社会科学研究有关吗？ 和方法有关系吗？ 当然。

《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黄盈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我们如何应对研究中的这许多体验和感情？ 感知也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 它反过来促使我们审视自己的身体和情感，更好地了解与不同人的距离/联系，包括我们熟悉的感觉和行为。 当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也没有必要退出，为学术“奉献”/全身心地奉献。 你试图了解的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认识，本身就是资料的一部分。 早期我和别人讨论“小姐”议题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些女人一定很悲惨，满是泪水。 这和我在田野里朴素的感知不太一样。 她们有烦恼，但同样有欢呼声和笑声。 这种朴素的感知构成了我认识和对话的基础之一。

情感和身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存在也关系到研究者生活经验和认识的研究意义，情感是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 许多学者撰写过相关文章，如黄宗智先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 50年的回顾》。 读潘老师写的书，有《存在与荒谬》 《生存与体验》 《情境与感悟》，还有近年来我们师门的《我在现场》。 从标题中，可以看出我们重视感情和感情。 我自己上方法课，没有课本，结合更多身边的研究经验和案例，辅助用文献说话。 强调“下水学游泳”，强调“身边知识”。 当然，如何开悟，还需要很多努力。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潘绥铭著，1999年1月。

但是，这里还需要处理研究人员和研究小组的距离问题。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你的心情也不容易和“小姐”的心情一样。 你觉得这个距离怎么样？ 例如，当我坐在门廊上，客人进来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研究者，会把我当成“小姐”对待。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做生意，所以和“小姐”的心情还是不同的，我也有不明白的心情。 研究者需要承认这个极限，我们不能完全进入被研究者的世界，我们的感觉也无法取代她的感觉。 这既是反身体思维中的重要部分，又是为什么需要谈方法、为什么需要进行多维资料的收集和衔接/印证等。 说方法的不是我和她说话，而是研究过程和交流中感受到的距离和联系等1/多个关系。 自己只能成为方法的一部分。

新京报：老师谈论很多课程经验。 我想问一下老师，关于你的观察，选择性社会学的学生，或者学生选这门课有什么变化吗？

黄盈盈：我的课比不上潘老师，学识和风格，都远远比不上。 但是，学生不少。 本科的课程基本上每次都有一百多人，150人的教室里还有人站着。 其中有旁听者，也有听了很多次的人。 我不一定擅长，也许是内心平静。 我没有点名过。 然后欢迎旁听。 研究生是专业课，限制多，读书展示任务也重，人就少。

这几年，女性明显多于男性的性和性别少数学生也很多。 从学生自身关心的议题来看，一些议题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现，比如大学生的性与爱、性/不认同、性教育、性暴力等。 关于网络的主题、动画、关于女性性/情欲的议题，以及一些小性/别的议题在这几年会更多地出现。 不奇怪。

每年都有学生在放学后/做作业时谈到自己的性/兴趣和经历，00后的学生依然有人把潘老师的名字刻在桌子上，通过了人大。 这几年学生的关注点与包括最近热播的《梦华录》等电视剧中的性/性别观点在内的网络性/性别事件更密切相关。 我也发现，“男性凝视”、“男权”、“规训”等词汇在平时表达自己身体和身边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常用。 大家的视野越来越聚焦于网络争论。 这可能是最明显的变化。

《梦华录》剧。

最后，我以前也说过，学生在性/别的议题上的分化很明显。 我还没有说观点冲突，自主选课，在观念上比较开放。 学生个体差异也包括知识和行为的差异。 有些人知识/信息丰富，有些人不知道。

在很多情况下，作为学者

更大的困境是能做什么。

新京报：你和潘老师特别强调研究伦理的重要性。 “研究伦理在社会调查中的重要性尚未得到深入分析，尤其是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尊重、保护被研究者，以及研究伦理贯彻与否如何影响调查质量的重要方法论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 两位老师也呼吁学术界有必要制定新的研究规范。 关于老师的观察，近年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吗？

