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客的虚伪,美国的虚伪政治

美国政客的虚伪,美国的虚伪政治

(环球时报驻美特约记者何平环球时报记者陈子帅赵霜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王晓雄)编者按: 2022年美国历史上最贵中期选举——据美国无党派广告跟踪机构AdImpact报道,11月8日选举日到来之前,两党总选举广告支出为97 选举费用不断创下新高,凸显美国“民主选举”的虚伪。 在这座“峠之城”中,政治是富豪的游戏,普通大众只是其中的配角。 其实建国以来,钱就是美国政治的代名词。 乔治华盛顿把自己第一次竞选政治时筹集的所有资金都用来买酒吸引口渴的选民。 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总统选举获胜后,将许多高级职位回馈给“金主”,创造了“政党赃物制”这个术语。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性”理念做出的判决,进一步让“黑金”注入了该国的政治。 在滚滚的金钱浪潮中,老百姓的呼声早已荡然无存,“民选”“一人一票”成了泡影。

美国成了被财阀控制的国家

有钱人的游戏

“在美国政界,两样东西很重要。 第一个是钱,第二个是不记得了。 ”100多年前,美国联邦参议员汉娜揭示了该国政治的“真谛”。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真理”仍然继续得到印证。 根据AdImpact的数据,今年9月20日,也就是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50天左右的时间,各参选者在广告宣传上的花费达到61.5亿美元,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外花费的59.5亿美元,以及2018年中期选举时的39.6亿美元

“那对普通市民不利,对有钱人有利。 ”纽约州前联邦下院议员唐尼在一部名为《参见金主》的纪录片中说。 美国的政治和选举成了有钱人的游戏。 首先,大多数参选人都是有钱人。 2018年,威斯康星州钢铁厂的工人布莱斯和纽约州餐厅的员工奥卡西奥-科特竞选联邦下院议员,引起了轰动。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人的竞选活动打破了美国政治的“自然秩序”。

其次,对美国选举结果起重要作用的是站在参选人身后的“金主”,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根据非政府组织的“公开秘密”分析,2020年美国的选举费用达到144亿美元,2016年的数字为65亿美元。 2016年底,《纽约时报》的一项研究显示,158个富裕家庭为总统候选人提供了近50%的竞选资金。 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2014年在民主党中期选举中投入7400万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慷慨的公开个人捐赠者。 这家清洁能源公司的创始人说,自己的捐款都是透明的,不知道真正影响政治的“黑金”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哪里。 美国政治“黑金”泛滥的原因是该国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作出的判决。 根据该判决,法人和工会可以将无限制的资金用于宣传或攻击某个候选人。

美国选举选出的高级官员和议员大部分都很有钱。 “金主”帮助政治家登场,不是为了慈善。 曾经的大通信公司施瓦茨是民主党的铁杆捐助者,2016年曾为希拉里筹款。 他声称不会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任何影响,“我不希望政治家们按我说的做……我希望当我遇到问题时,他们能听到我的声音”。 有研究显示,所谓“民选”参议员的立场反映了“金主”而不是选民的意愿。 “美国不再是‘民治、民享’的国家,而是财阀统治的国家。 ”这是《野兽日报》等多家媒体共同的感慨!

投票也不容易

由于难以筹集巨额资金,普通民众已经很难成为参选人,要成为投票人,他们面临的障碍也越来越大。 “严密管理”投票权的得州在2021年再次修改了法律,进一步收紧了民众这一重要的政治权利。 例如,州法律要求选民将个人身份证号码填写在邮寄选票申请书上。 这个号码必须和选民登记记录上的身份证号码完全一致。 如果不一致,申请将被驳回。 乔治亚州在2021年通过了《选举公平法》。 根据这项长达98页的法律,每10万选民只有一个投票箱。 也就是说,拥有50万活跃选民的迪卡布县今年只设置了6个投票箱,远远低于2020年的31个。 此外,选民向选举机构申请缺席投票并寄回选票的时间从176天降至59天。

