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的热点是什么，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的热点问题

唐诗自问世以来，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 唐诗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唐诗研究主题论文11000余篇，截至1996年，相关硕博论文2900余篇，邻近学科涉及唐诗的论文约8000篇，共计超过20000篇。 据尚永亮《近20年唐诗研究述论》统计，1978-2018年唐诗研究成果达34930件。 当然，唐诗研究的蓬勃发展，不仅表现在成果数量的几何增长上，还表现在质量的显著提高上。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鉴赏热。 新时期之初，广大读者热切期盼着真正探索唐代诗歌艺术奥秘的著作。 由此，引领唐诗鉴赏风气的作品应运而生。 代表性的成果是刘逸生《唐诗小札》、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特别是后者的影响很大。 沈祖棻是现代著名词人，《涉江词》 《涉江诗》在抗战时期名噪一时，同时她又是著名学者，以诗人之心解析诗，别有会心。 《唐人七绝诗浅释》从作品本身进行分析欣赏，其方法是先精读一首七绝，再列举一些题材、风格相近或相反的作品进行比较，往往有一反三的效果。 这本书与《宋词赏析》相比，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流行的诗词鉴赏类书。 真正的唐诗鉴赏热，还是在《唐诗鉴赏辞典》出版后。 《唐诗鉴赏辞典》作者达百余人，都是从事唐诗研究、教学的学者，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学术视角。 这本书发行了几百万册，使唐诗名篇进入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诗鉴赏集》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前者选择面广，后者观赏优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读书与鉴赏》节目，经常播出唐诗鉴赏节目，图文并茂出版。 此外，唐诗选本的出版也一时兴起。 清人孙洙所编《唐诗三百首》版再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诗选》及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韩愈、元稻、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诸人诗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唐代重要文人的《选集》。 这一切都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欣赏、阅读唐诗和优质文本。 周啸峰主编《唐诗鉴赏辞典补编》进一步推动了唐诗的鉴赏热。 近年兴起的电视讲坛节目、诗词大会等，因其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学铮的《唐诗选注评鉴》是近年出版的唐诗鉴赏佳作。 该书分为《选》、《注》、《评》、《鉴》四个部分，共鉴赏唐诗近700首，选题与《唐诗鉴赏辞典》有较大差异。 鉴赏方面，见识广，对李白、王维、李贺、李商隐诗的解析，鉴赏尤深。 几十年来，唐诗鉴赏的热度不减，在促进唐诗普及的同时，也提高了民歌的文学修养。

大诗人的研究热情。 唐代大诗人研究近几十年来，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杨炯、沈侮时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说、张九龄、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据白居易研究，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首次对白居易集进行便笺释放和校勘，用力非常勤奋，收获也多。 其《白居易年谱》与《笺校》互补。 此后，谢思为出版了《白居易诗集校注》 《白居易文集校注》。 谢注的一大特色是采录了日本金泽文库等几种白居易集，扩大了校勘范围，丰富和充实了白居易诗文注释的内容。 由青年学者陈智整理出版的《白居易资料新编》，收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多位作家的8000余篇评论资料，参考书籍3500余种，字数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的20倍左右。 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白居易研究成果已经大有准备，在过去只重讽刺诗、只讲人民性的局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 如李白诗集，宋人杨齐贤、元人萧士赟、清人王澜先后为此点赞。 现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选冉阿让。 其《李白诗文系年》 《李白诗论丛》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但实际产生影响是在80年代之后。 这两本书是现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主编完成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是李白诗歌校注的大成之作。 瞿去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吸收了《李白诗文系年》成果的精髓。 也获得了很多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郁贤皓的《李白丛考》 《李太白全集校注》。 周勋第一部《李白评传》 《诗仙李白之谜》，内容很棒。 裴斐等人主编的《李白资料汇编》，为李白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刘亮、余恕诚一生从事李商隐的研究，他们的《李商隐诗歌集解》集古今李商隐诗歌注释之大成，《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李商隐资料汇编》是新创，《李商隐诗歌研究》 《李商隐传论》 《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等有学者认为，刘、余两位李商隐研究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使李商隐从原来的文学史一节成为现在的篇章。

文化学研究热潮。 超越单一的文学研究，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讨论唐诗，也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 陈寅恪制定了“以诗证史”的法律，并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充分展示。 其研究重点探索了隐藏在文学背后的历史基础，给学术界以深刻的启示。 袁行霆、丁放《盛唐诗坛研究》讨论盛唐政治与诗坛的关系，如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和道教方术对诗坛的影响。 玉真公主给诗人带来对诗歌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姚崇盛唐相、宋璞、张说、张九龄对盛唐诗的正面推动作用； 林甫、杨氏兄妹的独裁跋扈对盛唐诗坛的伤害，都从与文史相结合的维度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诠释。 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诗史释证》 《古诗考释》等书，自觉运用陈寅恪的方法，对唐诗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傅璇琮、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不仅从史学入手探索唐诗的历史背景，从正史、野史笔记出发，而且重视敦煌文献、地下文献、域外文献等，使唐诗研究植根于历史沃土。 尚永亮关注诗人鄙视与创作的关系，李浩系统考察地域、士族与诗歌的关系，戴伟华关注唐代使府与文学的关系，系列论坛也随之问世。 孙昌武、陈允吉、李小荣、张勇等着力研究佛教与唐诗的关系。 如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 《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论佛寺壁画与唐诗的关系，论王维、韩愈、李贺诗与佛教的因缘； 关于道教、儒学与唐诗关系的考察，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刘顺的《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任半塘开创的以《唐声诗》为代表的唐诗和音乐研究，得到弟子们的继承和发扬。 袁行霈、陶文鹏关注绘画艺术与唐诗的交汇，《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有精彩论述。 把唐诗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对唐诗研究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大有裨益。

新方法很热。 “老三论”“新三论”、符号美学、新批评、解释学、接受美学等新方法、新理论，对唐诗研究也有很大影响。 这对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用新方法解析唐诗，如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陈伯海的《意象艺术与唐诗》； 叶嘉莹用新批评派的“文本阅读法”探讨杜诗； 傅道彬的《晚唐钟声》参考原型批评方法。 但新理论的运用，一定要结合中国传统理论和唐诗创作实践。 否则，就是两张皮。 这一点必须引以为戒。 近年来，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唐诗，也出现了许多成果，如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 从理念与方法、古典作品阐释史、创作影响史等方面，对接受美学理论中国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对《黄鹤楼》等唐诗名篇的接受史进行了个案分析。 以唐代大诗人的接受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博士论文也相当多。 而域外汉籍的唐诗集佚及其研究，近年来也十分活跃。 像东亚国家一样，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密切，很多汉籍已经流传到这些国家，既有中土大陆失传的文献，也有与中土大陆版本不同的，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比较和借鉴。 这些国家诗人、学者研究或模仿唐诗的成果，有的有很高的水平，至少有文献价值。 欧美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大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唐诗资料，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也有助于唐诗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总之，新时期以来的唐诗研究对“文学本位”的认识还没有加强，艺术研究也很薄弱。 我们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充分运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适当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部分，推陈出新，推动唐诗研究走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