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必须要读的书，古代人对读书的看法

今天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诗《读书万卷不读律，知尧舜无术》，就是苏轼乃至中国古代士大夫蔑视法律的明证，这一理解略有简化。 事实上，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 另外，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士大夫也认为，无论是从政治为官，还是修学，都需要学习法律知识，也有深厚的法学素养。 但是，受大环境的束缚，律学是一门不太被重视的学问，官员们也不太尊重法制，公开法外行刑不谴责。

其实，读书也读律是中国古代的许多有识之士

有这样的共同主张。 从一些间接的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很好。 但另一方面，律学一直是一门很少被重视的学问，苏轼诗歌中所反映的不情愿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真实。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冷淡，士大夫对学习儒家经典有较多的自觉，即使是刑名官也往往有深厚的儒学功勋。

另外，一方面由于“无诉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作用不大。 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 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价值观有关。 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多认为，“吏事”与“文章”、律令与儒学地位有贵贱之分，吏事与律令冷酷寡恩，是法家之术。 文章与儒学是仁慈的，是先王之道。

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逐渐重视法律，法学逐渐成为热门专业。 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制和人权，那更是后话。 但对中国古代文人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与读书关系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至今仍有启示。

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张群从苏轼的这句戏言入手，重新梳理了中国各朝代和士大夫对法律的观念和态度，向我们讲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法律观和中国古代法律观念的演变史。 文章选自《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行。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读书万卷不读律”？

写文章

整合|吴鑫

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说：“读书万卷不读律，君尧舜知

“无术”诗流传甚广，常被苏轼乃至中国古代读书人视为蔑视法律的明证。

清末修改法律大臣沈家本把这首诗写成“苏氏

安石的新法，我认为一概是非，所以嘲弄它，追究是非说”。 近代法学家杨鸿烈先生也以此话为据，苏轼说：“论此道

全都是外行”。

这些意见字面上没有道理，但稍微简单化一下，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中国古代读书人对法律的态度也远比这句话复杂。

《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张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苏轼的本意与实际

据《乌台诗话》，这首诗的背景大致如下。 “是时朝廷的新兴律学，

与轼之意相悖。 因为法律不够，我以为尧舜有你，现在用专门的法律忘记了诗书。 所以我读万卷书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中无尧舜之术。 苏轼因此受到御史舒亶的弹劾。 “陛下明法在课堂上考验群吏，

故读书万卷不读律，令君尧舜知无术。 “可见，这只是苏轼在诗中的文学表达，反映了朝廷对法律过于强调选举人用人政策的不满，并不表明朝廷认为法律无关紧要。

事实上，苏轼本人很重视法律在施政中的作用，个人也学习和熟悉法律。 例如，在讨论旅游出境问题的基础上，苏轼娴熟地引进了《庆历编敕》、《嘉祐编敕》、《熙宁编敕》、《元祐编敕》等有关规定，主张加强旅游出境贸易管制。 在高丽使者买书的问题上，苏轼持相反态度。 他不仅善于引用有关编谕为自己背书，而且对支持者引用《国朝会要》作为依据

指出：“事情诚实无害，没有例子也可以； 如果有其害，虽然不能使用例子”，在法理上指出“必须以《会要》为本，朝廷为防备检阵，像《编敕》那样一一施行”。 在讨论五谷力胜税钱问题上，苏轼更广泛地引用了《天圣附令》、《元丰令》、《元祐敕》等法规文件为自己辩护。

苏轼

有法史学者曾引用苏轼关于五谷力胜税钱问题的这一弹劾子，高度肯定苏轼提出的“依法活人”主张

“熟悉法典诏书，是宋代地方官员从政的基本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出于忧国忧民的悲愤意识，执行法令的贯彻，以减轻民间的痛苦。 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素养和人文情怀，也说明了忧患意识、法律观念与立法政治的密切关系。 ”苏轼在这方面，认为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这个评论比较准确。 这也应该是苏轼业绩突出、受到广泛肯定的重要原因。

总之，苏轼对法律的实际态度并不像看起来像诗句那样令人反感，反而是积极学习。 但后人多对其进行形式化解释，无法认真探究其真谛，有的甚至不在意苏轼的真谛。 当然，根源还是对读法和阅读关系的认识上有分歧。

