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千山万水 追寻万语千言——孙宏开先生的学术人生

【大家】

作者：李大勤； 王韵佳

学习别人的闲话

孙宏开1934年生于江苏张家港。 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兼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 发现15种新语言，对3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开展了系统调查研究。 著有《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羌语简志》《独龙语简志》《八江流域的藏缅语》00等，主编有《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系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系列、《汉藏语语音和词汇》000

中国国内有几种语言？ 这些语言有什么特点？ 彼此有什么关系？ 70年来，孙宏开一直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他爬上苗岭，爬上十万座山，越过岷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喜马拉雅山……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居住的一个个高山峡谷里，留下了他追求的足迹。 通过几十年的田野调查，孙宏开为世人描绘了中国语言的壮丽形象。

在田野里淬炼学问

1934年孙宏出生于江苏张家港悦来乡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家庭。 战乱年代，他少年时代的学业经历并不顺利，辗转于姑姑家、外婆家等地，读了范贤、悦来、天福、合兴四所小学，才读完小学。

当时社会不稳定，孙家经济状况也相当拮据。 因为离学校很远，他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午饭总是家里前一天剩下的麦饭，还沾了点咸菜。 如果有一天家里没有剩饭，他白天就饿了，晚上放学回家后就得吃一口饭。 饥肠辘辘是家常便饭。

“那个时候，我最害怕雨天和下雪天去学校，因为路很远，很泥泞。 夏天光着脚走，问题还很少。 到了冬天，特别是暴风雪很大的时候，寒风刺骨。 那条又滑又塌，沾着冰碎片的泥路，深深地赤脚骑在上面。 那个味道现在想起来也很可怕。 从小学到中学，这样的日子我正好经历了将近10年。 ”孙宏开这样回忆道。

2005年，孙宏开在四川木里调查史兴词。

1952年，孙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风华正茂的他，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想成为像米丘林一样的科学家。 “高中阶段，把棉种放进凤仙花的根里，棉种就会吸收凤仙花的养分，结出凤仙花一样色彩鲜艳的棉花……”但是，他被分配到了语言专业。 那是北京大学第一个，成立唯一的两年制语言专修专业。

思想徘徊了一段时间，在罗常培、袁家骅等师长的指导和影响下，孙宏开接受了这个安排。 在北大，博古通今，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以量身定制的专业课程，带领孙宏一步步走进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广阔天地。 罗常培和王均两位老师为他们开设了“语音学”“音韵学”。 唐兰老师开设了《文字学》，高名凯老师开设了《普通语言学》，俞敏老师开设了《现代汉语》，费孝通老师为他们开设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课程。 金鹏、王辅世、李森分别选修藏语、苗语和维吾尔语的孙宏开一直视袁家骅老师为恩师。 袁老师不仅在学业上指导了他，而且在生活上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精神上不断地给予鼓励和鞭策。 从此，孙宏开树立了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终生奉献的信念。

大学毕业后，孙宏开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到语言所不久，吕叔湘老师就请他写稿，讨论中文里有没有词类，如何划分词类。 孙宏交稿后，吕叔湘老师用红笔写了很多密密麻麻的评论。 “这个分析有点道理”“你这一箭打歪了”……最后，“在文章上下了功夫，有些看法有好的地方，但是铺路石太多了，不规范。 也有总的评论说：“必须好好练习文章的格式和方法。” 吕叔湘先生的谆谆教诲，对年轻的孙宏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袁家骅、罗常培、吕叔湘、丁声树、傅懋积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培养下，孙宏开自信而有底气地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并经过多次田野调查的淬炼，他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优秀民族语言学家。

1976年，孙宏开等人在西藏检察机关调查了达斡尔语。

1956年，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组织了民族语言大调查活动，600多名民族语言工作者组成7个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 孙宏开分为第七队，主要任务是调查西藏、羌族、嘉绒、普米等语言。 当年5月，孙宏开开始在黑水、汶川一带进行语言田野调查，先后游历了黑水、汶川、理县、茂县等高山密林的多个村寨。 1960年，在四川阿坝调查羌语的孙宏开接到研究所的电报，要求他去云南调查独龙族和怒族的语言。 他很快放下手头的工作，掏出背包直奔云南西部边疆。 在几乎没有路的路上，孙宏与马帮同行，翻雪山、睡草原、爬藤桥、爬天梯，穿过许多原始森林才到达目的地。 路上要时刻警惕毒蛇、癞蛤蟆的袭击。 露营的时候蚊子会飞，经常一夜睡不着。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孙宏开对独龙语等语言进行了深入调查。

记录陌生语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单就羌语而言，从1956年到1958年的这三年间，孙宏开和同事们访问了34个调查点，记了十几个厚厚的笔记。 调查多根据事先准备好的大纲进行，大纲中列举了3600多个常用词。 羌语没有文字。 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羌语的实际情况，他曾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 不仅要记录词汇，还要在语言调查中记录句子，尽可能记录长篇故事和对话资料。 其次，要根据这些语句分析语音、归纳词类，提取句法、句型、句子等，通过丰富的语言材料全面、清晰地反映该语言的系统面貌。

