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学者钟敬文简历，人民学者钟敬文是谁

作者：萧放

钟文，广东海丰人，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散文家。

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和见长，他的名字与中国民俗学密不可分。 钟老师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文化事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 钟老师是思想进步、民族情怀的爱国者，历经20世纪百年风雨历程，他的一生伴随着中国人追求民族解放、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他“是历史之舟的相客，也是历史之舟的划船手”。

钟敬文手写诗作

五四之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住在南海滨的钟敬文还不到20岁，但这场历史风暴给了他极大的冲击，他急切地求知。 钟敬文在回忆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 “好像有很多人被困在黑屋子里一样，突然，一些先知喊道，去用拳头捶墙壁。 那骚动很快惊醒了房间里许多睡着的人和半睡着的人。 五四时代，我就是这样醒来的一个人”。 五四唤起了钟敬文的思想感情，他从此走上了为国为民的道路。

在五四运动热潮的煽动下，十六七岁的钟敬文走出家门，走上街头，到乡下去，和同学一起组织宣传队，演讲、戏剧，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 钟敬文这样回顾道。 “国家和社会对我来说不再是那种书面抽象观念和模糊的关系。 那是一个感官实体。 它在我的体验中生动活泼。 那个和我的实际行动密切相关。 ”从此，钟敬文的兴趣从在书房里看古书转向了对人民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我在寻找人民的风俗，习尚，特别是他们的文学”。 当时，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学运动影响全国，钟敬文在家乡调查整理民间歌谣，将收集到的作品和相关歌谣研究成果送到《歌谣》周刊编辑部发表，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道路。

1926年秋天，钟敬文到达广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此时广州地区的工农运动欣欣向荣，进步文化繁荣起来。 钟敬文在此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 《少年先锋》 《人民周刊》等进步刊物，在岭南大学《南风》发表让亲友聂纪弩留学苏联的诗作《到莫斯科去啊！》，表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敬仰随后，钟敬文请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聂炜为主编的文艺副刊写稿。 钟敬文追求进步，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认识了共产党人刘谦初，共同翻译东南少数民族民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与刘谦离别三周后，钟敬文写了《潜初去后》一文，“他是马克思的信徒，他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是的，给他革命之神祝福吧。 一切都会如他所愿成功！ ’可见，24岁的钟敬文对革命家和革命事业充满期待。 这时鲁迅也到了广州，青年钟敬文和朋友一起热情地拜访鲁迅，在报纸上发表了《记找鲁迅老师》，还编纂了《鲁迅在广东》专著。

大革命受挫后，钟敬文目睹了挚友烈士林海秋在乡村躲避迫害却毅然决然、坚守革命信仰的情景，“深深感受到了他努力事业的庄严和他人格的锋芒”。 这种革命精神是对钟敬文的一种激励，革命的火种已经播在心里。 1928年，钟敬文离开广州前往杭州，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和民办实验学校，在此进行民间文化研究，主编民间文化专刊，举办西湖博览会，与江绍原、娄子匡等一起创办中国民俗学会。 其间与郁达夫等进步作家有着密切的交往。

钟敬文常常自称“五四之子”，说五四是他的精神保姆。 五四精神伴随着钟敬文的生命历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始终保持着不断思考、进取的学术追求和立德树人的工作状态。

追求真理的教授

为了提高对人民文化深入研究的理论修养，1934年钟敬文赴日留学。 1936年夏天回到杭州，继续民间文化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钟敬文从杭州辗转桂林，在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 作为国文教师的他，结合课文随时注入爱国对敌的思想。