黄盈盈：我们的文章于200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之后收录在《论方法》。 当时主要是从方法的角度来说话。 也就是说，伦理的考虑不仅是道义的问题，也是如何进行良好研究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国学术界对研究伦理的讨论仍然不足。 几年前，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冯军旗进行了一次中县调查，当时引发了关于研究伦理的讨论。

冯一边做着挂职的工作一边做研究，涉及到当地人如何晋升，如何交换资源，裙带关系如何攀比等。 调查也遵循了我们所说的硬性研究伦理，对敏感信息进行了匿名处理。 但是，他当时是挂职的，如果留心核对的话，调查对象的真实信息并不容易。 他的研究很好，通过媒体介绍也很有影响力，引起了关于伦理的讨论。 我记得包括潘老师在内，有邀请学者的报纸，为了讨论、争鸣写了文章。 其中也包括职业道德、研究是什么的问题。 此后，当阿里戈夫曼的《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被翻译时，相关伦理争论也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时的关注，但几乎没有持续。

《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美]爱丽丝戈夫曼着，赵旭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和潘老师之所以会早点关注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性本身是一个敏感的议题，与道德伦理密切相关。 你有点心，在调查中不能不碰。 从学科上接触研究伦理，是为了2000年左右开始的艾滋病防治项目。 在国际合作项目的要求下，当时参加过伦理委员会的相关培训。 北卡社会医学老师Gail Henderson教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

美国对研究伦理的提出首先是医学领域。 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有名的医学实验叫“杉梅毒实验”。 该实验随后引发了相当大的丑闻，因为没有治疗黑人研究对象梅毒。 所以，美国学术界针对这一丑闻制定了各种伦理原则，这些原则逐渐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只要是涉及人的研究就需要关注伦理问题。

我认为我知道的一些规定和批准手续过于僵化，是“保护主义”等，没有必要像美国那样有伦理委员会。 我并不是说有必要构建/规范相关学科，但实际上我自己会注意“构建”“规范”。 做的话很容易坏。 但伦理是学者应该自觉思考的，需要纳入学术培训。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总体上连最基本的自觉和讨论都没有。

我自己在方法课上，为了和学生讨论伦理议题，特别是几个灰色地带。 比如，“小姐”旅行后，会不会去别人的故乡采访？ 做出知情决定，同意，之后后悔怎么办？ 鼓励学生根据实践，亲身提出她们的伦理困境。 例如，最简单，但大多数学生都会提出的问题。 在田野里，什么时候告诉别人，我在做研究？ 网络时代，也出现了新的伦理问题。 可以匿名观察吗？ 可以故意引起讨论，介入性地来田野吗？ 另外，因为好不容易创造了口述史，所以奶奶也很支持，但在最后的采访中试图添加一些信息。 如果碰巧有孩子，觉得敏感不能用，该怎么办？ 等等。

研究伦理有很多有趣的内容。 那不是那么无聊、死板、限制性的。 保护他人，当然也包括自我保护。 首先谈到什么是不能做的。但是，作为学者，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 我们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太有限了，我告诉学生，不要轻易给出不能实现的承诺。 我认为智力启发本身也是伦理的/有意义的。 当然，这里只论述了研究过程中与被研究者的伦理关系。 总的来说，我们目前对研究伦理、职业道德这样的议题的讨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规则不能太死，规则太没有/更不行。

新京报：其实媒体报道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比如关于性侵犯的问题，如何判断当事人能不能说话，能不能说话？ 特别是与未成年人性侵犯有关的问题。

黄盈盈：在研究领域，这个问题也有争议。 有人认为，与当事人谈论这些经验，本身会造成二次伤害。 因为她必须想起这些事情。 但也有人认为，当事人说话，是一种解脱，可以获得一些力量。

我个人认为有不确定性。 其结果未必具有破坏性，或者这样的议题无法研究。 我记得台湾的何春蕤老师写了《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这本书。 她和8位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女性坐在一起，举办了多次研讨会，讲述了各自的性经历。 其中包括性侵犯的经历。

