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唐诗,浙东唐诗之路是谁提出的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唐诗,浙东唐诗之路是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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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浙商提出“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使唐诗研究与浙江地域文化相结合,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2018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 就这样,《浙东唐诗之路》与现代浙江文化建设相联系。 2019年2月11日,本版刊登林家骏《“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歌创作》文章,介绍《浙东唐诗之路》的路线、诗人及其诗作。 此次邀请林家骏、卢盛江、唐燮军、龚缨晏、方铭等学者一起探讨“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浙江天台山资料图

林家骏)浙东是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辖区的简称。 为了观察使驻节越州,又用浙东代替“越州”。 “浙东唐诗之路”主要指浙江过河到达越州萧山西陵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再到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沿着越中名水剜溪上溯,在剜中到达佛教天台宗发源地天台山。

浙东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浙东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浓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内涵,助力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

浙东诸地,北临杭州湾,南与东分别与会稽山、四明山相连。 境内川湖错落,河流纵横,气候温润,风景秀丽,交通便利。 西晋末年,北方士人投靠江左,浙东山水对中原士人沉重。 这里美丽的山水引起了他们巨大的好感,他们又是感叹,又是唱歌,带来了北方文化和浙东文化的首次大交流。 品浙东山水之鉴,贯通绍兴至天台。 孙中央在他的《天台山赋》中写道:“建造天台山的人,建造山岳的神秀者也。 涉海有方丈蓬莱,登陆有四明天台。 ”谢灵运成为永嘉太守时,有《游赤石进帆海》0《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0《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0《永嘉郡东望溟海》0055-790000等诗作,这些文献歌颂浙江东山水之美。

第二,繁荣发达的经济条件支持。 东晋以来,江南庄园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些庄园依山傍水,风景优美。 世家大族在庄园里饮酒作诗,赏玩自然美景,时而同好,山水之间吟咏性情,作雅集。 唐代浙东地区社会稳定,很少受到兵燹的破坏,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重新南迁,经济繁荣发展,使越州成为浙东经济文化中心,其影响远大于杭州。 据《初去永嘉郡》卷一八记载,晚唐时浙东地区“西界淝河,东奄左海。 机杼耕田,封七州,其间作茧税鱼盐,衣食半天”。 可见,届时浙东地区已成为唐政府的税源重镇。 这样的经济繁荣,为浙东唐诗道路的形成提供了充实的物质保障。

第三,文学滋养是浙东唐诗道形成的关键之一。 浙江唐诗路上最耀眼的存在,就是山水诗的书写。 晋室南渡后,江左士人眼中的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存在。 狼牙王氏在会智的兰亭雅集。 也就是说,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琅王氏兰亭之会,堪比曹丕南皮之旅石崇的金谷雅集。 论南朝,写以谢灵运、谢惠连为代表的浙东山水诗,与上承江左、下启齐梁具有关键的转折作用,为唐代山水诗导夫先行之道。

浙江唐诗路上的山水诗写法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游览山水的诗歌集。 这一部分诗是《浙东唐诗之路》所写的最好的。 如罗宾王的《樊川文集》、萧颖士的《早发诸暨》、李频的《越江秋曙》。 二是写诗人来到怀古。 李白的《越中行》、孙造的《越中览古》等。 第三类是写意诗。 这类山水诗大多是关于寺庙和名胜的。 如刘长卿的《登越州城》、马戴的《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赵咏的《题镜湖野老所居》等。 这些浙东唐诗路上的山水诗,浓墨重彩,写下清丽之章,兴玲珑之象,与其他山水诗一起推动了唐代山水诗的成熟。