民族语言大调查前后积累的丰富的语言资料，随后陆续整理成书，编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出版。 其中，孙宏开不仅撰写了《独龙语简志》等三部著作，还参与了该丛书的日常组稿和审定。 2009年再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由孙宏主持修订。

1976年，刚接受胃部手术的孙宏开开始参与成员珞巴、僮人语言的调查。 在前往调查地点的过程中，艰苦的高山环境，使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再加上疟疾、胃肠炎接踵而来，孙宏开经历了多次虚脱。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艰苦的调查工作。 在这次调查中，他们带回了成员语、仓洛语、达尔詹语、格曼语等语言的宝贵资料，为学术界整理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考察各语言的方言差异，客观评价各民族之间的远近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出版的《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是根据这些资料制作的。

孙宏编著的《羌语简志》

此前，孙宏开应云南、四川等民间委员会邀请参与白马人、尔苏人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发现并确认尔苏语、木雅语、尔旁语、史兴语、扎巴语、纳木义语、但域语、贵琼语、白马语、柔若语等新语言

丰富的语言调查实践引发了孙宏开对语言识别的理论思考，在《语言识别与民族》、《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语言识别问题》等文章中提出并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语言识别理论。 2009年美国《科学》杂志有一篇专栏认为，应该根据孙先生的理论进一步探讨语言识别问题。

调查后保护着

根据逐渐确立的语言识别标准，孙宏开组织学术力量不断识别中国国内的语言。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仅有48种语言； 民族语言大调查后，增加到59种； 在60年代初的额外调查中，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4种。 80年代《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分册》被认定的中国语言，不过是80种。 2007年孙宏开等主编的《中国的语言》出版收录了国内语言129种，其中近60种是1976年以后新发现的语言。 2017年，孙宏开主编的3卷书《中国140种语言百科全书》出版，介绍了中国国内5个语言系、10个语言系、20多个语言枝共计140种语言的情况。 这本书不仅为人们了解中国语言资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窗口，而且用更详细的材料和明确的语言识别标准回答了“中国语言你懂多少”这个谜题。

在调查的基础上，孙宏开很早就开始呼吁和参与濒危语言的救治。 20世纪80年代，他在调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致力于保存和保护中国国内的濒危语言。 始于1992年的“中国空白语言调查”，成立于1994年的“中国少数民族新发现语言深入调查研究”，都是针对中国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提出的研究计划。 此外，2003年、2011年，孙宏开先后受邀参加世界濒危语言专家会议，提出制定《保护濒危语言公约》。

孙宏开笔下的《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

2006年，孙宏发表文章《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为六类。 1 .蒙古语、藏语等充满活力的语言； 2 .苗语、哈尼语等有活力的语言3 .活力下降、已经出现濒危特征的语言，如羌语、纳西语； 4 .活力不足、濒临灭绝的语言，如仡人语、鄂伦春语5 .活力差、濒危语言。 如赫哲语、畲语6 .没有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如满语。 通过对民族语言活力的排名，孙宏开希望分清轻重缓急，率先救治最濒危的语言。 该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被翻译成英、法、西、日等多种语言，成为各界了解中国民族语言生态现状的重要文献。

在深入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大型系列丛书《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相继出版。 孙宏开不仅承担了所有稿件的审阅、定稿工作，还撰写了《阿侬语研究》0《柔若语研究》0《白马语研究》0055-790000055-790000等稿件。

“这套丛书比语言简志难度大得多。 主要是这些小语言发现难、调查难、鉴定难、出版难。 》作为主编，孙宏开深知丛书编纂的困难，但依然坚持不懈。 截至目前，丛书已出版专著近50本，涵盖国内45多种过去得不到系统描写的语言，极大地填补了中国国内语言描写的不足，不仅为世界语言宝库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源，也为国家语言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国情依据。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也是孙宏开研究的一个重点。 20世纪80年代，为了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孙宏编著了一部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研究》。 出版了刘光坤的《史兴语研究》、周毛草的《麻窝羌语研究》、黄成龙的《玛曲藏语研究》等近20种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专著。 此外，在孙宏开的推动下，他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也与《蒲溪羌语研究》 《白汉词典》 《黎汉词典》等几种小语种双语词典和《汉嘉绒语词典》等几种方言差异较大的语言这两部丛书的编纂出版，不仅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专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2015年，我国语言资源保护项目正式启动，孙宏开参与了整个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和推进。 当时已年过八十的孙宏开，在负责首期语言保障项目濒危语言组21个语言点的同时，还亲身提出申请：“如果不进行调查和录像记录，这些口头语言很可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孙宏开等着作《汉苗词典》