元代：读书亦读律

也许是因为同时代的人熟悉苏轼写诗的背景，了解其意图，不会引起重大的误解，所以宋人并没有特意评论这首诗的意图。 以下主要看元、明、清时期诸人对这首诗的解读和阅读律法的看法，以窥中国古人对法律的态度。

古人大多认为，国家治理和个人治学既要读诗书，也要读律法，两者都很重要。 表现在言论上的是，阅读律法与阅读并列。 元代杨维桢引用这首诗说：“苏子的感知论者，是在欺骗我吗！ ”。 而且元朝主张这样做。 “以儒之理入天下，士多科第入官，皆谏而一狱，断一刑，智援历史，与时制相辅相成，无吏不通经，儒者有不知律法者。 ”禂斯说：“夫文以制治治，武定乱，法以辅治治，财以立国，俱君子为学者。” 朱德润说：“读书知天下有道，读律知朝廷有法。 士源穷，夫在古今之事，非道无统帅体，非法无辅治，斯咸依焉。 ”甚至在官方科举考试中，也将此作为问题。 “或者不读书、不读律法的，都受到嘲笑。 且释辄引律文，文之士律法不废？ ”

与古人的诗也有很多相似的表现。 例如：“俗吏须固，腐儒善笑。 明经先种书，读律贵知时。 ”“我最近读过律法的有名例子。 早经事知孝慈。 ”“读经读律，为吏本为儒。 ”“读书重读律法，才比百炼钢好。 ”“你家有为时有孩子，读书和律法兼而有之。 ”。 读古律如五经，文书上夜照囊萤。 “高人读律法也要读书，白头在堂上致词我就回去了。 ”“读书之律已称贤，孝友尤闻远迩传。 ”。 “读书万卷多读律法，不肯掉头当萧曹。 ”。

古人的这种看法，虽然也强调读书，但与唐宋更重视读书的观念有着明显的距离。 这可能与元代国家的治理思想和价值观有关。 鉴于元代宋代尚文“迂而固陂”的弊端，更名为“左儒且右吏”政策，强调“以法治天下”，不重视儒学，也废除了一时科举，故起用了不少刀笔吏出身的“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 元朝政府还明确提出，“吾儒事诗书，安用法律”者，“有司不取”。 所以，普通人对读律的看法比较肯定。

明清：居官不可不读律

明清时期，这首诗多为苏轼的讽刺，不可当真。 认为苏轼的本意还是赞成读律

并利用诸多机会，正面提出和论证读律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对居官从政的人。 有人没有引用苏轼这首诗，提出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由于强调读律观点是一致的，故归纳介绍如下，不加区分。

明初名臣兼监察御史的儒学家薛瑄认为，熟读律令不仅有利于政治，也有利于律己。 “为政以法为师，也有名言。 了解自己的同时还能治理人。 ”“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等，如果都能熟读并参加深入的考试，有时会以报酬应对社会的工作，是不适时的。 ”明代名臣陆容曾任南京主事、兵部职方郎中、浙江参政等官，他根据亲身经历，得出了与薛瑄相近的结论。 其着《菽园杂记》卷六引苏轼诗考释：

这是讽刺时事的话，是律令的一代典法，即使学者知道这一点，不能律人，也要能律自己，读出来。 写议事建立制度，但一定要说是典型的常作师。 那个不能偏废地弄清楚。 见文人中有等陈腐轻浮者，往往谴责依法办事者，以为庸俗，处于时不我待的省份。 其临事，若误犯吏议，虽无释放余地，但沉溺于所爱之人者，法司刻骨铭心，亦有好笑。

陆容在《菽园杂记》卷3中记载了一个年轻官员因为没有读《皇明祖训》而差点陷入大灾难的故事。 不熟悉例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仅会被人嘲笑”，主张“本朝法制诸书，普遍来看必须是博学多识的”。