第四,思想融合。 东汉末期以来,道教思潮十分盛行,发展迅速。 永嘉南渡、东晋立国、天师道成风。 南朝时期,佛教思想逐渐昌炽,尤其是梁武帝大力支持佛教,各地寺庙修建得就像“南朝四百八十寺,有多少楼台在烟雨里”。 唐代三教融合、共同发展,天台山就是最好的例证。 天台山不仅是道教全真派的祖庭,也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浙东山水之间有许多寺观和人文胜迹,诗人们游览其中,赏山川秀时“玄对山水”,为山水注入思辨和哲理内涵,纵向加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深度。 历史的沉淀、文学的滋养,为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魅力和精神的内核,同时也促进了山水诗的成熟。 而思想的交融,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彰显了国力的强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盛江: 1988年竺岳兵先生首次提出“剜溪乃唐诗之道”,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来信肯定为“浙东唐诗之道”,正式定名。 “浙东唐诗之路”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和认可。

“浙东唐诗之路”是独具特色的山水文化和士文化融合而成的道路,既是地理意义上的道路,也是思想文化的道路。 浙东山水的特色是美丽宜居; 而且,社会环境人气丰富,那悠闲的人气是士文化。 所以,《浙东唐诗之路》融合了山水文化和士文化。

士文化在浙东兴起于东晋。 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仓皇南奔,南北文化交融。 随着江左政权的巩固,南北学者的心理距离也变短,逐渐走向融合。 学者的心情平静下来,罗宗强先生将其准确地归纳为一种偏安之心。 偏安心使玄风继续,玄风的继续又使偏安心进一步发展。 士文化典型特征的东晋清谈,主要在浙东展开。 东晋名士如王、谢两大家族人物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玄、谢琰,还有许说、郗超、孙绰,名僧如支遁、白道猷,这些都是清谈的核心人物。 他们追求潇洒闲逸,追求庸俗的风神雅趣。 谢安给王胡之写诗:“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傍晚望舒,入室弹琴。 五弦清秀,南风披襟。 醪淬炼,微语洗心。 安静的人是谁,在我这里赏音。 ”诗中的啸歌、赏月、弹琴、饮酒、清谈,是他们闲适优雅士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表现学者雅趣,也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 逵易笔墨,易与人谈琴艺。 谢尚善音乐,而且会跳舞。 谢安性好的音乐。 王羲之家是书法世家,王导、王献之、王凝之等都是著名的书法家。 一代名相谢安也很会书法。 东晋在中国书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时代。 绘画也成为士人的雅趣,谢安对当时的绘画名家顾恺之的画给予了“苍生以来没有过”的特别高的评价。 欣赏书画也已成为一种风尚。 桓玄自己不会书画,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随身携带,左右放置,有空欣赏。 琴棋书画,是表现中国士人文化素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东晋士人的生活中已经存在。

当然也有怜悯的山水。 从古代到后来历代的园林,都表明人们喜欢生活在自然的山水环境中。 自然景色进入文学,比较早,《越中寺居》、楚辞、汉赋等都有景色描写。 然而,将追求清逸高雅的生活情趣与赏山水视为一体,进而将山水之美用大量的诗歌表达出来,形成了山水文化,这就是东晋。 正如王羲之在兰亭山水中所想:“悠悠象运,轮回无止境。 陶化非吾因,来非吾制。 宗统实际上是安泰的,这是合情合理的。” 庾友所谓的“驰心域表”,寥寥无几。 理感一,冥然玄会”。 这表明,他们已经从山水中认识到了万化齐一、万物自然的玄理。

道教和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士文化密切融合,在浙东地区也有发生。 东晋以前的葛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后来的陶弘景都在浙东开辟道场,寻找仙炼丹,宣传道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天台宗在浙东诞生,国清寺成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浙东? 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须依靠南方士族中的顾荣、纪瞻、贺循、陆游、虞谭、孔愉等人,他们大多原在浙东。 因此,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的融合,主要在浙东。 浙东既不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地方,也不怎么吵闹。 学者既可以安宁地躲在浙东,也可以随时与政治联系。

