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刘家和老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匹兹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 在古希腊史、古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和史学理论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著有《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古代中国与世界》,编有《世界上古史》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
2021年1月,刘家先生口述,全根先、蒋重跃访查整理的《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学家口述史”项目的成果之一,刘老师全面回顾和阐述了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 读后感想很多,尤其是对老师的治学方法有了更系统、更深入的了解和了解。
从全书中有关治学方法的论述来看,一方面,它确实来源于老师个人的切身体验和学术研究的进退得失,是长期科研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结晶,因而不可复制; 另一方面,其中也有他对中外学术研究方法的理论思考和逻辑论证,其中的普世价值和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本文主要结合书中有关老师方法论的论述,进行粗浅的梳理和归纳,有不当之处,请老师、各位老师和各位老师理解。 下面将分别从以下8个或4组彼此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关键字进行详细讨论。
《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本影
兴趣和使命
有人说对学习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学生时代的回忆中,刘老师多次提到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和小学,以及刚接触西方语言、科学和哲学时自己所抱有的浓厚兴趣。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兴趣引导下,他不仅养成了对这些东西保持终生爱好和自主钻研的习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后来决定走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道路。
对于兴趣的培养,刘老师并不认为这是有意为之,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但是,要长期维持和保持一时的兴趣并不容易,而且兴趣有时会转移或变化。 刘老师指出,要长期保持最初那种内在兴趣,需要使命感这种外在压力。 刘老师多次将兴趣和使命相提并论,认为作为学习的动力,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说兴趣代表着一个人内心的自由选择,那么外部环境的强大压力将为学习注入强大的动能和持续的动能。
说起使命感,不能不说刘老师身处的时代。 这种外在压力在各个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华民族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和不公正的待遇。 这让刘老师深深感到,学习和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使命。
具体来说,在求学阶段,面对国家的动荡和外国人的入侵,刘老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屡战屡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疑问不仅使他全面地学习和了解了西方文化,而且把如何挖掘、改造、发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使之复活,恢复活力作为终身探讨的最大研究课题。
下班后,刘老师第一次站上世界史讲台,他发现西方人写的所谓“世界史”教科书中,不仅完全没有中国的历史地位,包括印度文明在内的整个东方文明也措辞不明确,这让他感到不公平和困惑。 不久,被任命为东北师范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世界古代史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原本苏联的教科书中也有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严重倾向。 这时,刘老师开始接触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现其中经典观点——“亚洲出生方式”、“东方欠发达奴隶制”、“东方专制主义”等学说同样是西方历史传统和固有偏见的产物。
这次的多次遭遇,不仅使刘老师明确了学术研究的范围、问题和目标,而且对这些学术问题有着极强的使命感。 他要扭转上述不合理的状态,不能寄希望于外国学者,而要靠我们自己的深入研究和不懈努力,不仅把包括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写入我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赋予我们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历史,独自一人同时,我们认为,不仅治理世界历史的学者要肩负起这一重大使命,治理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应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去重新认识和定位,通过对历史的比较研究,寻求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多样性和统一性。
总之,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的推动下,古代中国和世界成为刘老师学术研究不变的主线和主题。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研究,我们发现,在刘老师和白寿彝、林志纯、吴于厦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帮助下,他早年面临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变化和修正,而与此同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
刘家和老师
工具和门的直径
