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方法

作者：陈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立体、多元的繁荣景象。 它尝试了许多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重要乃至二流、三流作家、作品、派系、文学现象等备受瞩目，探讨类型、题材丰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基本相关。 这大大提高了我们文学史认识的“像素”。 然而，近十多年来，人们普遍笼罩在“创新焦虑”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和反思过去的成绩和不足，敏锐地感知和把握当今时代的新态势和新语境，思考和研究如何“重新出发”。 在此，带着芹献露的心，结合平时的积累、观察、思考，分享一些想法，希望能作为大家特别是年轻同事和在校研究生的参考。 因为“方向多于努力”，所以研究也需要抓住时机。 这里重点从“观念”“技术”“道数”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感触。

首先说“观念”。

第一，应该重视“连续性”的研究。

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时代旋律的感召下，先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引进西方文化重建新文明的文化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鲁迅愤愤不平地说：“‘中国固有文化’的诅咒毁灭了帝国主义，‘不仁不义’、金光明咒念了几千万次，也不会诱发日本地震，沉入大海。” 可以充分看到其文化主张背后的现实关怀。 这种不可动摇、二元对立的文学、文化发展观念，影响着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这就是说，我们把文化建设当成盖房子，认为只有拆除旧房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盖新房子。 老房子拆除后，一些瓦、一些砖完好，扔了不舍得，但盖新房时可以变废为宝，尽量利用。 这样，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就是两个对立的有机体，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建设来说，只有“碎片化”的价值。

今天，我们解决了“救亡图存”问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反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安全”“文化自觉”的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为此，我们与时俱进、恰到好处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永恒魅力，从“文化基因”的高度审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 这种认识正在摆脱过去不破不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过去、现在、未来看成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舍弃的时间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百代之流今变”的“通史”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更加科学客观。 在这一新的认识下，古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弘扬“通史”精神，重视“连续性”的研究。

在过去不破不立、二元对立文学、文化发展观念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特别强调“变革”、“变革”。 “转型”“转型”的“时间分界点”或历史分界点的研判，也基本遵循或受制于西方文学、文化史的发展逻辑和论述框架。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文化自身内在的进化道理尤其是“连续性”

以唐宋文学研究为例。 日前，《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了“中国唐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是近十几年将唐宋文学合二为一进行探讨的罕见学术会议，非常有趣。 今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宋代文学研究年会上，陈尚君老师致辞时也说：“唐宋是一家。” 历史的划分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它往往包含着一些重要但却为人们所不知的史学观念，特别是对两个相关朝代相互关系的认识。 在我们传统的史学叙述和古代文学教育体系中，一般把唐宋看成同一个阶段。 但随着“陈寅恪热”的兴起，陈老师认同的“唐宋变革说”、“宋代近世说”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并作为研究者的常识基本积淀。 受此影响，学术界出现了谢琰的《北宋前期诗歌转型研究》等优秀研究成果。 但同时，我们对唐宋两个朝代与唐宋文学的“连续性”却不予理睬。 苏州大学是研究唐诗名家的吴企明老师，也很在意宋代刘辰翁、辛弃疾的话。 在介绍经历时，他说自己配了宋词，体会到了熟悉唐诗的甜蜜。 我从创作与批评的互动角度，对《宋的唐诗人选》进行了一些研究，分析了这种选本选编倾向与选人、诗坛诗学观念、诗风貌的关联。 虽然也写了唐诗、宋词，但对此也深有同感。 唐、宋诗词在意象、典据、句法、诗性上有密切联系，刘京臣《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细致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关系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逐渐开始重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主张，或许与这股学术潮流不无关系。 “继承”和“变革”，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在“转型”三四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强调之后，我们弘扬传统史学的“通史”精神，注重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内在的进化理路，特别是“连续性”，“继承”与“转型”的关系是否全面

第二，应重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大致可以用“西学东渐”四个字来概括。 一方面，西方凭借政治、经济、军事等优势，大力输出其文化； 另一方面，也有人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积极向西方学习，过激地认为“现代化=西化”，这是不可避免的。 两方面的合作营造了一个多世纪的欧风美雨，塑造了现实的文化生态。 要贯彻我们作为“应”目标的古今中外——“一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面不忘本民族地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可以反思，可以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为现在和未来寻找更好的道路，应该告别“历史宿命论”。 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遭遇了“转型”，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转型”看做“正在进行中”，而不是看做“完成时”，在对以往“转型”的总结和反思中，当前