当然,更重要的是浙东的山水很美。 北方学者东渡江南,看惯了北方山水苍茫的广袤沙漠,发现江南山水秀丽清秀,正好让他们追求宁静的心平静下来。 著名的兰亭集会,就是这样一场山水游戏,据王羲之《诗经》记载,作诗者26人,不能作诗者15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集体创作,是山水文化与士文化密切相关的典型表现。

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出租车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唐诗道路的思想文化基础,形成了浙东唐诗道路的基本特征。 唐代诗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会智越州剜台州、中和台州,传播到整个浙东,从而形成了一条与思想文化融为一体的诗歌游历之路。 据考证,451名唐代诗人游弋浙东,占《兰亭集序》所载2200多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唐诗1500余首。

唐代其他地区当然也有不少好诗,如商于之路、西域之路、关中至蜀中、梁宋、齐鲁、湘楚等。 这些地方即使只由诗人道经作诗,也可称为“唐诗之路”。 然而,与士文化融为一体的山水文化,如浙东古代地区,以诗为载体的丰富诗歌创作之道,以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的深厚传统文化,却确实呈现出“浙东唐诗之路”独有的特点。

唐谢军:主要谈“浙东唐诗之路”与唐代浙东茶文化的关系。

浙东虽然不是茶的原产地,但据王浮的《全唐诗》记载,最晚在晋惠帝永嘉年之前,一直忙于野茶的采集、加工、销售。 《神异记》卷144《茶篇八》中有一些关于茶的记录。 例如,“与神调整内心,消除疲劳”“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等。 饮茶被认为具有醒酒、提神、缓解疲劳等功效,开始成为骚客墨客的创作对象,用于抒情、怡和交友、联谊。 杜育也为此写了《北堂书钞》,这首赋又向下开启了唐诗和茗茶的“婚姻”。 例如:司空图《荈赋》 :“心来恨奈杨花,闭门谢幕也满屋。 闲人得了酒病,正好又要扑越溪茶。 ”“洞里还在看桃花,轻轻松松地说着从俗家飞来。 在楼梯前远远地寄信,珉娥给新沏了茶。 ”

这些被认定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诗,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无意中记载了某地茶树的广泛分布,如方干《暮春对柳二首》诗中的《云岛采茶常失道》第二类以顾况《初归镜中寄陈端公》为代表,主要讲述了茶农手工制作茶叶的部分流程第三类是饮茶解闷,如孟浩然作《焙茶坞》诗,名为“空堂坐相忆,茗聊代醉”。 第四类是品茶和品茶,如明亮的《清明即事》。 广大文人墨客积极倡导和量力而行,浙东地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 茗茶不仅成为浙东地区的时尚饮品,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与酒占有几乎同等的地位,正如顾况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所说,是“达天子”、“下幽”。

唐代浙东茶文化在三个方面表现出其地域特色。 第一,浙东婺州的“东白”等茶叶是相当有知名度的栽培茶,被李肇《茶赋》列为“茶名品”。 第二,该地自古以来就使用窑内生产的秘色茶饮茶; 第三,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僧人最澄到天台国清寺留学,回国时顺便带去了一些茶叶,最终成功引进东瀛。

“浙东唐诗之路”作为一种堪比“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现象,越来越得到学界内外的一致认同。 通过邹志方《唐国史补》、杨杭《浙东唐诗之路》、胡正武《“浙东唐诗之路”诗歌与唐代浙东经济》等多项研究成果,揭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时空边界,即由东晋而上、由下晚唐、西至萧山西陵、东至天台石梁

龚缨晏:感谢前面三位老师的精彩发言,我们对古代唐诗之路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谈谈《浙东唐诗之路》的现实价值。

首先是“雅”。 这个“雅”的含义体现在可以推动学术研究上。 例如,从时间上来说,浙东唐诗之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什么时候设置的? 那个可以分为几个时期? 从空间上讲,“浙东唐诗之路”与“钱塘江唐诗之路”有什么关系? “浙东唐诗之路”到底有几条主线和支线? 据了解,唐诗中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如“难登蓝天”的蜀道,“沙漠孤烟直,长河落圆”的西部边塞。 这样,从文学史看,与《浙东唐诗之路》有关的诗作在整个唐代诗歌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特色呢? 《浙东唐诗之路》的诗作在整个浙江文化史上处于什么地位? 这些问题,需要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 李白、杜甫等许多诗人不辞辛劳来到浙东,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他们是来佛教的吗? 还是求仙? 还是怀旧? 还是沐道的? 他们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开展“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对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