如果说兴趣和使命感是刘老师选择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一生志业的主要动力,那么掌握必要的工具和门道是他能进得去、最终进得去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需要具备必要的能力和门道,更不用说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一直居于重要位置的史学研究了。 应该说,刘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很早就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把这些名士的开导和自身领悟所获得的工具和门径所得,充分运用到自己后来的研究实践中,与兴趣和使命感相似,对工具和门径的重视,也成为了一种完全内化的终身习惯
说起道具,刘老师常说的两句话是:“事欲善其事,必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他最重视的工具是“文字学”和“哲学”,也就是他简称的两个“philo”,戏称之为“双刀”。 前者用于微观考证,有助于我们识别文字真正阅读文本,后者长于宏观理论,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 它们都是深入研究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刘老师对这两种治学必备工具的自觉认识,几乎同时体现在传统的中国学问和西方学术上。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他发现中西学术对“工具理性”的认识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许多细微的差别和偏差。 对此,西学中的“文字学”和“哲学”与中国传统学问中的“小学”和“经学”基本相对应。 刘老师对这两种工具的锤炼不仅成为他毕生热衷的最大业余爱好,而且在研究中养成了自觉运用这两种工具解决具体问题的习惯,使这“两把刀”真正成为他“庖丁解牛”的利刃
关于这把“两刀”的具体用途,刘老师在书中用了两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进行了说明。 第一,只有掌握了这两种工具,才能真正读懂古今中外的书籍。 第二个用途是提高效率。 刘老师常说,上天给我们每个人的绝对时间是平等的,但相对时间却有很大差距。 相对时间的多少取决于学习和工作效率。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效率呢? 获得强有力的劳动工具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 他说,比如经常查词典,不厌其烦地查课文的出处和源流; 例如,阅读一篇外文文献时,寻找不同语言的文本进行阅读,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愚蠢缓慢的方法,而且很费时间。 但是一旦你养成了这个习惯,完全理解了关键词句子,你就会一劳永逸,事半功倍。 下次遇到这些单词,不需要反复查,反而可以节约时间,变成“慢就是快”。
如果说语言文字是人们认识世界、互相交流的重要工具,刘老师说,读书是与作者开始对话的过程。 这样,作为西方哲学核心内容和基本训练的逻辑学就是培养正确思维方式和严密论证能力的必备工具,同样有助于提高阅读效率。 这种看似与史学研究无关的逻辑思维方式的长期训练,不仅培养了对西方哲学的正确理解和深厚造诣,而且成为史学研究中发现问题、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的有力武器。 刘老师的文章除了列举和分析关键史料外,还有很多严密的推导和论证过程,充满了逻辑的力量,大大提高了文章的说服力,“磨”的效果在“劈柴”过程中可见一斑。
说道具,然后说门将。 对于具有一定学术传统的学术领域和学问来说,没有一部现存的典籍或错综复杂的内部结构。 这样,从哪里进入,从哪里着手就成了所有初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找到正确的道路至关重要。 从求学时代开始,刘老师不仅很早就认识到掌握有力的学术工具的重要性,而且对学术格局也有了长期的不断反思,形成了自觉的认识。 其中最重要的是目录学和学术史的充分重视和全面运用。 对于他接触到的任何新领域和问题,他都会自觉地从目录学及其正反学术史入手。 无论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史学和经学,还是研究古希腊和古印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其中他觉得东西方学术研究的路径并不是完全不同的,而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那么,目录学和学术史为什么成为中外学术研究入门阶段普遍适用的门径之学呢? 理由很简单。 那是因为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和学说,不是在特有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在一定的学术传承和流变中产生的。 如果有人想在这门学科或问题视域下有所作为或推动,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对自己所研究问题的整个学术发展史有透彻和深入的了解。 刘老师多次指出,通过目录学,不仅要知道应该读哪本书,还要全面了解这些书的作者,包括他的人生经历、师承关系、写书的目的,以及这本书的特点。 简而言之,不仅要读那本书,还要了解那个人,不仅要了解那个人,学术界也要了解。 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与书才能形成可以深入对话的亲密关系,正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对此,刘老师用了非常形象和贴切的比喻,说人与书的关系就像指挥战争的将军和掌握了各自绝技的士兵,懂得人善任、善于用兵,才能赢得战争。
问题和结构
刘老师常说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是由问题推动的。 因此,探索提出好问题和高级问题的途径,是推进学术创新的重要环节。 那么,问题从哪里来呢? 当然,由于来自过去的学术传统,对上述学术史的熟悉也是提出高级问题的必要条件。
刘老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就是试图回答某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前人提出的既有老问题,还是作者跟随前人足迹提出的新问题,都可能带动这个问题本身或某个研究领域的进展。 当然,其前提条件是通过典型可靠的资料和严密合理的论证过程,得出有说服力的有新意的结论。 无论能否做出新的回答,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论文和专著必不可少的出发点,老师甚至说那些只展示研究范围但没有核心问题的文章是不及格的。
