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田野调查派”——戴庆厦先生与民族语言学

【大家】

作者：刘岩

学习别人的闲话

戴庆厦，1935年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 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名誉资深教授，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全国语言文字标准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主要从事汉藏语系语言与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或合作发表论文350多篇，《景汉辞典》0《汉景辞典》0《景颇语参考语法》0《景颇语词汇学》00055-790000000等学术著作和0750

戴庆厦老师从事民族语言学研究已经70年了。 他在少数民族语言本体论研究、社会语言学、民族语文政策、语言学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语言学界的标杆。 70年来，他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笔耕不辍，虽然现年87岁，但仍保持旺盛的创造力。

戴庆厦先生对语言学的执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世事的豁达，影响着我等许多弟子，乃至众多从事民族研究、民族教育工作的后辈。

戴庆厦上课时85岁。

2017年，戴庆厦及其夫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徐得知困难后，本文作者赴云南德宏州芒市调查德昂语。

服从分配，走民族语言学之路

戴庆厦先生之所以走上民族语言研究之路，源于他年轻时的几次“服从分配”。

第一次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本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事业，在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了少数民族语文专业，规定“语文系招收高中毕业以上志愿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学生和具有相当学历的少数民族学生”。 由于当时少数民族考生较少，1951年招生主要是从各高校在大学生中调动汉族青年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1952年首次面向高中毕业生招生，这次招生180人。 大多数是汉族学生，福建仙游高中刚毕业的戴庆厦就在其中。 当时，17岁的他完全没有“民族”的概念，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民族。 但“为祖国服务”的信念和对首都北京的向往，让这个风姿飒爽的少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北上的道路，也开始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第二次是在大学期间。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科刚刚成立，给他们上课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和中科院语言所的著名学者，如高名凯、吕叔湘、马学良、袁家骅、傅懋积等老师，可以说是大家齐聚一堂。 这些学者说话睿智、文雅、儒雅，生动地讲述了博大精深的语言学原理，牢牢抓住了青年的求知好奇心。 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的得天独厚的宝库。 当时，本科设有16个少数民族语言方向，学生自愿报名。 戴庆厦认为所有语言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具有丰富的语音表达和诱人的逻辑内涵，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就被分到无人报名的景颇语班。 学校找了3名居住在云南边境的景颇族母语者教日常口语，并配备了一名汉族指导员。 四位老师给他们做了临时教材，用英文打字机打字打印，上课时老师一句一句地读。 津波族的老师中文不好，指导员的老师也不好津波语。 上课有什么问题，大家会讨论和分析。 在这样的理论分析和感性接触中，戴庆厦很快爱上了景颇语，从此相伴一生，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第三次是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 1956年戴庆厦大学毕业不久，遭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考察活动。 当时，大多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些民族还过着“木雕文章，数豆子”的日子。 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不甚了解，甚至连我国到底有多少种语言、特点是什么、分布情况、文字使用情况等基本情况都不清楚。 因此，迅速调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状况，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问题，已经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组织700多人分成七个工作队到全国各地调研少数民族语言。 请老师参与了这次大调查的全过程。 第一次分组的时候，哈尼语组缺人，他再次表示“服从分配”，所以没有加入景颇语组，而是加入了哈尼语组，从此又和哈尼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境地区还不安全，组员们在调查中背枪防身。 与哈尼族的故乡“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戴庆厦也学习和研究哈尼语，既从事本体研究，也从事语言功能研究。 他一生中第一篇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论文《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于此时发表，这对那时毕业才两年的他来说是学术上的小成就、巨大的鼓舞。

长期的民族语言活动，使戴老师与少数民族同胞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感情。 他认为“民族同胞是一生的朋友”。 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 多次“服从分配”是顺应国家民族的需要，自己也总是得到最佳安排。

戴庆厦着《戴庆厦文集》

戴庆厦着《语言调查教程》

住在村子里，观察语言现象

“立足田野，放眼世界”，是老师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习惯。 70年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一定会赶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田野调查。

