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卫专业：春天还有多远

来源：解放日报

2020年元旦，复旦大学校园开放日的细节，张济明至今难忘——

“一位家长带着孩子走到公办卫生学院咨询亭前，从这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做什么？ 我们主要介绍做好非典这种重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防控工作。 对方回复说：“非典已经过去10多年了，已经没有了。”

作为一名参加高校招生的辅导员，他并不知道这种尴尬的场景，但他没有预料到远远超过非典的严重疫情会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暴发后，关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和人才短缺的讨论急剧增加，教育界不断传来信息。 2月底，教育部宣布扩招公共卫生专业研究生，将专业课程向预防医学等专业倾斜。 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相关学院……

不过，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公共卫生专家即将“反扑”为时尚早，国内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培养的人才不够，而是留不住人才。

“如果单纯扩大招生，却忽视了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那么他们毕业后也会有很多人选择跳槽，关键是提高相应职场的吸引力和成就感。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认为，只有解决“出口”问题，“入口”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被误解缠身的医科“冷门”

每年在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何纳都会发言，第一件事是解释“所谓的公共卫生到底是做什么”。

“过去，我们的专家打扫厕所，做环卫。 虽然与医学无关，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 公共卫生专业的目的是从源头上阻断疾病，保护和改善公共卫生。 ”他坦言，1985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时，对这个专业也一无所知。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原与临床医学同属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前者着眼预防，后者着眼治疗，原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 但在“重治轻防”观念尚未扭转的环境下，公共卫生的弱势地位日益凸显。

即使专家是全国第一的复旦公卫也要面临困境。 学院副书记刘岱淞坦言，此前，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复旦公卫之前，对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一无所知。 他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进来只是为了去复旦，不是为了这个专业。”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在大二、大三各有一次成为专家的机会。 刘岱淞说，几乎每年公共卫生学院前10%的学生转入临床，而较少转入公共卫生。 “大学五年级毕业时，你会发现只剩下70%到60%的人。 ”

一些医学院校没有改变专业制度，一些通过高考分配到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宁可放弃学习。

本硕博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公办卫生学院楚文娜，本科班招生30人，实报29人，没来的同学选择复读。 这29名学生中，大部分都是调剂过来的，楚文娜极个别地主动报告了预防医学。

“我觉得孩子更可爱，所以填了，但我发现其实和我想的不一样。 ”她坦言，公共卫生也不是自己的第一志愿，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优先临床和口腔。

楚文娜经常遇到这样的要求：假期回家，知道闺蜜在医学院读书，就说哪里不舒服，能看一下吗？ “我说我不能看病。 他们第一反应是你是学医的，为什么不能看病？”她无奈，身边很多人还是认为医生是帮人看病开刀，没有意识到有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的存在。

秦涛是深圳某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医生，负责社区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的定期体检和患者资料与数据的整理。 他认为，造成公共卫生专业“低人一等”的另一个原因，与执业医生的处方权有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处方管理办法》，临床、中医、口腔和公共卫生四类执业医师中，只有公共卫生医师没有处方权。 而2009年左右，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无法穿越临床医学研究生参加考试，获得临床医师资格。

关于公共卫生医生的处方权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 一般认为，公共卫生的本质是面向群体，研究疾病的影响因素和分布情况，从而开展预防和控制，临床医疗面向个人，具体研究如何治疗。 但也有人认为，群体也由众多个体组成，治疗与预防不能完全分离，尤其是在慢性病防控中，公共卫生医生必须具备健康干预个体、提供处方的资格。

“例如，我在给患者管理慢性病。 每次体检结束后，如果发现问题，顺便开点药肯定效率更高，但现在不行。 这是一个细节，但对我们来说，相当的专业技能是不被承认的。 作为没有处方权的医生，如果老是嘱咐患者吃药、注意各种事情，难免会有底气不足。 ”秦涛解释说。

在一次座谈会上，同事的话让他产生了共鸣。 \”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像个文员，工作随时可能被有点医学背景的人取代。\”

何塞娅也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很多人今后需要社区医生上门服务。 我们认为，如果社区的公共卫生医生有处方权，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类似于美国的家庭医生制度。