经过漫长的历史研究和实践,刘老师不仅充分认识到问题提出在学术研究中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在前人的问题视域中发现或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对这些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思考、论证,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可以说,对问题的敏感和关注是刘老师学术创新和反复创见的源泉。 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刘老师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保持开放的态度,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和空间。 因此,他认为,总是有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小范围内得到答案,但也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带来或引起更多、更难解决的新问题。 因此,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就像奔流的小溪,汇入河里,奔向大海,永不停歇,绵延不绝。 能够推动学术进步的学者个人,只是这条人类历史长河中沧海的粟。
下一个问题,发生问题后,该如何着手解决呢? 刘老师指出,要有效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相应合理的知识结构。 问题由浅入深、由深入面,知识结构的完善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游走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
说到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完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处理好“博”与“精”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刘老师认为,知识结构上的“博”与“精”,似乎是合理而必要的。 一般来说,“博”是指知识面的广度,“精”是指解决具体问题的专业性。 如果说在打基础的初期阶段不应该过于专业,而应该尽可能多的掌握知识门类和各学科的基本知识,那么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如何
他指出,“博”与“精”两种学术研究取向看似矛盾,但在更深层次上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是相互的条件和依据。 因为,成功的学者和学术研究没有证明,不是“博”就难以成为“精”,不是“精”就难以成为“博”。 换句话说,精深的专业研究只有依赖于与之相对应的广泛的知识结构才能取得成功,而广泛的知识结构也只有通过作为其轴心的专业问题才能实现其功能和价值。 于是,普通人所说的“博”不仅指知识面广、涉及面量大,也不是“杂”的状态,而是围绕某一具体问题或问题视域展开的有限而有序的状态。 因此,刘老师指出,在知识结构中,真正意义上的“博”是“通”,也就是围绕相关主题和范围而形成的知识交融的理想状态。 这样,问题与知识结构之间也存在一种张力,一方面问题带动知识结构的相应调整,另一方面知识结构的完善推动问题的不断产生,形成良性循环机制。
那么,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如何实现上述“博”与“精”的有机统一呢? 陈垣老师常说,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对资料的掌握都要做到“竭泽而渔”。 刘老师认为,陈垣老师说的“竭泽而渔”确实是在某些专业问题上取得话语权的不二法门,没有对资料的一网打尽和全面掌握,就谈不上有创意。 陈垣老师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刘老师从这一说法中得到了启发,他认为还有值得深思的余地。 他一方面指出,这个世界的“泽”数不胜数,既有“大泽”,也有“小泽”。 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说,“泽”的数量不仅无限多,“泽”中的“鱼”也无法捕获。 另一方面,对于学术研究的个体来说,个体的生命不仅有限,经验和见识也必然有限,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料。 因此,对他来说,“竭泽而渔”的“泽”也必然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泽”,而捕获的“鱼”也仅限于这个问题的“泽”的“鱼”。 刘老师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可以说“尽泽捕鱼”的旧说不仅获得了更加准确合理的新内涵,而且在更加形象和具体的形象上,“博”与“精”的辩证关系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论证和阐释。
刘老师认为,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对学术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非常重要,不仅要不断强化自己的“短板”,而且要随时发现、认识、及时修复、调整自己的“短板” 他说,知识结构的完善不仅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时间过程,也应该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建构。 就史学研究而言,既需要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横向积累、训练和拓展,也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纵向辅助,除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外,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在中外历史研究中也是摆在学者面前阻碍突破和创新的拦路虎刘老师说,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没有形成自觉,使补短板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非常恰当的。
本文作者、刘家和老师