面对语言学界的种种流派，戴老师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田野调查派”。 他认为，语言事实是第一性，语言理论是第二性，语言事实是永恒的，语言理论往往是暂时的。 早年，他背上“一枝钢笔、一枝书、一把枪”，白天学习、劳动，晚上背枪、放哨，查景颇语、德昂语、哈尼语等边疆语言。 耄耋之年，他还在云南和老挝、缅甸、泰国等边境地区调研。 即使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他也学会了利用网络通信，通过手机面对面地向民族同胞们了解其语言情况。 他说，每次看到富有民族特色的村寨和热情好客的家乡，一听到他们的特色语言，就非常兴奋。 他认为，语言田野调查的关键词是“主动、一线、融合式”，只有在群众中调查语言，才能获得准确的材料。 坐在房间里查文献，听二手信息，加工合成别人的产品是绝对做不好的。

戴老师做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国内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言和方言。 景颇语、载瓦语、哈尼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拉祜语、基诺语、克伦语、缅甸语、浪速语、勒期语、博拉语、茶山语、仙岛语、独龙语、怒语、嘉戎语、藏语、白话、白语他还调查了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以及部分南亚语族的语言。 这十年来，他又出国深造，使用的语言本体和语言跨越国界，包括泰语、尤米安语、拉祜语、老挝凯莫克语、傣仄语、普内语、希腊语、缅甸语、哈萨克斯坦维吾尔语

1986年戴老师去美国加州参加会议，做了《社会语言学教程》的报告。 景胜族有景韵、载瓦、浪速、勒期、鲻等支系，不同支系有不同的语言。 不同支系的人住在同一个家庭或村子里，语言的使用情况非常有趣。 例如，不同支系的老人之间、年轻人爱上老人、年轻人分别使用什么样的支系语言、婚后有无变化等，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和依据。 出席的语言学大师李方桂老师觉得戴老师的研究很细致，就问他资料是怎么弄到的，他回答说是住在景胜族村寨老乡家里观察的。 李老师说：“只有住在村子里才能发现有用的语言现象哦！ ”我非常赞同。 李方桂老师早年曾在广西、云南、贵州一带进行强侗语田野考察，非常重视语言材料的细致入微。 戴老师得到了李老师的认可，更加坚定了对田野调查的信念。

老师认识到田野调查对塑造踏实学风、追求学术真理的作用，因此十分重视学生相关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景颇族有句老话：“驴妈妈跟着驴妈妈在街上跑”，驴妈妈跟着驴妈妈凑在一起，路走得很认真，但回到天上，不像驴妈妈会提着大行李回来。 老师引用这句谚语鼓励徒弟外出，要求他们踏踏实实地进行田野调查，一定要找回资料，不要赏花或空手而归。 现在，他当时的很多学生也成了博导、教授，把学生带来了。 这种景韵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田野调查求真务实的精神也通过谚语传承了下来。

修学是有责任的

戴老师认为，世界语言种类繁多、类型各异，要科学深入地揭示语言的真实，必须有适合具体语言特点的理论和方法，必须解决运用什么视角的方法论问题。 对视，容易接近语言实际，可以挖掘新的语言现象； 如果对不上眼，研究就做不好。 藏语系语言研究理论的形成也必须以汉藏语语言的事实为依据。

