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经济发展的双循环理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学模型

循环是指经济资源、生产要素或产品在供需链上各部门之间流动，在循环中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在循环中形成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发展。 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使国内外两种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新发展模式，意味着要调整和完善以往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结构，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实践需要。 发展经济学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通常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循环流动的障碍入手，寻求通过循环流动突破各种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高水平均衡的途径。 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双重循环”，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全面贯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

中国经济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摆脱了低水平的均衡

与量的形式的增长不同，发展意味着新模式的出现，它从突破低水平均衡开始，走向更高水平的均衡。 但对许多低收入国家来说，突破低水平均衡、向更高水平均衡过渡的经济发展过程，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实现的。 低收入经济区块不仅人均收入低、资本匮乏，而且市场发育不完全，偏重传统农业经济，各种低水平局部均衡并存，呈现出总体结构失衡状态。

发展经济学，低收入经济区块往往存在“贫困恶性循环”。 在供给侧形成“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产出—低收入”的循环。 在需求侧形成“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低产出—低收入”的循环。 在供求两侧的恶性循环中，资本形成不足是重要的痛点。 因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促进资本形成和扩大投资，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走出低水平的均衡阶段。 因此，一方面要动员和组织资源向城市工业部门集中，优先推进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然后形成收入和工业品回流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刘易斯、乔根森、兰尼和费景汉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描述了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国内市场，或者说国内循环。 另一方面，收入水平过低，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撑投资，发展中经济体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获得资本品或引进外资，以海外资源填补国内资本形成的缺口。 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双缺口模式”和随后的“三缺口模式”、“四缺口模式”，分析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市场，或者说参与国际循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83%左右，现代工业中几乎没有重工业。 根据当时的经济现实和发展需要，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条件下，为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方式实现农业剩余“工业化转移”，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益。 客观地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集中在工业和城市，城乡之间、各产业之间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循环。 依靠这种方式，初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但代价也是巨大的。 价格扭曲、经济结构失衡，在实现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极大地牺牲了农业、消费品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抑制了居民收入和消费。 另外，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独立自主的半封锁状态，除了与亚非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援助性往来外，几乎不存在国际经贸关系，也没有正式参与国际循环。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转折。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水平，解放了数亿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趋同性持续加强，农民及城市劳动力的行业间、区域间流动成本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政府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乡支持”的城乡协调发展产业政策，推动资源、要素和产品国内循环，促进经济学意义上二元经济结构良性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发展除了受到国内资本形成不足的约束外，外汇也非常短缺，1978年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生产技术也相对落后。 但是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 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达到22.4%，资本形成总额占世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资仅为0.5%。 当时，正值国际发达的经济板块正困扰着成本上升，需要大量转移投资和产业技术。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积极纳入国际分工体系。 通过“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参与国际市场，不仅突破了外汇短缺、现代生产技术薄弱的发展瓶颈，而且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企业升级随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扩大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市场享受了世界分工的巨大利益，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1979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1.79%，世界排名第11位，居荷兰之后。 到2008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上升到7.22%，居世界第三位。

传统国内国际循环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前在低收入阶段经济追赶过程中形成的国内国际循环模式开始暴露出历史局限性，我们必须面对以下问题。

首先，为了克服资本形成不足的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延缓要素市场改革，降低劳动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以低成本高利润的方式加快资本积累，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模式。 这种增长模式引发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较低，大部分劳动者处于低收入群体，导致社会需求结构失衡，制约了国内需求。 比起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相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更依赖国际市场。

其次，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长期实施支持工业、农村的政策。 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农村投资，但由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生活水平低，农村消费

再次，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即区域发展不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相互促进，限制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已经形成的国际循环明显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多处于国内价值链之中。 仅利用外资一项，1979-2016年，东部地区外资利用率为72.36%，中部地区为19.03%，西部地区仅为8.61%。 最后，当时我国参与国际市场，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不仅利润不够高，而且对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中间产品依赖性强，存在技术“掐脖子”的产业安全隐患。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必然性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任务发生了变化，这对通过国内国际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面临着不同于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和发展任务，需要转变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不再丰富，环境资源约束凸显，资本不再像以前那么稀缺，外汇短缺问题已不复存在，“资源换资本”已不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内容。 一方面，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获得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往往需要依靠自身科技力量来实现，以前很难通过参与国际市场来实现“市场交换技术”

第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区块量、贸易规模、资本跨国流动规模等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参与国际市场足以影响国际经济。 2018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为16%，居世界第二位。 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进出口数量对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有重要影响。 仅此而已，参与国际市场并不能简单追求出口数量，需要考虑进出口数量的优化问题。 此外，一国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对比例也要受到经济规模的影响，小国内部市场小、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经济发展依赖国际循环的大国一般都有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国内循环余地更大，经济增长依赖国内需求。

最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发达经济板块相继进行深度调整和结构再平衡，美国等发达国家启动了再工业化战略。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经济全球化退缩，世界产业链呈现明显缩小趋势，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板块的关系由互补合作转为竞争性合作。 从二一八年，世界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七点一，从二九年到二一九年，年均增长百分之一点九。 国际金融危机、经贸摩擦、地缘政治、新冠引发的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外部冲击，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同时，国际发展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持续增长的全球产能与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日益突出，被认为是短期的外需冲击趋于长期化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新发展模式”，是根据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任务和国际发展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和完善，是我国经济发展逻辑的必然。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其相关客观条件的变化国内国际双重循环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实践失去了借鉴意义对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经济运行面临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问题，现代发展经济学还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 发展经济学迫切需要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在人类经济史上进行着宏大而深刻的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中国在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为解决问题提供的经验素材，将具有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意义。 因此，探索新的国内国际双重循环规律，从我国实践中凝练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对创新发展经济学体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光明日报》

资料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