后生新进，议论政事，必须最慎重。 经籍中得人的义耳，祖宗的老章，盖朝廷的新例，用了又看，不真实，不知道，万一说错了话，也不仅仅是被人耻笑。 品尝了第一次登顶之后，同年都御史李公侃谈到了禁止妓女赴约的事情。 或者，“为什么让他改业也不犯罪呢？ ”同年，李钝云说：“一定要刺脸，没有欲望，就不为此继续。 ”。 人人都说好，又长期偷知识。 与《皇明祖训》观之相近，第一章写道：“子孙作皇帝，遵守律法和《大诰》，不用狡猾刺伤阉割的刑罚。 臣子有人敢奏此刑，文武群臣立即弹劾奏，凌迟犯人，处决全家人。 ”为了毛骨而耸立。 根据这个议事规则制定。 圣人不得不为学古为官者告发，但本朝法制诸书，不可等闲视之，博学多闻。

明代中期，正德辛巳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敖英不仅主张读法，还提出“入载读法应以哪一种优先？ ”也进行了讨论。 的问题是，“如果不能先读懂治理自己的律法，再来约束自己，那就很难约束别人了吧。 进人罪，故勘平人，惩办不如法，老少不刑，凌辱军演等，都要治自己的律法，在书座右奉。 否则，将紧随吾恐巨室或议之后。 否则，吾恐当路或殿其课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陆世仪引用薛瑄的话说

评论认为，孔子“称周家法度”，表明他熟悉和重视制度，而后世学者只从形式主义上追随孔子讲周代制度，而忽视现实法制的学习，可以说是“有不善学孔子者”

也引用有关陆容的言论

、“为官读律令，所谓入国禁止”，学者不可忽视律令之学。

从前，文量公尝置宰相于国，读律令，但“以后官吏等有妄言设立宰相者，由满朝文武大臣一时执奏，将此犯凌迟处决”，令人失色。 为了哀叹官吏，必须读律令。 现在的学者，有什么办法？

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李也表示：“律令最了解当下的要义。 现在的学者中，有人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 读万卷不读律，君尧舜终无计可施，夫枉云然乎！ ”明末清初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应读之律，但从他批评科举考试作弊的激烈态度来看，他也应该赞成。

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姚文然公开了“律学不可说”的观点，撰写了许多法律文章。 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刑政类选录其文7篇，为较多人之一。 他还写了大量律学笔记，标题是《白云语录》。

干隆年间，状元出身的刑部侍郎钱维城明确反对阅读律无用论，特别是因果之说。 他说：“关于夫刑的治乱，是个大汉。” “己为仁者而惑于果报，动言庭坚不祀，为作士而赞而不言，读书而不读律，用作谲议，岂不荒谬！ ”“律为书，不嫌，明是非，其义为春秋，但三百三千，与礼教不同。 ”“儒者平时卑鄙而不道。 一旦临民，便不以人命为草菅，何希矣。 ”

清代后期著名官员、学者梁章铎曾任军机章京、员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兼署总督等职，行政经验相当丰富，著有多种著作传世。 他主张不仅要读法律，还要读法律、例子。 “服官不得不读法律。 读法律不能不读例子。 如果把例子分成八字，准、大家、各、其、以及、即、若之义，首先要重视。 ”

清代后期著名文臣周寿昌曾任翰林编修、起居注官、实录馆编修、侍读学士、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等官，多次违抗随侍皇帝。 他认为苏轼的诗是讽刺性的语言。 “因此，当天，安石运用商鞅之术，制造新法以祸苍生，士大夫受其风旨，专门学习申、韩家的语言，进行干预。 故东坡嘲弄之”、“其实律法为何不读”，并引用上述陆世仪的话，批评当时学者轻视律学，视会典、律法为俗学之旧观念，“昔何休注春秋，率举汉律。 郑君注三礼，又举律曰。 这个穷礼也是古老的原则。 ……今人在会典、通礼、例规等书中视为俗学，不俗者不知如何学习。 ”

晚清着名学者朱一新曾任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儒者不得不读律。 律法含义深刻，俗吏知道这一点吗？”

在主张阅读上述律法的明清诸人中，既有曾是中央和地方大佬的老官僚，也有只从事文字工作的皇帝身边的侍臣，还有一生讲经、从未出过官的思想家，应该能够代表明清时期大部分士大夫的意见。

在一般的社会观念中，也经常把读书和读法相提并论。 尤其是在官场上，如清代江苏臬署大堂楹联就曾说：“读律即读书，凡事得天理重，不要聪明自以为是； 当官的就像客人一样，一心想揣摩平日的私心，衣食就违背了初衷。 ”某衙门楹联：“吏民莫作官看，法律须与诗书相通。 ”