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使他认识到，汉藏语系语言与印欧语有根本的区别，研究汉藏语要有独立于印欧语的视角，不能盲目照搬印欧语的研究理论。 他非常评价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老师的话。 “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都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事实为依据形成的。 从这样的观点分析汉语，难免有不相容的地方。 这是因为中文和印欧语在某些地方有根本的不同”。 针对国内一些学者不看语言类型，对西方理论过于死板的现象，戴老师提出，如何根据语言的具体特点构建不同的方法，是当前语言研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汉藏语是一种分析型语言，具有单音节性、形态缺乏变化、语序固定、虚词发达、韵律丰富等特点，与形态丰富的印欧语系不同，与词缀丰富的阿尔泰语系不同，如果照搬西方的理论，那就是“张冠李戴” 例如，汉藏语缺乏形态，一些学者认为在汉语虚词表达的不同意义上总结了各种形态，提高了汉语的语言地位。虽然藏语的许多语言是完全不是动态的，但也有一些研究一直试图在表意上、对译上是动态的； 汉藏语虚词“是一个很大的知识库”，有很强的语义、语法功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这个大“金矿”很容易被印欧语所忽视。 因此，应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分析型语言资源优势发展中国语言学，完善分析型语言概念，多角度挖掘分析型语言个性，提高对分析型语言的敏锐度，这是中国语言学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起初，戴老师是为了探索精密的语言本体规律而进入语言学的大门的，但在多年的民族语文工作中，他意识到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重要性，始终把个人语言学研究与国家不同时期的重大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0世纪50年代的大调查以成立后不久的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为目的。 戴老师们住在村寨学习民族老乡和语言，也积极从事哈尼文的创制、推广，哈尼文词典、读本、读物的编写。 他们与家乡合作编制了《社会语言学概论》 《谈谈松紧元音》，将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翻译成哈尼语读物。 例如《藏缅语族语言研究》 《语言调查教程》 《论景颇族的支系语言——兼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等。 还举办了“红河州哈尼语第一期培训班”，招收了5个县的600多名学生，让青年学生参加

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师组织了大量的语言国情调查。 他认为，语言国情是国家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语言相关方针政策和民族语言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少数民族双语学习、语言翻译等工作，需要结合实际用具体策略加以充实和调整。 我国过去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语言国情调查，对语言国情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 由于史无前例，2007年他亲自带队到基诺山进行基诺族语言人口普查，探索工作方法。 他对队员们说：“无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多么美丽，我们都没有时间出去观光。 只能等任务结束了再说。”队员们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和这次调查的意义，埋头调查，直到最后一天去了橄榄水库调查，但谁也没说要去几里外的景点看看。 凭借这份坚韧和决心，基诺语人口普查顺利完成，成为此后一系列语言人口普查的参考模板。 在戴先生的组织和示范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1个语言国情案例分析报告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晰地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特别是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活力状况，并为国家语言规划、语文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研究中国语言生活

几十年民族语言研究的经验，戴先生深刻地感受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各民族人心所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 例如，汉王朝西南夷的《哈汉对照小词汇》，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其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诗歌，其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汉语语言成分的吸收和对中央王朝的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此外，汉字是汉族文化的载体，后来逐渐扩展到其他民族和邻国，成为许多民族创制其文字的基础。 如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韩文、古壮字、古瑶字、水书、古白文、古布依字、古哈尼字、古傈僳字等，都是用仿汉字造词法创制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不仅记载着汉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集合了各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 他认为，从语言文字表达上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规律和必然趋势，牢记各族人民心中，也是民族语文研究者必须承担的重要任务。

严师慈父，创“三高”

请老师不仅对科研严格，而且对教学也很认真。 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是把课上要说的内容写成详细的讲稿。 他认为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做科研有利于教学，讲课过程中最能引起学生共鸣的是自己研究的内容。 他还说，大学课程好的老师们，一般的科学研究也很好。 他不仅自己做科研，而且提倡教师做科研，鼓励学生做科研。 当他还是语言学院院长的时候，大学里没有像现在这样过硬的科研评价指标，他想出了各种奖励政策，整个学院都有搞科研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现在。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戴老师起着重要的作用。

紧迫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戴师成为了“严师”。 他最重视治学，最反对“给学问镀金”和“得来不易，学习好坏参半”的观念。 他常说，如何做学问，涉及人生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问题，每个年轻人都要立志为祖国、为人类多作贡献。 每当他发现徒弟们有什么毛病，特别是有志，在求学上有懈怠动摇的倾向，他就不会碍于面子，不为自己着想，不爱回避问题，而是像严父一样毫不客气地指出错误，鼓励学生学生们也总是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感谢他。 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找老师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但每年都有很多学生想考他的博士生。

其实，“戴门”的学生们都知道，戴老师的还是“慈父”。 他对学生有责任，更有感情，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还很年轻，因为他当时担任系主任，一时不能抽身，就请专业学生陈相木教授安排他在云南民族大学的吃饭和生活，给我介绍了几个红色高棉语发音的人。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我们写信联系，半个月后再去附近的邮局给他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