当然，我并不完全否认中西文化有相通之处，也不否定借用西方理论从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合理性，更不否定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性。 只是提醒和强调，人文学术的民族特性不应该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被通约和消解，在“西学东渐”已经发生一百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学术、文化生态中尚未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或者，我们也像汉学家一样“以西释中”。 继承文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与回应西方学问、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并不矛盾，二者实如鸟翼，相辅相成。

我们现在学术研究的观念、方法和结构，基本上是近代“整理国故”小组建立起来的。 特别是受西方现代文论影响的“文学概论”，作为“前理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说理论创新，似乎只能不断向西方取经。 今天，面对这样的研究体系，我们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它是否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语境，能否触及和连接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魂。 二是它有多大的开拓空间，还是弩之末，前景广阔？ 显然，这一研究体系主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西方视野下的普遍“文学”，而忽视了其民族特色，难度很大。 而且，经过前辈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要遵循开拓、创新确实不容易。 原因在于，提高理论创新能力，重塑本土学术话语，将成为我们普遍的共鸣和非常烦恼的心病。

从这样的角度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应该重视起程千帆先生提出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具体来说，就是具有历史意识和国际视野，在通观古今、中西、新旧的视野中，带着当下崭新的生命体验和问题意识阅读经典文本，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刻理解、作家的深刻理解、现象的深刻观察和评论的深刻内涵中，刘珀撰《文心雕龙》 据我观察，西方学者也是这样进行理论创新的，我认为应该尝试对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生语境和变迁特点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提炼，进而提炼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特点的理论。 沈松勤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 2019年第9期发表的《从词的规范体系通观词史演进》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但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学者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我们对文本的认知力和解读力普遍不高。 这与现代学术把“研究”和“创作”割裂为两个方面密切相关。 小说、散文研究比较好，在诗词研究领域，这类问题最大、最多。 这是因为小说、散文的表意比较直白连贯，而诗词的表意具有含蓄性、暗示性、跳跃性。 前者类似楷书，即使一个人不写毛笔，也大致知道笔画的顺序； 后者与行书、草书相似，如果没有深刻的书写体验，就很难理解笔意和笔势，作品的评价也谈不上高。 正因为缺乏创作体验，我们身为中国人，其实很难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评论的独特魅力，提炼、建构本土理论，必须以这种体味为前提和基础。 这是我们当前在进行理论创新、重塑本土学术话语方面面临的真正“症结”和困难所在。 因此，我在许多场合反复呼吁“提倡学诗，重构诗学”。

接下来说“技术”。

科技对当今人文研究的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各种五花八门数据库的开发、升级和应用。 这深深地影响了今天的学术生产，离开了数据库，我们不知道如何写论著。 “数字人文”研究浪潮悄然兴起，燎原之势方兴未艾。 顺势而为，应该着重以下两点。

一是运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具体细致，增强“实证性”。

“实证性”是现代学术的重要标志。 古代对文艺的言说，往往追求纵情直观、悠远会心的欣赏，带有笼统性和随意性。 此后干嘉朴学发展，主要涉及经、史领域。 到了近代，我们从西方请来“赛先生”，使古代文学研究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证性”。 平时看一些论文，有些学者为了论说，常常“拿放大镜做学问”，痛不欲生，无视反例。 例如，宋诗有某种特点、创作倾向或者说中国诗学有某种传统，但他说的这些诗作在20多万宋诗和更多数量的古典诗中占了多少比例无关紧要。 有意识地利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当然，这样的研究应该是“借势出道的新”[这是我编辑王兆鹏、郑永晓、刘京臣对话《“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三人谈》时做的真题]，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宗旨，什么

二是大数据创造了“重写文学史”的契机。 我们必须抓紧。

对于重写文学史、重构文学史景观，他认为除了观念的变革外，最重要的是“史料的占有、表现、分析”。 在后者的情况下，大数据正在掀起一场“革命”。 以前，对个别作家和少数作家的重要作品，如北山老师《杨万里年谱》、傅璇琮老师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只能通过编修年谱和编年文学史来进行编年。 即使有很多这样的著作，我们去读的话，囿于人脑的局限，很难在脑海中铺贴瓷砖形成全面、立体、发展的文学史景观。 王兆鹏、刘京臣等老师开发的“文学编年类地信息平台”，可以做到游刃有馀，而且升级后可以借助软件、模型，在任意时期、任意人的文学创作主题、情感、观念、形象这不仅为传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同时也开拓了许多新的问题域，使文学史景观更加清晰、丰富、客观。