在文学作品中，苏轼这首诗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用来批评那些不懂世事、不现实、没有行政才能的官吏和士子。 如清末才女汪藕裳笔下的弹词《子虚记》，牛抚台说：“不通的宰相，真读书不读律法。”

中国古代文人的法律观、根源与局限

综上所述，苏轼的诗是“一时的戏言”，读书和读律都是中国古代的不少有识之士

有这样的共同主张。 对官吏来说，熟悉律令是履行职责的需要。 对一般士大夫来说，律令也是其知识修养的一部分。 前文已经整理了元明清时期的史料，在此补充一些唐宋的资料。 如唐人云：“事不读律，博士不察章。 ”对于武则天时封官的滥用，许多司法人员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 北宋欧阳修与士大夫接触，净提吏事，不及文章，认为“文学止于润物，政事及物”。 吏事也应该包括法律。 宋克庄说：“宝庆初元，余有民社的寄托。 一生都喜欢一切禁止，专门做官。 勤奋三年，邑平安无事。 ”

从一些间接的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很好。 正如宋代细密的《齐东野语》卷八《义绝合离》所记载的那样，陈振孙对义绝的案例发表了常见的看法，陈振孙是著名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是典型的信奉儒学的读书人。 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笔下的《十驾斋养新录》，有几处涉及法律问题

，资料广泛引于唐律、刑法志等，其中《凌迟》较沈家本所述，有些地方更为详细。

但另一方面，律学一直是一门很少被重视的学问，苏轼诗歌中所反映的不情愿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真实。 虽然元代有明令鼓励读律的政策，但仍“读士律者罕见”，北京周边也有人主张“县官贪淫，知法者少”，甚至“终身读书不读律”。 明末的“士不读律”，科举考试做出了一次判决，打算公开作弊。 薛瑄、陆世仪最主要的是读律，而两人的主要精力在于儒学，前者是“一本程，学朱”，后者是“笃守程朱”。 直到清末，薛允升感慨地说。 “文人辄高论义理，以法为申韩之学，残忍冷酷，绝不看一眼，不知道法律中也有出于义理者？ 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那讲述的情义，也想见现在。 ”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冷淡，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有较多的自觉，即使是刑名官也往往有深厚的儒学功勋。 例如薛允升写的《唐明律合编》，就频繁引出洪迈、顾炎武、钱大昕等观点，表明他对四部典籍都很熟悉。 刑名官中也有文史著作，流传于后世。 清代著名绍兴师爷汪辉祖笔下的《元史本证》为考史作品，备受赞誉，供中华书局订购《元史》时参考。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著有《诸史琐言》、《日南随笔》等《非刑者又有20余种》，其经史造诣受到著名文史学家张舜徽先生的推崇。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官员年轻时以读律法为主，但在生活安定，或晋升到一定的地位后，才开始研究儒家诗书。 另外，大多数情况下，舆论也从自主性和自觉来评价。 例如，在元代写《刑统赋释义》的梁彦举，曾写道：“幼年起仕吏，至老求诸经史，以文其律家之学”，故“既精通法家之律，又精通儒者之史”

除此之外，他还以“……为由重新解读了律法。 然后，法家少恩……放弃故学，一心读六经，以文为鉴。 ”“……公退读律。 不，两三年，条例和注释，无人不知道。 他昨天又问了学生。 “我读律法，知道情节。 偷了，是刑法但能治罪的有迹者的耳朵。 有情难耐，无痕者，何来治之？ 曰、圣人造《春秋》、不诛其人。 孩子如果能读《春秋》，治疗心迹，两者都不困！ 公由人授予《春秋》。 ”它们生动地展示了儒学与律学的不同地位，以及士大夫儒学、律学修养的差距。

这种态度、观念、言行，一方面由于“无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作用不大。 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

