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以为常的“唐诗”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诗歌”的事物

来源：导读

【编者按】

我们今天读的《唐诗》，往往不是唐代诗人笔下的原初风貌。 他们原来的样子是什么？ 又是怎么进化的？ 敦煌写本《秦妇吟》后，汉学家倪健在《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当今印刷文化乃至数字文化迥异的文本世界。 我们熟悉的“唐诗”其实和“唐代诗歌”完全不同。 作者以唐代诗歌为基础写书，讲述了它们背后可能不同的故事。 利用一系列公认的文献资料，从序言到个人诗歌、文集，再到逸闻故事集，作者重构了诗歌生产和流传的物质背景，这些背景铭刻着唐代广阔诗歌世界的有形痕迹。 在这里，所有的诗都因书写者和吟诵者的不同而变得“独一无二”，而唐诗就是从如此复杂的书写文化一步步走向我们的。 本书于2012年获得了鲁滨逊图书奖。 本文摘自该书总论，《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唐代诗歌的研究者们受到照顾。 纸在中国的发明和唐代的广泛使用，宋代藏书家对唐诗的热爱，以及早期繁荣的出版文化，使我们得以享有这些公认的资料。 其数量和种类绝对会让同时期研究其他文化的学者们羡慕。 但唐代诗歌文化本身并不是基于学者精心编纂、政府和商业机构发行传播的印刷版，而是基于手抄本和口头表演和传播。 今天，除了很少重要的例外，这些书大多丢失了，千年前唱的诗的声音也消失了。 我们几乎不可能以诗在生产和早期传播时就存在、被体验过的方式对其进行研究。 这不是一件小事。 从本质上说，在历经漫长的曲折发展到今天之前，我们刚才读过的唐诗都是在唐代独特的文化和物质背景下写成并传播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唐代人如何写作、体验、传播诗，我们就会忽略一个非常根本的、关于原本语境下的以下学习形态的知识。

无论是亚洲还是西方，唐诗研究都很少涉及唐代人们如何生产和传播诗歌的问题。 除了一些短暂的研究，关注个别诗人作品的流传。 据我所知，范之麟先后在《唐代文学》发表的两篇关于唐代诗歌传播的论文，仍然是所有语言中对这个话题讨论得最充分的。

唐代诗歌的具体物质形态也基本上被忽视了。 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者在处理前印刷时代生产的手写书籍时，都关注这个重要议题，但唐诗研究几乎不承认这些工作，也几乎不承认与唐代独特的日本文化中诗歌文学的生产和流传研究有关。 事实上，除非他们从事敦煌文书相关工作，否则许多唐诗研究者从未真正检查过以本来形态存在的唐诗。 这可以理解的是，许多被认为是中世纪作品的欧洲文学，完成得比唐代晚得多。这些也不是纸，而是写在羊皮纸或牛皮纸这样更耐用的媒体上，所以保留至今。 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唐代使用较为便宜、易得的纸张，有了读写能力的普及保障，同时文本生产也在上层社会得到了更为明显的普及，但唐代作者生产的文本却像羊皮纸一样经不起自然和时间的考验。 相当数量的作品存活了很长时间才进入后期的印刷文化，并传播到现代，但作为印刷版底本的原始唐代的大部分抄写员已经消失了。 由于只能研究极少量的物理手稿，学者们并不把写书的物质特性作为优先研究对象，这一点不足为奇。

虽然有时间上的距离，但是我们对唐诗有很多知识。 唐朝灭亡后不久，唐诗就标志着中国诗歌成就的巅峰，这样的地位至今没有改变。 唐代以后以诗的形式写成的作品，在数量上仅宋代就远远超过唐代。 但此后，每个时代的诗人都会瞻仰唐代，为自己的作品寻找灵感。 当然，相比之下，他们的作品经常变暗。 唐朝灭亡和唐朝最后一位诗人去世一千年后，共有——名欧美学者从东亚学童那里继续学习、背诵、记忆和模仿这些唐朝作品。 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古典地位，历代都保持了一定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同时，这种熟悉也会成为障碍。 阻止我们更透彻地了解唐代诗歌产生的原初文学、文化和物质背景。 王维有一首描写山中“独”的诗。 这首诗的“永恒性”模糊了王维创作这首诗时文学文化与接下来几个世纪的文学文化的差异，无法解释诗今天能够存在的新语境。 我们必须小心。 请不要无视那个巨大的边界。 它让我们远离唐代文学生产、传播时的本来面目。 我们熟悉的“唐诗”其实和“唐代诗歌”完全不同。

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重新关注唐代诗歌的原始语境，并对“物质性”和“作者控制”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在发展写作本资料和口语资料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方法论和理论方面站得住脚的方法方面，唐代文学研究者仍然落后于欧洲文学同行。 我们还需要从很多方面写本研究。 这些研究的成功和失败之处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帮助，有助于我们发展自己的方法。 因此，这里值得学者们简要探讨20世纪处理前印刷时代欧洲文本的主要动向。 这种讨论并不完全，主要关注最适合唐诗生产和流传的方面。 本研究关注的是文本批判，而不是文本批判本身，在审视不同生产传播模式的影响时如何调整自身，了解其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很重要。