传承与创新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可以说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是死水一池,没有生命力。 那么,创新如何成为可能,如何实现呢? 对于这个问题,刘老师不仅有长期而深刻的思考,而且亲身实践。 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任何或大或小的发明、发现、创见都应该遵循他所信仰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 这就是说,所有学术问题的推动、突破、创新也一定要建立在对学术传统的深入研究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 一句话,创新来源于传承和传统。 因此,他对英语传统一词进行辨析,指出如果多个“传统”主要指现实中具体的各种传统,单数“传统”可以指传统形成的抽象传递动作,因此可以译为“传承”。
说到传统,一般的理解是过去时代形成的现有的规范、观念、知识体系。 同时,在一些人的理解中,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背离和放弃,就是去掉所谓的旧布。 刘老师指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又简单又片面。 这是因为,将传统与创新完全割裂的看法不仅不合逻辑,而且也违背事实。 那么,创新来自哪里呢? 刘老师指出,从古今中外的学术发展来看,创新的根源恰恰来自传统。 他非常赞同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一个基本观点。 也就是说,所有的科学创新都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对传统无与伦比的熟悉和深刻把握,二是大胆跳出传统、大胆突破的超常勇气,不仅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更是后者必备的前提和条件。 因此,传统不仅成为创新的目标和对象,同时也是创新实现的出发点和基础。
学术史只是一个古老传统延续新传统的持续流变过程,新旧两个传统之间的传承或传递行为或动作,无疑是新旧转换的关键环节,创新正是在这一传承过程中发生的。 由于新旧传统必然有区别,甚至可以说传承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论证和说明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不可分割。 上述明确区分传统和创新的看法也变得不成立。
那么,如何实现从旧传统到新传统的传承和转变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旧传统和新传统之间不可能完全相同,否则新旧难以成立并不是很大的不同。 否则,新传统就没有源头和基础。 也就是说,新传统必然包含旧传统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是什么呢?
刘老师首先指出,就学术研究对象而言,新传统中的问题一定来自旧传统,这些问题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都与旧传统中的问题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因此,这种转换和转变的产生,是因为对旧的传统问题产生了回答上的困难,或者问题本身产生了问题。 这也使我们想到,上述学术研究是由不断提出的问题潮流所推动的,也表明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其次,刘老师认为,新传统中的问题不仅来自旧传统,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也包含在旧传统中。 换句话说,新传统的形成,不仅需要旧传统提供问题,而且需要通过旧传统现有的资源来实现这种创造性的转变或突破。 这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似乎都不存在完全抛弃旧传统的全新传统。 对此,刘老师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火箭离开地球引力升入太空,无疑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制作火箭的材料只能来自地球上现有的资源。
如果是这样,就像新传统和旧传统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关系一样,传承与创新也同样是这种相互依存、相互条件的关系。 因此,后者的产生不是对前者的简单而完全的放弃,而是取与行、继承与创新并存的“放弃”。
由此可见,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或改造的问题,可以说是近一二百年来中国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遵守传统。 通过对刘老师传承与创新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与历史上一切新旧范式的转变一样,必然也只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因为与传统完全脱节的创新只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土壤,完全保留传统只能原地踏步
刘老师的这些思考和认识,不仅在学理上充分论证和阐释了库恩上述学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而且揭示了学术研究是一条奔流不息的传承与创新之河。 经过几十年的潜在研究和不懈探索,刘老师在国内外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看法,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 刘老师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提出的问题,每一个新观点的产生,都可以说在这条传承与创新的长河中找到一个清晰的位置。 对于这些创新和突破,他一方面解释它们与前人研究的传承关系,绝不掠夺人的美; 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收入也要始终保持谨慎开放的态度,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看作学术驿传中的了不起的一员,期待后进生。
通过以上8个或4个关键词,笔者对刘家和先生的学术研究之路进行了粗浅的概括。 看他几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世事的沧桑和时代的沧桑深深地铭刻在他身上。 同时也能体会到他自始至终的执着,坚持着一些不变的信念。 这些信念促使他在中西学术的崇高殿堂里接受挑战、超越自我、勇攀高峰,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就,这八个关键词就是相关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 刘老师的求学之路是不可复制的,但他的这些治学方法和经验之谈,是后辈不断揣摩和学习的宝贵精神财富。
附:今年正值刘家和老师就任教师70周年,谨将此文献呈献给老师,祝他健康长寿,学术生命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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