第二,有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 唐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浙东唐诗之路这个概念提出之前,浙江很多人都认为唐诗和我们浙江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没什么关系。 但这一概念形成后,唐诗与浙江地理文化紧密相连,各地也开展了唐诗吟诵、诗词大会等一系列活动。 唐诗的吟诵还有另一个特点。 就是那种仪式感。 文化的表达和文化的传承需要仪式感,没有仪式感的文化传承要么影响力小,要么生命力不可持续,要么参与度不太广。 所以它有助于我们继承比较优秀的文化。 为此,可以设计一系列活动,如吟诵大会和书法作品展览会。

第三,有利于浙江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居住在浙江省土地上的居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土居民,一部分是外来人口。 而且现在来浙江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各行各业都有。 “浙东唐诗之路”有助于外来人口更好地了解浙江历史文化,唤起人们对浙江的认同和热爱; 有利于当地居民更深入地认识浙江历史文化,唤起更多家乡的感情和自豪。 这种认同、爱、对家乡的思念、自豪,无疑有利于提高每一个居民的素质,有利于浙江省的社会稳定、社会文明、社会进步。

第四,有利于当前旅游业的发展。 李白、杜甫等诗人笔下的《浙东唐诗之路》景观多样,秀丽宜人。 全程有运河湖,有高山流水,有陡峭悬崖,有茂林修竹、名胜古迹。 在这个旅游团中,你可以同时享受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这样的旅游线路更是弥足珍贵。 因此,可以依托“浙东唐诗之路”主题开发更多旅游项目,包括亲情游、深度体验游、商务休闲游、青年研学游等。 特别是,要充分挖掘《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内涵,增添科学知识。 如唐代诗人在《剜藤》、《桂子》、茶叶、莼菜、鲈鱼等动植物诗作的基础上,为旅游项目增添当地动植物的生物学知识。 根据诗人关于赤城山等名胜的诗句,可以介绍地质学知识。 可以在诗人关于天台山、四明山、镜湖、剜溪等的诗作的基础上增加地理学知识。 基于诗人关于浙东运河、会智古城、高名士的诗作,可以增加浙江的历史文化知识。 将现代科学知识融入“浙东唐诗之路”,丰富旅游内涵,推动现代旅游发展。

第五,有利于扩大浙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 唐朝以后,浙江逐渐成为中国的重要地区,与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建立了密切的海上关系。 随着优美的唐诗大量传入日本、朝鲜半岛等地,这些国家的读者也自然而然地读到了有关《浙东唐诗之路》的诗。 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古代诗人,虽然没去过中国,但读了唐代中国诗人的《浙东唐诗之路》诗,写了访问剜溪、游会智、登天台的诗,在想象中踏上了《浙东唐诗之路》。 这样,唐诗就成了连接浙江和日本的历史文化纽带。 因此,深入研究“浙东唐诗之路”,对扩大浙江在海外的影响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龚缨晏: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几个问题是,唐诗之路对浙东地区越来越重要了。 那么,唐朝以后的诗人,历经浙东地区,也写过很多关于这里的诗,那应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把后人的诗也纳入浙东唐诗之路呢? 从时间上讲,我们严格限定浙东唐诗之路是发生在唐代吗? 就诗这一文学形式而言,唐诗路上唐以后的诗是用什么概念来表达的呢?