《性心情：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何春蕤著，九州出版社，2004年2月。

何老师没有把性侵犯的清单拿出来让女性说悲伤的话，而是把它作为性体验的一部分来说话。 怎么说话很重要。 是把它当作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来处理，还是只是拿出来强化伤口； 根据你是什么样的假设、什么样的语言、感情和眼神、在怎样的气氛中说话，其实有可能带来不同的效果。 在那本书里，除了其他的性经历，还涉及到了每个人是如何处理不良情绪的，有什么力量。 大家说话后不是消极的结果。

何老师写了很多文章，讨论我们如何重新思考赋权，如何结合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培养力量。 她有多少女性在为了防止暴力而工作？ 对于女性和周围有善意的人来说，只是害怕说话，或者只是不说话，这件事未必能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鼓励“说你的性”可能有问题。 怎么说呢，是在受到伤害的情况下，继续强化伤口的伤害，用不自量力的同情和同情的眼光说——“悲惨啊，这一生怎么办”，还是可以支持性地调动一部分力量来说，“了不起阿姨是个可以站起来的男人”，难道要鼓足干劲吗？ 不是不管教伤害的人，而是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重视战略和可能的现实结果，是即使可能也需要很好应对的重要问题。 性有时会被过于忽视，有时也会被过于重视。 至少，过于谨慎的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只盯着法条的完善也不能解决问题。 如上所述，这也涉及了在事实类知识、规范类知识之外，单独提及面向具体现实的战略/对策性知识。 好心未必能好起来。

不难想象，这涉及到性权利/女权主义、幸福/危险等诸多争论。 以前的采访也多次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伯纳德会议和“性战争”。 我写《女权主义的性论述》文章也是从中国的现实争论出发，回顾了美国女权主义的内部争论及其在全球的影响力。 参加者之一卡罗尔万斯的《危险与快乐：迈向性的政治》是一本关于这次争论的书的集合。 其中包括鲁宾著名的“关于性的思考”，以及Vance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口号在文化和生活领域贯彻落实的警惕和反思。

卡罗尔万斯的《快乐与危险》一书的英文版。

有人批评说，看不到暴力，看不到危险，或者不重视结构和制度上的完善，看不到“主体”的限制。 不。 万斯、鲁宾、何春蕤、丁乃非老师等人对此都有过积极的论述。 我自己也回应过几次。 我不专攻暴力/性侵犯的研究，但在采访中也提到了。 在我看来，这两者不会割裂。 当你有力量追求性快乐时，这种力量也有助于应对暴力。 单方面强调性的否定和否定只会加深我们的恐惧和脆弱，反而很难形成积极应对的力量。

性别领域有很多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议题/问题。 学术界一方面认为这些议题不能摆上台面，另一方面却没有应对现实的能力。 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不同阶层和状况的女性面临的性/别的问题，还包括关于年龄的议题，青少年的性吗？ 老年人的性行为？ 我们不太了解。 现实中存在的超越了很多人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恐怕还有很多性实践。 我们不是生活在乌托邦，也不是靠概念和理念生活。 性生活中的欲望、风险、自主、认同、平等，并不是每一个词都想当然，每一个词都需要放在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现实中。 还需要看到日常生活中的性与文明、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阶层的联系。 总体来说，我们缺乏这种勇气、能力和知识，那些具备实践知识的人，可能又见不到了。 现在也缺乏讨论的空间和条件。

美剧《美国夫人》的剧照。

回到你所询问的研究和采访的情况，这不是狭义方法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如何对待性、如何谈论性、如何以平常心对待与非常事件有缘的人这一更广泛的性/别文化的问题。

有“价值中立”的研究吗？

真相一定是有争议性的

新京报：在《论方法》一书中，您和潘先生谈到，围绕“价值中立”和价值相关问题，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过十多年的争论。 在过去的研究中，如何理解关于这个概念及其派生的讨论？