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的传统价值观有关。 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多认为，“吏事”与“文章”、律令与儒学地位有贵贱之分，吏事与律令冷酷寡恩，是法家之术。 文章与儒学是仁慈的，是先王之道。 例如唐人说：“夫为国之躯有四焉。 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 仁义礼制，政书也； 法令的刑罚，在政治的最后也是。 ”杜甫说。 “舜举十六相，身尊道如何高？ 秦朝商鞅，法令如牛毛。 ”宋人说：“圣人为政也，太上以仁，次以智。 仁智不行，上下无信，也是故刑的设定，建国不得不使用。 ”以司马光为相，更坦率地说：“宰相是道佐人主，安例！ 没有例句就够了。 “人君不学律令，讲王之道。 ”朱熹也说：“政治家是治标。 受刑罚者，辅助治疗之法。 德礼出于治之本，也出德与礼之本。 这一相是最后一相，不能偏废，但是，政刑只能使百姓成为远罪，德礼的效果，对于将民日向善并不自由。 所以，治理人民的不能只靠最后。 另外，应该从远处探索其本质。 ”

这种价值观在对人才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受了官司，月月无暇。”唐太宗对此严厉批评说，他作为宰相应该做的事情并不卖力

请参阅。 欧阳修对人的评论也以文章为贵，以吏事为轻。 “吏事不足为污，应该靠文章住在台湾阁。 ”

即使在最重视律学的元代，“书破万卷，为什么要读律为君； 文如六经，今修史。 ”“仁义礼乐，治之本也； 法令处罚，辅助治疗的人也有。 ”“法律必须是不称职的。 如果作为辅助治疗的工具的话，就必须作为治疗之本。 “刑罚者辅助治疗的工具，也是不依赖刑罚进行治疗的人。 ”“申、商之法，何能加于周、孔之道！ 学儒家不好吗？ ”“天下谁能弃儒为官？ ”“人的人品，只有孔子的读书扎克

不要听不进去。 “莫扎特，华言犹法也。 ”明人认为：“愿治莫先行于德教，辅治莫先行于刑罚。”

明末清初顾炎武说：“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故不为治。 本来只是端正人心，加厚风俗。 ”他批评说：“秦国任执笔官员去世天下，这已经清楚了。” 又曰：“诸葛亮诚心，布公道，上上下下之交，人无话可说。”魏操、吴权任法术，御其臣，而篡位相依然，一点宁岁也没有。 天下之事，固不法者可防之”。 最典型的论断是清代四库馆臣所云。 “刑罚不能因盛世而废，也不能因盛世而存。 ”

顾炎武

在制度上，政府对学习儒家经典有强制性要求，属于“必修课”，比如汉代的小吏也要经过。 唐代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外国之学，授经”。 地方办学也是“非圣哲之书不可教”。 阅读律法很少有这种普遍的强制性要求。

当然，更具指标性的是人才选拔制度。 汉代还没有这样的限制，那时人才出了很多徐吏。 但此后开始发生变化，唐代明确规定科举考生“州县小吏”出身的“艺文可取，不举”。 宋代“进士及非士，不为美官”。 金朝规定，律科举的人必须通过儒学考试，“了解教化之原”，才能获得功名。 “律科举之人知法止读，不知教化之原，必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量。 遇到府、会试时，委员会可以通过义试官提出其他考试，并与本科通用。 ”。 元代官吏出身，至宰领、谗言都是“故士都乐为吏”，但实际上，选拔人才仍是“方是时，国取士非道，艺、资、功、法，其最高者可立文艺馆阁” “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经学，次文艺，次政事。 ”

明初选举官三途并用，其中之一是官员

有名的循环吏，苏州知府权忠即出身的官吏

请参阅。 但是，有更多的限制。 明太祖朱元璋时，官吏禁止参加科举，“吏胥心术已破，不准报考”，“一切选举，不录吏卒之徒”。 明祖朱棣时，又禁仕御史，“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常识，知体，廉正不阿，可任。 若为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刁难不知大体，用其任风纪，藐视朝廷”。 明英宗禁止官吏担任市长

请参阅。 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期待律学得到重视。

最后，中国古代许多读书人认为居官修身需要读律，而史书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公正执法、公平无私的记载，但在实践中，并不太尊重法制，甚至有人公然法外用刑。 这和当事人是否读律法几乎没有关系。 宋代被称为重法慎罚，据清代史学家赵翼介绍，《宋史》中有7名地方官违法专杀的案例。 其中6人与军法有关，情况紧急，也可以“重典以儆效尤”，第七种情况不过是继子醉酒辱骂母亲。 而做出震惊这位宰相王安石的决定的主角舒亶，只是一个刚刚步入职业生涯的年轻官员