1941年，钟敬文应邀到粤北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 这时的钟敬文在几年的生活和工作实践磨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钟敬文不再是纯粹的民间文化研究者，他的作品充满了新的情怀、新的境界，把自己的生命、感情与当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哀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42年，他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公正》的文章。 “真正有才能、有胆量的思想家、艺术家，只知道公布他们的真意。 他们无视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迫害，——因袭社会发出的，腐败统治者发出的残酷而奇异的惩罚。 他们决不在意那些迫害，闭口不谈说实话。 他们认为不说自己知道的真理，是冤枉自己的良心，是对人类的严重犯罪。” 正是基于这样的真理追求，钟敬文和中山大学的进步教授们利用讲台宣传进步思想，在同学中非常有影响，因为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并受到监视。 因为一度回避监视，所以在晚上回宿舍的途中掉进了战壕，受了重伤。 1947年，国民党发布所谓“戡乱令”，钟敬文和法学院几位教授被无理解聘。

今年7月，结束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考试后，钟敬文伪装成夜船去了香港。 此时的香港是进步人士的聚集地，是民主党派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色香特异高等学院”，那里的学生是来自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进步青年，教授在学校是教师，在社会上是民主政治活动家。 “在这里，看马克思列宁的书，谈解放的事，是正常学习的一部分。” 钟敬文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中很舒服。 他不仅要成为文学教师，还要成为有文化、有文艺的战士。 他积极参加的方言文学运动，就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大众化”主张运用到南中国方言区，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为解放战争而努力。 他还撰写了多篇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等革命家的文章，从这些回忆文章中，不仅可以感受到钟敬文同这些革命家的真挚感情，也可以感受到对革命理想烈士的崇敬和对新中国的期待。

民间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和在港的许多文化人一起，在党的安排下乘船北上，经天津来到北京。 钟敬文抵达北京后，立即投入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大会的筹备工作。 大会结束后，钟敬文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钟敬文兴奋地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生活之后，看着新的人民政权的太阳升起，我含泪度过了那个历史时刻”。 1950年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会长，老舍和钟敬文任副会长，钟敬文主持会务。 钟敬文积极组织推进全国民间文艺的调查与研究。 他在1950年国庆节前夕完成了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章《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充分论述了口头文学的优秀价值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现实需要。 “有价值的人民文物，不仅是新文艺、新教养的依据和基础，许多自身也应该成为我们新文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 》他的文章为人民文化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钟敬文还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职，讲授民间文学等课程。 抗美援朝期间，为了鼓励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钟敬文组织编纂了《爱国主义与文学》文集。 我在《光明日报》主持《文化遗产》专栏。

为了推动人民文化学科进入大学教育，1953年，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招收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为我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培养中坚力量。

1957年以后，钟敬文被迫离开教学和科研岗位，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民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晚清民间文学研究的几篇重要论文。

20世纪80年代，无论如何，由于百废待兴、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开展，年逾七旬的钟敬文北上南下，东奔西走。 1979年，他与杨堃、顾颉刚、白寿彝等教授合作，指导策划组中国民俗学会及相关研究机构。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老师一直担任理事长直到1998年。 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开始了10套民间文艺杂志的工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套的整合编辑工作。 作为民协负责人，钟老师此后积极推进“文化长城”文化项目，曾任《民间故事集成》主编，为记录民间文化的国家文化项目倾注了心血。

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民间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钟敬文一直特别关注。 他是新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大学科的奠基人，从1979年开始致力于民间文学学科的恢复、师资培训班的举办、《民间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推动了高中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程的开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钟敬文大力建设民俗学学科，多次举办全国性高级研讨会，为国家文科建设播下民俗学研究种子，1998年主持《民俗学概论》完成并出版。 在钟敬文的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首次将民俗学列入国家二级学科名单。 民俗学这门研究人民文化的学问，终于登上了国家学科的殿堂。

钟敬文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有争议的作品，民俗学应该有自己的学术自主意识和学术贡献。 他在《中国民俗史》总序中说：“民俗学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人文现象有自己的出身地，绝不是风中的蒲公英，而是根须。 现代社会强调高科技，但不能忽视民族的人文文化。“历史不仅仅是知识，更要有教养，更要有义务，更要有道德，更要有学习历史的自觉性。”

钟敬文先生去世时，最引人注目的挽联是启功先生笔下的《人民学者》。 五四精神滋养钟敬文，他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进步事业，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文化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向钟敬文老师致敬！

照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

资料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