黄盈盈：社会科学有几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价值中立与价值的关联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学术界就此展开的讨论的方面，每个阶段可能都不一样。 例如，围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偏重客观和主观的讨论，或者方法论上的定量和定性的讨论等。 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讨论，但看不到那么部分的这些话题。

价值中立和价值的关联涉及另一个概念，即事实类知识和规范类知识。 事实类知识是指尽可能地描绘出想知道的研究对象的现存状态。 那更偏向于现实问题。 也就是说，这件事实际上怎么样了，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规范类知识是指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是价值判断。 例如，当你问什么是好的“性”时，这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 这些区分，当然是理想的类型，必须是这个。 但是，就对话而言，现在仍然有这个意思。 否则，我说的很容易。 你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各说各的话。

在这里插一句，我现在单独提到另一种知识，对策类的知识。 和事实类、规范类又不一样。 对策类知识除了现实的把握和多维分析、应对的追求外，还结合可行性，探讨战略，包括对现行制度和民间智慧的理解。 这种知识与社会干预有很大的关联性。 这也是我在长时间讨论性/另一个议题的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我总觉得大家没有在一点上说话，但也可以吵架。

中立还是相关，关系到立场。 这里的讨论极端一点，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应该从自身的价值和立场分离出来，研究者不应该代入自己的主观感情。 这与实证主义、客观主义语境有关。 另一个是规范化的。 这种研究的价值立场会非常强烈。 例如许多社会批评类研究、行为研究会强调价值的卷入，认为价值不能中立，也没有必要。 价值干预可以给社会带来变化。

《社会学的问题》，[佛]皮埃尔布迪厄着，曹金羽译，巴迪亚|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但是，很多学者处于这两端中间的状态。 我自己认为，并不是研究者的价值不重要，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和变化不重要，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你未必能说是价值的“中立”，但要认真了解你关注的人群和现象的实际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你需要搁置你的立场，进入现场。 事实不能不掺杂感情和立场，但事实类知识的提法仍然提醒我们。

我认为有必要培养对这种立场的悬浮能力。 你不能以有价值的立场事先做出论断，至少要开放地进入现场，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当然，在分析的时候，结合多维的信息和知识，你仍然可以，也可以形成自己的综合判断。 实际上，选择了什么样的研究问题，理论的宗旨，让你更容易看到什么样的“现实”，以及最后进行的说明的方向，一定会带着你的立场。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是讨论“价值中立”还是“价值关联”，而是如何应对通常所说的现实和真相，如何应对我们自己的立场，以及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美剧《英文系主任》的剧照。

新京报：在之前的采访中，你想起了自己曾说过经常就“小姐”的议题和人吵架。 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写了一篇整理自己立场的文章。

黄盈盈：我自己经常反复试验。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太强，你需要后退一步。 我做“小姐”研究的时候，有好几年了，确实很容易和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吵架。 其实对话最容易强调和重塑立场。 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自夸是分析派。 也就是说，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展示给读者。 随着各种对话的增加，妓女权的立场开始了。 这几年，研究实际上是在田野和对话的不断引领下形成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包括与文献的对话和不同人群的对话。 在对话中，不仅是认识上的差异，与你看到的现实不同的人的认识上的差异也能看到很多差距。 那个时候，“我”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我的态度为什么是这样，令人深思。 同样是野外材料，随着时空的扩展、情境和语境的变化，当然也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理论积累，我们的理解和解释也不同。

在2017年我们自己举办的性研究研讨会上，我花了2万多个字来整理自己在“小姐”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包括各个阶段，我在整理什么情况和和和谁对话。 其中有2004年发生的对话。 我在香港大学参加了口述史方法的会议。 我提交的论文是基于田野进行采访的，主要以《小姐》的研究为例。 但是，好几个听众问我的是，你对“小姐”的立场是什么？ 这逼迫我面对自己的立场。 此外，我和听众都进一步认识到，“小姐”议题的道德性、价值立场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立场太强了，说到“小姐”，我一定会为她们说话； 别人一质疑，我就毛骨悚然。 当然，为她们说话是一定要的。 这在我看来是基本的研究伦理，但也要警惕自己立场太强带来的问题。 因为那可能会绑架我看到的现实，限制视野，有选择地利用资料。 当然，容易感情用事，不利于交流和对话的情况也很多。 在边缘议题研究中，虽然多使用有色眼镜来指代主流偏见，但确实很重要，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有色也可以指被研究群体的单一化，甚至是美好的想象。 所以我说，作为研究者，要对自己的立场有自觉，要经常跳出去看，多维度分析，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开放性。 现实与立场的关系不是二元的，而是度的问题，是需要不断牵拉和警惕的变动问题。