卢盛江:唐诗之路既是空间之路,也是历史之路。 从历史的道路来看,人们认为唐诗之路始于东晋,而后属于派生。 那么派生带来了发展和变化,唐诗之路是以诗为载体,各种文学形式的融合。 所以唐诗之路是地理之路,空间之路,时间之路,历史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内涵可以外延,可以向前追溯,向后衍生,但主题是唐诗之路。

龚缨晏:也就是说,时间是有弹性的,可以向前看,也可以向后发展。

林家骏:一代有一代文学,唐诗的兴盛主要在唐代。 宋代之后其实有变化。 我非常赞成卢老师的说法。 从东晋开始,我们的唐诗之路逐渐形成。 唐代诗歌无可比拟,今后的发展变化可视为唐诗道路的延续。

唐谢军:卢先生,您说浙东唐诗之路始于东晋,一直延续到中唐以后。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内容丰富,外延广阔,岂不可以逐步研究浙东唐诗之路,划分流派?

卢盛江:我还没有考虑类型。 必须进行分段。 但是,我还不知道分割这项工作是学者在做的,所以希望能进行分割研究。 例如,谢灵运之后,直到初唐时期的沈宋,这段历史值得进一步研究。 唐代以后,每一段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研究的重点。 像我们的第一个盛中夜那样划分阶段,还是怎么定义,有什么特点,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方铭:谢谢您给我做了精彩的采访。

自1991年竺岳兵先生正式提出“浙东唐诗之路”以来,学术界对此高度重视。 此后,相关学术文章、著作逐渐增多,研究切入点也丰富多彩。 去年底,光明日报《浙东唐诗之路论集》的专家委员会特别提到“浙东唐诗之路”,浙江地区为“唐诗之路”召开了几次会议。 老师们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思考和交流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想就五个内容谈谈自己的意见。

第一,关于“浙东唐诗之路”,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比如浙东唐诗之路的地理位置界定。 “浙东唐诗之路”是从钱塘江经绍兴,再经浙东运河、曹娥江至剜溪,再到新昌,再到台州天台和温州的路线。 学者之间对这个定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必须解释清楚。

第二,聚焦“浙东唐诗之路”的时间段也需要进一步确定。 “唐诗之路”不仅是“创作之路”,也是“传播之路”。 只修一条“创作之路”,应限于唐代。 但是,我们将其视为“传播之路”。 时间的概念还在向后延伸。 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始终具有生命力。

第三,唐诗之路并不局限于浙东地区。 比较而言,浙东唐诗之路未必最繁荣,但我们需要挖掘最具特色的浙东唐诗之路。 我的家乡在甘肃。 唐朝的时候,甘肃有一个叫凉州,也就是现在的武威的地方,曾经有很多诗人在这里驻足写诗。 卢先生也表示浙东唐诗之路的历史地位、文化地位等还有待探讨,并与其他地方的唐诗之路进行比较。

第四,《唐诗之路》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始终是有价值的研究。 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也是专门史研究,本身也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 “唐诗之路”研究对于诗人和诗歌的创作,是我们文学史需要关注的问题。 通过“唐诗之路”,可以探索唐代浙东的文化史,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细节。 虽然框架很大,但是可以通过细节把握文学的独立性。 在这样的历史范围和历史概念下,研究可以保证一定的深度。 唐老师的发言刚刚谈到唐诗对浙东地区饮茶、品评等行为的影响,说诗人关注饮茶本身、饮茶过程、饮茶工具等细节行为。 我认为学者通过唐诗挖掘相似细节性的研究,也能为我们“浙东唐诗之路”的思考增添色彩。 无论是宏观衡量,还是微观聚焦,“浙东唐诗之路”仍有待深入探索。

第五,“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可以支持当前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唐诗是各个年龄段都很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唐代诗歌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学术研究解决问题,思想交流迸发出火花。 这就是采访的意义。 今天的座谈会,是我告诉我的。

龚缨晏:感谢方老师的亲切建议。 感谢老师们的分享和对话。 还有在那里的所有同学,谢谢你今天来。 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已经结束,但我相信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步伐不会停止。 感谢您的光临。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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