请参阅。 所以，赵翼必须批判宋代朝鲜纲纪的废弛。 “舒亶为官擅杀逆子，虽不违律，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宋政过于缓和也可见一斑。 ”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舒亶的仕途，反而纳入高层视野，官运亨通成为后来弹劾苏轼的主要干将之一。 赵翼的统计仅限于死刑，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一般违法处罚，苏轼也在其中。

苏轼曾提到重视法制，精通法律，苏轼也认为必要时可以法外判刑。 他在元丰元年

在《徐州上皇帝书》中，引用汉代王嘉丞相《二千石益轻贱，人事富民迟易之》的话，宋代也认为“郡守权威”太轻。 表现之一是“想监捕盗贼，却向法外讨一分钱而不得人”，“盗贼凶恶、重情而守法轻之者，被流放到守臣辄，法司中的他建议“京东多盗之郡”，“都慎重选择守臣。

对此，苏轼不仅说说而已，而且会切实付诸行动。 在杭州知州任上，他曾经在一年内遭受过三次法外酷刑。

一个是元祐四年

7月，杭州人民颜章、颜益二人带领200余人前往知州衙门闹事。 经调查，这两人的父亲颜巽是一等豪户，父子经常把持和操作纳绢事。 这次骚动，是对苏轼的纳绢新政。 本来，州右司理院已“依法定夺”，苏轼说，两人“以匹夫之微，命仵人，举手大喝，数百人听之。 欲以众矢之的，威逼官吏，必少当前之弊，如今后常纳恶绢，不容臣子。 考虑到合乎情理的巨大独角仙，实在难以忍受，决定了“法外刺配”。 判云：“颜章，颜益家傅凶狡咬，气盖乡闲。 可以振臂高呼，上百人跟随。 想要动摇长吏，恐吓监官。 蟹害之深，不能从常规方法中得到。 ”刺进本州的牢都市，向朝廷报告，“谨录奏闻，伏击敕旨”。

其二，元佑四年十一月，浙江受灾严重，社会不太稳定。 苏轼“浙中奸民结群党，兴私盐，欲速则不达”，因“饥民，散河海，群党愈大矣，或患深重”，故“与盗匪为理者，结私盐聚群党

请参阅。

其三，元佑四年十二月，福建商人徐戬收受高丽财物，在杭州刻成《华严经》，海船载交，事毕又载五名高丽僧人来杭。 苏轼认为，“福建的奸商，专管高丽，获利颇丰，如徐战者”，“此风是否猖獗，若驯其弊，敌国之奸，何来不至？” 将徐戬枷锁送到左司理院审讯，致信皇帝，“乞法外之重行，以退狡商”。 后奉圣旨，徐户“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

根据现代法理，发生外敌入侵、社会动乱、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可以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 因此，苏轼的上述观点不能轻易否定，必须具体分析。 详细来说，苏轼对于救灾应该肯定法外施仁的观点，对于私盐犯的法外用刑也可以接受，但法外刺配案的颜章、颜益由于当时的形势和行凶者已经控制，似乎没有必要。 虽然法办福建商人徐戬也很严厉，但其危害和影响似乎没有苏轼指出的那么严重。 这只能从苏轼本人的外交观中寻找原因。 事实上，“法外刺配”颜章、颜益的事很快就被苏轼的政敌嘉易等人抓住，成为攻击他的一大罪状。 苏轼不得不继续外任。

元祐八年，苏轼又因“法外支赏，告缉拿强奸犯”，遭台官弹劾

但是，这次皇帝无视了。 这大概反映了社会的态度。 更讽刺的是，批评苏轼违法的嘉易本人根本没有学法律。 贾易负责常州司法入伍

其间，“儒者不闲法令，老议狱，只求合人情，曰：有人情，有法”。 史书也称赞他“至今为止，郡里都叫平”。 这种对法律无用而无关紧要的态度，也许不是个案和偶然，而是限制中国古代法治和律学发展的民族心理基因。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很多人还是认为读诗书更重要，更精致，更高尚，读律是辅助工具，格调不高。 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逐渐重视法律，法学逐渐成为热门专业。 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治和人权，那更是后话。 但对中国古代文人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与读书关系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至今仍有启示。

合并丨吴鑫

作者|张群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翎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