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总结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给自己

“心如化为灰烬的树，身如不系的舟。 汝一生功业，问黄州徽州亿州。 ”。 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宋代文学乃至宋代文化的典范，不仅与天赋才能和个人努力不无关系，也与他一生三次退位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黄州、徽州、儋州时期，是他一生的苦难期，也是文学创作的高峰，可以充分反映苏轼自身的心性变化及其文学成就。

黄州

作者：王兆鹏

乌台诗案的起因虽然有不同的政见表达，但被政敌强行定为刑事案件。 由此，当时湖州知州的苏轼“像抓贼一样”被抓进京城，未经审判直接关进大牢，不仅肉体上受到折磨，精神上也体会到了死亡的威胁和恐惧。 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曰：“轼早老多病，死于牢。” 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年间，湖州被捕时，曾回想“自期必死，过长江，望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遂去狱中再绝食“求死”。 在狱中被狱吏凌辱，觉得身体吃不消，拼命地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寄身的诗，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 此事发生后，苏轼贬谪黄州，逃出鬼门关，但命运却跌入有生以来的低谷。

在政治上，回到原点。 二十六岁开始以制科入三等正式进入职业生涯，被任命为八品大理事、签证会凤翔府法官，降职黄州后，二十年积累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祠堂员外郎、知湖州降为八品黄州团练副使。 官吏不仅一夜之间回到了出发点，而且被取消工资，不能参加公务，这正是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

在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 他多次对朋友说。 “初到黄，庙入绝好，人口不少，我很担心，但自是节俭。 ”“剩下到黄州两年，日子很穷。 ”“在黄州住了两年，适龄困难，往往食物短缺。 ’第一次到黄州，真的没有什么食物，先住在定惠院，和僧人一起吃蔬菜。 半年后，迁居临皋亭，终于定下了地址。 和来黄州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表明，苏轼降职前，“光工资收入每月就超过40千，进圭租所，就足以养活一百八十多人一年的粮食。 ”。 请参阅。 从优越的上层士大夫生活沦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环境落差大，也使得苏轼一时难以适应。

最让苏轼痛苦的，是精神上被抛弃和孤立。 他第一次来黄州，很痛苦，就对朋友说：“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没有心肝，和鹿豕木石没有什么区别！ ”他坦率地说。 他觉得自己的重罪受到轻视，被朝廷“废弃”，被国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十分自卑苦闷。 不敢见别人，他也不敢见人，自闭害羞。 他在《与蔡景繁》的信中说：“读以重罪开除，士友之间不敢匹敌，只是羞愧地缩小了。” “坐废以来，不仅惹人讨厌，我也很卑鄙。 ”《答李寺丞》说：“一个中伤被严惩，被抛弃的人，每次觉得自己卑鄙，就不如别人。 ”。 元丰寒食了五年，他仍然感到生活物资匮乏和精神沮丧。 “在空厦里煮寒菜，破灶烤湿芦苇。 ”“君门深九重，墓在万里。 路上很穷，不吹死灰就会哭。 ”“君门”遥不可及，再也不能期待回到朝鲜，心似乎已经死了。 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超然、飘逸。 经过几年的锻炼和心灵的探索，他逐渐摆脱了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的不端人东坡。 而他的黄州话，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

流放黄州，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 二是一是作词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

苏轼的语体创作之路，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凤翔签署判杭州，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谯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回任翰林，杭州、颍、定三州据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编年统计，苏轼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为元符三年； 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 黄五年作曲97首，占其一生编年词总量的33%。 也就是说，苏轼一生中三分之一的词，都是在黄州创作的。

我们根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率、历代词评家评价的频率、被后人追捧的频率和现代学者研究的频率、网页收录的频率和评论的频率等数据进行加权计算，找出一个词的影响力，把影响力靠前的作为名篇。 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创作于黄州： 《念奴娇》、《水龙吟》、《卜算子》、《洞仙歌》、《定风波》、79000 赤壁怀古词更是名列百首名篇之首，是宋词的第一名篇。 在宋词三百首排行榜上，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为黄州，其他6首降格黄州前，5首脱离黄州后。 数据显示，苏轼一生的名篇佳作，有一半创作于黄州。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黄州都是苏轼作词的高峰。

为什么在人生最低谷的痛苦时期，苏轼能创造语言的光辉？ 这有主客观的理由。 从外在客观条件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语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 苏轼通过写诗成为乌台诗案，所以在黄居住期间，不敢写诗以免再惹麻烦。 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朋友的信中反复说明：“有的逃了以后，就不再作诗和文字了。” “多难怕人，遂不怕尔。 虽然其中没有云，但好事者巧妙酿造，就会产生无限的事情。 ”“教诗，是一种拙劣的想法，也常常怕人。 不写一个字的，已经三年了。 ”“有人犯了罪，不再成为诗文，众所周知。 但笔砚不荒，实不怕人。 但是好事者不肯看，与其开口作孽，还不如。 ”苏轼并不是不彻底作诗，但确实少了很多。 中华书局在校本《苏轼诗集》记录苏轼编年诗2352首，黄诗仅170首，占编年诗的7%。 北宋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 语言内容本身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语言作为政治性、功利性文学，而只是作为一种娱乐形式。 所以苏轼在黄居住期间，虽然心有余悸不敢写诗，但能放心大胆自由地写词。 别人求诗，他就砍了一刀，他写了一句话，却亲自送了一件礼物。 《与陈大夫》说：“比起不作诗，小词也无妨。 辄作一曲，今录交上来，以一笑交上来”。 写诗很客气，写词很自由。 所以，语言成了苏轼倾诉苦闷、挥洒才气的载体。