《过程社会学》，[美]安德鲁阿博特着，周忆粟译，谭徐锋工作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这两年，你也很少在公开场合评论与性/别的议题相关的新闻事件。 在一段时间里，其实我经常能看到你的样子。

黄盈盈：我确实很少就新闻事件发表即时评论。 我们往往容易把原则性、理念性的讨论，或者一些结构性、整体性的认识直接嫁接到具体案例的分析上，使我们对事实失去了基本的了解，这对公众的讨论非常不利。 并不是说这些理念和认识是错误的，而是不能直接应对每个具体案例。 生活虽然形形色色、复杂，但概念往往是抽象而理想的。 我的基本训练是，对于具体的事件，如果没有对基本的“事实”的理解，就很难发表评论。 当然，现在是否知道“事实”的现实条件，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写了《大时代与小田野》，社会调查的政治性，是不可避免的。

新京报： 《论方法》，我想起了两位老师说“元假说”是调查问卷的灵魂。 如果所有的定义都是人为的，你如何理解社会调查中的“真相”？

黄盈盈：即使经历了后现代的洗礼，本质上的“真实”“事实”还是会被打上问号的，但我认为对于社会调查中的“真实”的讨论是必要的。

潘老师退休后，我从他那里上了两门课。 一门是性社会学，另一门是方法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更能触动我们对“真相”的理解。 性社会学涉及许多热点事件，它同时与你的情感、价值和道德判断非常相关，现实感、切身感很强。 在方法课上，我会把感情立场的东西放在后面。 那要看你背后的思路是什么，或者元假说是否成立，你的论点所依赖的论据在哪里，你的资料收集是否多维，是否可靠，资料之间的相互证明性和相关性如何，你的分析逻辑是什么等等让我看看数据、故事的制作过程、每个环节可能的问题，以及如何做得更好。

我在两节课的开头说，我不会先去看你对这件事怎么想。 观点其次，重要的是你的观点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理论语境和想法的影响。 这是方法论训练的意义之一。 同时，方法的训练要重视资料的复杂性，包括社会性和政治性。 一种说法是，你不能成为天真的社会学家。 如果这份资料摆在你面前，你就会把它视为事实。 为了认识资料上的灰尘、资料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接近感兴趣的现实/真相。 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多维的、多重的真实。 你看到的可能是其中有限的一面。

《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金观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

对于研究者来说，每一个研究，都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社会科学的积淀，或者说知识的积累过程尤为重要。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研究的边界和界限，但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视角看到同样的事情，可以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到真相。

从学理上讲，真相往往是多渠道的。 单声道/政治正确肯定会不断远离现实。 有句话叫“竞争性真相”。 真相一定具有争议性。 从包括彼此的矛盾、联系、补充在内的多个角度来看，可以达到我们所说的更好的真相。 当然，这种真实的实现绝不仅仅是理性的问题，也与大环境有关。 我还知道，这些学理几乎敌不过现实资源和项目方向所起的作用。