看看“道路数”。

要把文学史、学术史、批评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实现良好的互动。 研究不能凭空建造高楼。 学术史的整理是一切研究的前提。 学术界通常重视“五四”以来现代学术史的总结，但对古代学术史关注不够。 其实，古人与言说对象处于同一个未发生学术、文化大转折的古典语境之中，国学底蕴总体上比今人更广更深，有着丰富的创作体验。 根据他们的看法，看起来是随意的、零碎的，但可能包含着洞察。 系里的时候，教授古代汉语的侯兰生老师经常感慨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书读得很仔细，有时能从一句话中得到启发，写出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目前，对古代学术史研究较多的是唐诗领域，陈伯海先生倡导的《唐诗学》研究、詹福瑞先生主持的唐诗选本整理，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宋诗、明诗、清诗乃至历朝词、曲、小说、散文、骈文当然，我们不能迷信古人。 他们的看法可能也有扭曲和变形。 “古史腔”提醒着我们，历史是“层层叠叠的”。 我们应该本着贴近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的初衷，以“同情”去“谅解”、去“抛弃”古人的言论，客观审视他们沿袭前人和人们的观念，并以此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

对近代学术史的梳理，也不能只关注采用新观念、新方法的论著。 这又与第一种“观念”的调整有关。 我近年来作为执行主编，主编叶嘉莹老师与学术界师生联系，总结了《民国诗学论著丛刊》。 之所以开始整理这本书，是因为我深深感受到了转型期的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生态非常复杂多样。 许多学者在继承传统文脉的同时，受到西学的熏陶。 他们已经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试图应对西学的冲击和现代化的困境。 在构建中华自身学术体系已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它的论坛和探索正好能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启示。 当然，限于物质条件和学科发展水平，他们的做法难免简单粗糙，但他们相辅相成，其中多次刀耕火种的原始森林，或许是风水宝地。 如果把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机械放进去，也许会形成物产丰富的大型农场。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悄然兴起，这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和文化现象关系的认识，成绩斐然。 如：王水照先生把科举、地域、党争、传播、家族与文学的研究称为宋代文学研究的“奥运金花”。 几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许多同人都感到文化研究有再次失足难忘的危险，呼吁研究要“回归文学本位”，但具体如何操作和实践，却无从知晓，茫然失措。 这与“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研究长期以来的“积贫积弱”密不可分。 研究必须有一定的理论、观念的指导。 我们既不甘心“为他系打工”——把自己的成就当作见不得人的弃儿，也不甘心“西释中”3354用中国文学史料证明西方文论的正当性，我们就只能求助于“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研究。 张伯伟先生在《文艺研究》 2020年第一期发表的宏文《“去耕种自己的园地”——关于回归文学本位和批评传统的思考》指出，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中，需要最真切地延续以钱钟书、程千帆为代表的学术传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延续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只有加强“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研究，我们的文学研究才能真正回归“文学本位”。

关于古代文学研究，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比如“选题”，近十多年来呈现“边缘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必须引起一定的警惕。 我们要努力突破重要作家、作品、流派、文学现象的研究，勇于应对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这样的研究才能称为“一代代学术”。 就像“叙述学文体”一样，必须是多样的。 目前，评价体系认可的文体只有论文、专著，其他如读书、诗词、序文、书信、日记、校签、选本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轻视。 据悉，钱仲联老师花费了10多年心血精心撰写的《沈曾植集校注》，不如评价时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小文章。 令人意外的是，“思维”与“语言”、思想内容与表达文体密切相关，学者的个性、兴趣、特长等也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学者在所有情况下的研究心得都适合写论文或专著。 然而，论文和专著是“认识”，不仅扼杀创新的萌芽、自掘坟墓，还会破坏学术生态，成为“一望无际的黄苇”，制造许多学术“泡沫”。 “朝闻道，夕死可也”，修学的目的首先是自己理解，不一定要“作”，即使是“作”，文体也要多样化。 叹口气！

阮元云：“学术盛衰，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现代学术的发展现在正好是100年，升降的契机来了。 学者也要吃饭，但元禄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或终极追求。 对学者来说，学问是生命，论著是名片。 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行业人士的标志。 让我们抓住时代和技术带来的创新契机，打造无愧于我们这一代生命和才智的载入史册的“一代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