唐代文集的编辑人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编辑他们整理的文本时，——即使编辑个人诗歌，大幅删除他们心目中认为不符合诗人形象的作品——，也不会令人不安。 陆淳编辑过诗人王绩的文集，他以《去他有为之言，全其悬而未决之志》，很好地契合了陆淳心中陶潜、阮籍等理想典范。 田晓菲曾讨论过唐代名妓的案例，因为杜甫的诗可以修改得更晓畅，受到全体恩客的推崇。 田晓菲这样写道。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通过复制、编辑、变更、修订参与书籍的创作，我们关注的是读者踊跃参与文本创造的过程，而不是讨论读者接受稳定文本的问题，本质上这一过程也在发生着变化。 ”唐代中国的文学文化与中世纪的欧洲大不相同，但造书技术和手工抄写文本的现实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相似之处。 因此，了解或不时应用欧洲中世纪作家、抄写员、读者的实践，以及目前以他们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方法，中国研究中古诗的学生将会受益匪浅。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揭示诗在唐代的物质生命，从它们最初的口头或书面表达到经历过的漫长曲折的传播途径。 因此，本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描述性的。 我会尽量弄清楚唐代作家是怎么写诗的，那些诗为什么要书面和口头传达给别人呢？ 自始至终，本研究的热点都牢牢地确定了“物质性”和“过程”相关的问题。 如果把诗当作具有特殊物理特性的物体——，而不是把它看成超越个别物理例证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表现为纸上的墨迹，还是空气中的声音振动还是3354，都可以学到关于诗的各种知识。 这个信息本身就有价值。 读寺庙墙上的诗，是一种与在酒馆里听人唱歌完全不同的体验，两者都不同于读现代排版印刷的关键版本。 为了完全理解给定时代和文化下的文学，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创造、传播和接受它的。 这些发现还极大地告诉了我们诗歌在唐人生活的不同场合所起到的作用，比如与亲友的私人交换作品、为升职而奉承上司的尝试、为娱乐区妓院做的广告等等。

尽管如此，基于如此详细的描述，本研究也得到了一些更广泛的结论。 与中世纪欧洲文学一样，通过许多人的手、口、耳、记忆，唐代诗歌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变动过程。 诗文本——如果能更广泛地使用这个术语，不仅包括所写版本的诗，还包括语音化的，甚至是人们记忆中的诗，那么它们在唐代就不稳定了； 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中，它们不断地变化着。 生产一部作品的无数不同版本，这一不稳定的事实并不令人意外。 和欧洲同行一样，中国批评家们也很早就意识到手写文本和口头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更有趣的问题是，文本会如何变化？ 那时的人们对那样的过程持什么样的态度？ 在传播过程中对作品进行了有意识的修改，唐代的文学文化——我认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这与每一个回合都必须对抗的文学文化不同。

在唐代，文本的不稳定性可能是诗的常态，但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 其他实践鼓励稳定性，使得特定的文化实践破坏文本的稳定性。 不同类型的稳定性可以来自看起来矛盾的实践。 例如，不稳定性的最强形式可以说是灭绝。 广泛传播常常保证诗的生存。 同时，在书写日本文化和口头文化中，流传总是关于某个方向的文本移动。 这首诗还在继续，但它不再是同一首诗了。

文本的不稳定性也严重影响了我们如何研究诗作者的归属和诗人对作品的控制。 在这里，我的意思是我控制的是实际内容和生存状况，而不是控制某部作品在解释上的差异。 与中世纪欧洲的作品一样，唐代诗歌文本大多诞生于无数不同的人手中。 当一部作品离开创造者的手或嘴，它就开始脱离他的控制。 脱离这个控件的方法比现代印刷文化中习惯的样子更不规则。 传播的不同模式会带来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变化。 我们再次看到了很多矛盾。 在通过个人手抄、记忆和背诵来快速传播文本的文化中，任何传播都是伴随着变化的。 绝对控制自己作品的作者，要承担其作品不为人知的风险。 毫不意外，唐代诗人通常更关心流传问题，而不是保护他们的作品免遭改动。

唐代诗歌生产与流传的物质现实零散。 这种紊乱影响了唐诗的批评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研究关注的是批评的背景。 如果给定的诗歌作品是批评的对象，则此处的目标是揭示该对象存在的早期阶段是什么，以及在该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把诗作为批评对象之前，需要解决一些议题。 唐朝以后的传统批评与唐诗的现代研究倾向于做相反的事情。 这个过程避免了研究对象麻烦而杂乱的物质历史。 在接近这些诗时，读者和批评者把他们阅读的版本作为诗人应对特定已知情况时表达的原语。 显然，每本注释书都有注释，所以读者早就知道各种诗的文本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要素，但相信原初或“正确”的版本可以被熟练的读者确认。

这种方法的证据最早见于北宋。 欧阳修的《诗话》中有这样的逸事。 从陈易那里得到了缺失的旧书杜甫的诗。 其中，缺了《身轻一鸟》诗的最后一个字。 陈氏的朋友们试图填补赤字，但一无所获。 在他们找到版本之前，“过”字一直写着。 他们确信这一定是杜甫原初的选择。 这段逸闻不仅表达了许多不同版本杜甫诗同时存在的意识，而且表达了杜甫真正用词出现时即被人识别的信念。 这种方法的关键是诗人和诗的关联——基于传记知识的批判方法。 这个关联来源于《诗大序》。 在这里，诗被描述为特定情况下独特个体的表现。 范佐兰指出：“读诗被认为是认识诗人的过程。” 诗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传播，所有传播的案例都可能脱离原初状态。 在这样的世界里，这种解释模式非常令人怀疑。 本研究更大的目的之一是证明这个假设不成立。 也就是说，诗的整体性能无疑系于一个作者之手，也直接关系到该作者的具体经验。

《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美]倪健著，冯乃希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本文来自【读特】，只有代表的观点。 全国党媒体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