对于“问题”的问题，

把研究者纳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

新京报：你也在出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这本书的时候，提出了中国主要的社会学界对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什么是重要的有一个认识。 如阶层、流动和阶层化至关重要，社会管理、社会建设至关重要，家庭也步入越来越重要的行列，性别也比性别更重要。 你为什么认为性/别的问题在社会学领域很久没有得到重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黄盈盈：这确实是这几年学术界讨论的问题。 2018年以来，项暴和汪晖老师也组织过一些会议，是关于“我们怎么提问”，也就是问题感。 包括非常多的方面，还涉及到了什么是好问题，问题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在全球格局中，还是在国内还是在西方学术界内部，都存在着学术/知识的权力关系，影响着对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在社会学上，无论是宏观微观、制度-日常、结构-主体，还是关系主义、过程、机制，都一直存在着哪个更重要、哪个更能抓住中国社会本质的问题。 上个月，在清华大学参加的“经验、问题与学术”会议上，也不断看到各学科内部的宏观/结构-微观/日常之间的张力，是难以沟通和弥补的张力。

很多人认为我研究的性议题，比如身体、感情、性别等议题，触及不到几个更大更根本的问题，隐私、日常、过于琐碎，不够。 其背后是对制度和结构的偏好。 在身体的研究上，听起来“国王的两个身体”比“乳房、阴道、阴蒂”等女性的身体更有研究的正当性的姐姐也比“小姐”更重要吧。

哪个议题被认为比现在更重要，与很多因素有关。 例如，现实中，谁的位置更高，声音更大，资源更多，哪个问题可能变得更重要。 学术界不是象牙塔，社会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在学术界也同样存在。

美剧《英文系主任》的剧照。

当然，什么问题重要，与学科本身的发展背景有关。 例如，社会学必须应对被强调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才刚刚恢复，当时，社会变革、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等即使是重要议题也不足为奇。 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分层、城乡二元与流动、农民工的研究，人们做得很多。 有影响力的学者自身的学术训练和传承、生活状况和性/别观念等当然也会影响问题的偏好。

但同时也与资本和政治有关。 学术项目需要资助。 捐助者关注什么议题也影响了议程的方向。 例如，2000年的时候，性研究空前火爆，这与艾滋病领域的资助有关，但当时很多关于性传播的研究会都关注卡车司机。 这与目前沈原老师研究的卡车司机不同，当时他们被当作潜在的客人，性传播风险者。 学术上的政治性自不必说，这几年越来越强调。

我说的还是几个类别，关注点，不是学术上的“问题”。 好问题不应该被权力和资本等因素束缚。 它应该结合你对现实背景的把握、理论语境和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同时立足于你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研究兴趣，提出能综合回答、有启发和洞察的问题。 从这一点来说，关于好问题的学理判断，与你是着眼于制度建设，还是着眼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 任何关注点都有可能产生好问题，也有可能腐烂。 当然，在学术语境下，目前什么是好问题，什么是具有现实和理论贯通力的研究问题，值得继续讨论。

新京报：所以，在你看来，更有意思的问题可能不是哪个是真问题/假问题，而是这些真/假问题是如何构建的。

黄盈盈：“问”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学术生态、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的相关性如何？ 这是对“提问”的提问，也是将研究者纳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 不可否认，从历史上看，社会科学发展到现在，确实在备受关注的议题和理论宗旨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 这既关系到学科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科学面临的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硬要拧回去，集中在某个“重要问题”上是不可能的。 学术研究会不仅越来越单调，而且也越来越远离现实。 大家都在说自己的话，距离会因人和社团而扩大，变得不能对话。 因此，学术的公共性和健全的社会干预将进一步丧失。 多元化不是必然走向碎片化，如何对话、整合、积淀必须认真对待。 我个人认为，很多东西，研究下去就会相通，或者说可以联系起来考虑。

好的判断标准不是这个议题是主流还是边缘，是大方还是次要，是有钱还是没钱，而是有学术的衡量机制。 有一种性研究，确实做不好。 包括问题的提出不顺利在内，被批评，死了也无话可说。 怎么也不能“有缘靠自己”。 现实中，在某些阶段，有些问题被认为比其他问题更重要，所谓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根本上说，一个学术环境是否健康还取决于是否给了不同的议题/方向以空间。 这个空间可能不大，资源可能很少，但有/没有很重要。

文/青青子

编辑/朱天元安也

校陉/薛京宁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