近年来,削弱市民投票权的不仅仅是上述两个州。 根据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5月,18个州共有34项投票限制法使选民更难申请、接收或投票邮寄选票。 研究表明,低收入者的投票可能性比高收入者低得多,他们常常因为交通、疾病或其他自己控制不了的问题而无法投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说,美国在1964年发表了《民权法案》,在1964年发表了《投票权法案》,在篇幅和制度上赋予了少数群体更多的权利,但这些法律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例如,非裔、拉美裔选民在投票时仍然面临障碍,在教育、就业、医疗等许多方面得不到平等待遇。 因此,美国的“平等”“一人一票”等“政治正确”理念,首先是制度上的虚伪,它不能全面有效地解决少数群体面临的问题,只能在口头和形式上做文章,越做文章,妈妈

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民意被无视

维护少数群体投票等权利是美国“政治正确”的重要意义,但自2013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已两次删除或删减《投票权法》重要条款,但目前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面临再次被拆除的风险。 这次引起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最高法院法官骚动的是国会选举区的划分。

“如果让美国人解释政府和公众脱节的原因,很多人会把国会选区的不公正划分放在第一位。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 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据此重新划定国会和州议会选区,划分选区的权力掌握在各州执政党手中。 由于人口的变化,在更多人口选区的选民的发言权并不比人口较少的选区选民的发言权大,所以划分选区要使各选区的人口基本持平。 但在执行层面,各州执政党通常为了发挥稀释对手选票的作用,尽量使选区划分有利于自民党,例如尽量将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划分为多个选区。 美国声称民众选了官员,实际上是民众选官员之前,事先被两党“选”出来的。

由于不公正地划分选区,美国在从国会到州议会的各级选举中,往往不能反映民意,政府颁布的政策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反映大部分民众的意愿。 非政府组织“美国进步中心”的例子显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在北卡罗来纳、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这4个州获得州议会多数议席的政党没有获得多数票。

形式上的民主和投票权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投票不感兴趣,很多选民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感到失望。 10月10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该国政府运转不佳。 5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需要进行重大或彻底的改革。

“政治正确”越来越极端化,民众遭殃

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正确”,其核心观点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被所谓的“白人男性权力结构”和“男性霸权”所主导。 一种相关的观点是,除了白人异性恋男性外,所有人都被某种形式的压迫,被剥夺了发言权,不被允许有“歧视”。 “政治正确”原本是为了保障少数群体和性少数群体等权利而出现的,但在现实中,不正当行为和党争的纠缠越来越极端化,不少人成为了“受害者”。

“我认为‘政治正确性’正在妖魔化。 ”正在华盛顿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小张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学校里,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害怕触犯“政治正确”的禁忌。 否则,学业和职业生涯可能会毁于一旦。 张先生说,美国许多大学几乎都有非裔、性少数群体组织,很多学生最初加入这些组织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但随着“政治正确”在美国走向极端,一些人加入了这些组织,形成了额外的这会给别人带来很多问题。 例如,如果自称自己内心是女性的男学生进入女厕所,女学生阻止了这一行为,就可能被扣上大帽子,受到一些人的攻击。

学校“政治正确”带来的问题是美国社会的缩影,这一理念在美国引发了许多无厘头现象。 例如,未经变性人手术的变性人被关进女子监狱,或强奸其他女囚犯使其怀孕。 认为应该讨论“政治正确”的学者会被抵制和排斥; 亚裔学生申请大学时必须得更高的分数才能和非洲裔学生竞争。 “政治正确”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反对。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八成的美国普通民众认为“政治上正确”是国家的问题。 “政治正确”意味着保护亚裔、西班牙裔、美国印第安人等黑人以外的少数群体,最有可能反对“政治正确”。

更为复杂的是,“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两党互相攻击、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今年6月,保守派最高法院占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震撼了全美。 支持女性堕胎权被很多人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但两党就此展开的博弈是政治上的算计。 特朗普执政期间,3名保守派最高法官进入最高法院,迅速将这个应该取得“平衡”的机构右倾。 共和党希望通过取消堕胎权来巩固保守派选民,而以美国总统拜登为首的民主党也希望通过动员维护堕胎权的选民来保护更多的国会席位。

8月16日,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 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约3700亿美元。 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在民主党内部,不仅是“政治上正确”的问题,也能调动该党的选票。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记者表示,民主党的支持者往往来自美国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选民对清洁能源、居住环境的要求更高,高能企业在美国国内经济构成中所占比例更高相对而言,来自美国经济水平不高的农村地区的选民对气候问题不敏感,是共和党的基本基石。 李海东说,拜登在中期选举前夕签署《环球时报》,实际上是为了在其基本盘上吹响“团结号角”,让民主党更加支持。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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