孙宏开知道，从事民族语言调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个领域。 同时也希望各民族能培养更多的民族知识分子从事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文化传承。

“要培养一支专业性强、精干、工作热情、能打硬仗的队伍。 这支队伍既要有长远目标，又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为了培养民族语言研究的后备力量，孙宏开付出了大量心血，许多目前活跃在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中青年学者，都在他的激励、培养和支持下进行了民族语言研究

孙宏开对民族语言学界学术实力的培养，绝不仅限于自己的学生。 有学者认为，无论你是南方北方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从事少数民族的语言研究，具备语言学基础，孙宏开就会一视同仁，热情地把他或她引进民族语言研究的队伍，业余培养。 这样，民族语言学界就有——位“跨界”学者从事白马语调查的魏琳教授从孙宏开的古典文学团队中拉过来。 从事首尔语调查的张四红教授来自外语学界，从事贵琼语调查的宋伶教教授来自汉语学界。

汉藏语历史类型学的构建

早在19世纪，就有语言学家认为汉语、藏语、苗语等历史上是亲属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汉藏语系假说”。 后来的学者又把汉藏语系分为汉语、藏缅、苗瑶等语族，每个语族下有几种语支、语言。 但汉藏语系的特点、该如何分类、语族之间的关系等，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孙宏开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多年，他调查的语言多为汉藏语系语言，这为他开展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1月，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孙宏开提交论文《白马语研究》，题为“川西一带尚有木雅、尔苏、尔横、贵琼、纳木义、史兴、扎巴等语言，与羌、普米、嘉绒语相近”1985年以后，孙宏开又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语法专业研究，对羌语、羌语在藏缅语族的历史地位，羌语支语言的文化共性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羌语历史地位的确定以及羌语支语言的发现及其定位，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得到国际语言学界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学家的高度认可，其学术影响已经扩展到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

在考察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孙宏开发现，类型相同或相近的语言群体由于分化时间长、分化途径不同等原因，最终可能会各自发展成完全不同的形式。 只要弄清楚各语言演变的脉络、各语言类型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各语法范畴的语法化路径和机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构成不同层次汉藏语系语言的各个特征，进而构成汉藏语系的整体特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宏开在吸收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藏语历史类型学”的新学术思想。

汉藏语历史类型学涉及汉藏语系音节结构类型及其演变、语法结构类型及其演变、语义历史演变等多方面内容。 通过对田野调查所得语言材料的深入分析，孙宏开发现藏缅语存在着“倾向”、“互动”、“人称领属”等新的语法范畴，从而有力地论证了这些语法范畴在藏缅语中的独立语法地位。 通过科学严密的分析，他确定像“体”、“态”、“式”、“人称”、“格”等语法范畴也存在于藏语的各个语言中。 此外，孙宏开还对藏语的“使动”、“数”等语法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它不同于印欧系语言同类语法范畴的特点。 例如，《羌语支属问题初探》文章指出，藏语使用语法的范畴，不仅有粘着手段，还有折射手段和虚词等分析手段，其中的折射手段渗透到声母、韵母、声调等所有音节要素中。 在这些扎实的主题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藏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展开了研究，并成功地从语法结构类型演变的共性和差异性中透视了藏语内部各语言之间存在的发生学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藏缅语族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与藏缅语族音节结构类型的演变几乎是同步发生的，但不同地区受不同环境的影响，只是演变的速度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现有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各不相同，但不同语言的历史遗存和合作创新可以作为汉藏语系语言分类的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写《论藏缅语中的使动语法范畴》一书导论时，孙宏开试图通过揭示藏缅语族同源词背后的主要语音对应规则，建立藏缅语族语言语音演化的理论框架。 在讨论藏语的部分音变源流、原始汉藏词的复音类型、原始汉藏音节结构等问题的过程中，孙宏开提出了汉藏词各语言中复杂多变的语音变异现象体现了各语言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或演变阶段的重要观点。

为了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手段在汉藏语系资料整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孙宏开的指导和推动下，“130种语言的词汇和语音数据库与检索系统”“汉藏语同源词数据检索系统”“东亚语言词汇语音数据检索系统”等汉藏语史这些平台在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汉藏语研究特别是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汉藏语研究在词汇积累、整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基于新发现的语言材料的同源词研究和语音对应规则的提取也开始取得更多的共识； 汉藏语系在语言的词人、词群乃至词枝层面的分类比以前的人更加细致、具体、科学，对汉藏语系在历史遗存和共同创新两方面的总体特征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理论方法的探索上，孙宏开提出的以汉藏语历史类型学为代表的中国国内基于语言事实的理论创新也达到了新的水平。 这些为最终解决汉藏语系假说的论证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孙宏开先生已是米寿之年，他没有停止少数民族语言保护的步伐，开展汉藏语系的历史类型学研究。 他践行着年轻时的那句誓言——“为我最喜欢的民族语文研究事业贡献一生”。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资料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