其实，公共卫生和临床过去从未如此清晰。 “我们以前和临床学生一起做课堂实习。 我很多系的同学现在都是临床医生。 ”何纳印象深刻，因为自己在医院实习中表现突出，得到实习生最高奖金——，由他主刀做阑尾手术，老师给他做助手。 在国内的公共卫生教育中，有不少预防医学专业的阶段，5年中有4年是基础和临床课程。

多位专家学者也呼吁预防医学与公办卫生专业融合，打通公办卫生和临床医生执业壁垒，允许双向执业、人员双向流通。 “实际上，我们学院有不少已经在国外取得临床医生资格的毕业生，但国内走不上这条路。 ”霍纳说。

必须尽快弥补的裂缝

据国家疾控中心原主任李立明介绍，广为流传的——公交车卫生最大特点是“自毁长城”，越做越不被重视。 没想到在受新冠灾祸影响的2020年就业市场上，公共卫生专业的毕业生反而会抢手。

原定于7月从复旦公卫硕士毕业的高学欢，在论文还未答辩时就提前到达安徽省疾控中心。 安徽省疾控往年6月招生，今年因疫情紧急招生7人，省去笔试环节。 通过面试的高学欢被录用了，3月上岗，忙到现在。

去年下半年，高学欢还和很多同学一样，疾控中心是就业计划的最后选择，疫情感动了他。 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听从初心，回老家在合肥做本职工作。

对于公办卫生毕业生来说，做好本职工作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回顾复旦公卫近五年的毕业生去向，专业最对口的疾控中心约占24%； 三分之一去企业，如医药、仪器、咨询和金融公司等的医院约占19%； 剩下的是党政机关。 但何纳注意到，毕业后进入公办卫生系统的学生，三五年后也有很大概率跳槽。

高学欢明白了，正式入职后的到手月薪不足5000元。 何纳说，许多省市疾控中心的人员待遇不仅低于同级医院系统，有些还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员。

“工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楚文娜说，自己所在的系一期147人，毕业去疾控的不超过5人，研究生毕业一期五六十人，去疾控的还是单手数。 很多科研水平好的人最后去了医院做行政工作。 例如，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

医院科研岗位前景和待遇不错，楚文娜说，这个岗位对科研水平要求相当高，一般只招博士，数量很少。

今年两会，各地医疗界代表纷纷呼吁，薪酬待遇偏低导致人才流失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说，复旦大学毕业的公卫博士，40岁的副主任医师，2017年年收入只有8.2万元。

从事疾控工作30年，江苏省某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致远疾控地位一下子下降，——2002年，卫生防疫站分为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卫生法执行、行政监督职能分为监督所，疾控中心发言2009年疾控中心建成公益类事业单位，各级政府全额财政资助，服务性收费项目被叫停，人员收入明显下降。 2018年，辽宁改革取消疾控，山西改革将疾控整合到人民医院，各地疾控人心浮动。

李致远记得，非典流行一年后，疾控迎来了发展的小高潮，各地纷纷扩建了实验室和办公楼。 但是五年后，再次被边缘化。 他前两年和市里的领导反映了问题，但对方甚至不知道疾控中心在做什么。

他表示，全国各地疾病控制待遇水平大多处于当地事业单位的中下水平。 目前疾控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但由于总额少、影响不明显，大部分人的收入和职务紧密相连，但现有疾控晋升机制死板。

“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一进来就是研究生，很快就能升到中级水平。 五年后可以评估副高级人员，但岗位高级职位名额有限。 新人必须等老同志离开工作岗位。 有些人等五六年甚至十年都等不了升职。 ”李致远说。

他市疾控工作近10年已有3名博士、10名硕士跳槽，去向多家医院。 因为医院可以支付房租，所以有的人实行年薪制，有的人报酬待遇相当优厚。

“实际上，疾控承担了大量科研工作，同样需要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有的工作存在隐患，但财政资金没有专项经费激励高危岗位和科研人员。 ”李致远曾经参加招聘工作，很多人一听到招聘艾滋病、结核病的相关单位，就扭头走了。

李致远手里拿着几个科研项目，规定项目经费可以按人头或劳务支出，但按照绩效工资制度，绩效工资以外的收入都是非法收入，他不能发放这笔经费，人员积极性不高，工作

这半年，李致远和同事们一直为瘟疫奔走，春节期间经常半夜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