从内在的主观条件看，在痛苦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渐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感内涵。 他第一次写在黄州的《卜算子》，表现了他那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情，以及即使安静地居住也要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格精神。 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强烈赞美周瑜的人生骄傲、战功赫赫，反哺自己的人生失意。 深层体现在自己的理想没有泯灭，周瑜一样建功立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尊还醍醐江月”，描写的是苏轼身处人生困境时仍抱有自信和希望，但一时看不到希望的矛盾和苦闷的复杂心情。 《定风波》的《一蓥与雨的一生》标志着他最终摆脱了痛苦的精神困境，步入了超然的境界，进入了能够从容应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 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索、超脱的心路历程，提高了语言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和艺术精准度。 苏轼的黄州话表明，语体思想感情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辟了语言的新途径，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

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和东坡的话，东坡的话唱出了黄州。

儋州

作者：阮忠

苏轼晚年降职琼州别驾，流放海南三年，主要居住儋州、今儋州中和镇。 当时，他有写诗写诗、完成《海南三书》两大意志。

陷入痛苦再次自我超然。 苏轼得知自己在惠州再次贬损海南后，写信给王敏仲说：“现在去海南，先做棺材，再做坟墓。 留下手怠慢诸子，死后葬在海外。 ”。 他视海南为敬畏之道，从琼州前往儋州途中，登上枳耳山，“登高眺望中原，只见积水空如也。 一辈子都要平安回去吗？ 想出意想不到的事。 ”到儋州后，在《到昌化军谢表》写道：“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 子孙在河边哭泣，已经死去。 魑魅迎合海上，反而承诺生还。 报德的什么时候，悼念这颗心的永恒。 ”62岁的他，比贬低黄州、惠州时痛苦得还厉害，住在海南，为海抵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到北方。

苏轼最初的痛苦多由精神引起，未来海南。 首先在精神上有让自己悲伤的知觉，之后，真正的生活变得困难了。 到海南时，他给雷州县张逢写了一封信，说海南一旦荒废不景气，自己的日子就会变成灰烬。 他还对程儒秀才说，这里没有肉，没有药，没有房间，也没有朋友。 喜欢吃肉的他，喜欢喝“五天看一次花猪肉，十天碰一次黄鸡粥”的酒的他，把现有的酒器拿去卖了，只留下自己唯一喜欢的一杯荷叶。

苏轼自我适应，善于美食的他把老百姓的日常芋头米做成“玉糁羹”，味道奇特； 把煮着吃的牡蛎，烤着吃，非常好吃。 写着《老饕赋》，说吃得开心； 自己做了“真一酒”，写着《真一酒歌》，说了酒的陶醉。 因为真的没有吃也没有喝，所以用“龟息法”静养。 与儿子苏先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他，有缘托付生命，将艰苦的生活作为养生之道。 这时，他看到天空无边无际、寂寞自残，想到海南在海水里，大陆也环海，“活人不在岛上吗”，心就融化了。 不再有“你看路靠石头，补天”的怨恨了。 苏轼的乐观不达，在这样的日子里获得升华，陷入痛苦之后，再次自我超然。

所以苏轼遭遇大赦回到北方时，不由得说：“我是海南人，寄身西蜀州。” 我很放心。 海南也是故乡。 在离开海南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中，他唱到“苦雨终风亦晴……天容海色本澄”，面对曾经让他恐惧的海南，他深情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奇而终其一生。” 被冲到海南，回到苏轼北部，有这样的人生快意，是海南受苦的人难以想象的。

师渊明的雅放、游历与陶诗。 苏轼下黄州耕种城东山坡时，就想在黄州过自己的后半生。 最仰慕的是东晋九江的陶渊明。 他当时写了一首《江城子》，按词序写道：“陶渊明正月初五游斜川，坐临流班，顾南阜，爱曾城独秀，作《斜川诗》。 我至今为止都想见那里。 ”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写道：“中观纵遥情，彼是忘千载忧。 且今天乐，明日非求”。 这是陶渊明回田乐后的追求，苏轼自耕东坡，筑雪堂，说是在犹若陶渊明的斜川之旅中，“梦中醉醒。 只有渊明是前生。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旅行，也还是自己耕作”。 他把陶渊明视为人生楷模，自己耕耘，脱离世俗。 但是，他作为降级者，并不是真的能和红尘分手。

苏轼对陶诗评价很高，陶诗说：“质而实戚，皴而实实销。” 他最喜欢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在黄州有隐栏《归去来兮辞》成的慢词《哨遍》，在海南有《和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自问：“归来兮，田园芜，胡不归。” 苏轼自问自答。 “回来，吾方南移安逸归。 ”“安”字透着他回不去的无奈。 他在这部和辞中所讲的《师渊明的雅放与百篇新诗》，是黄州特有的遍和陶诗的意志。 他遍访诗歌，按通则在形式上认同和模拟，诗的内容却是自己的海南生活和风情。 权力是隐居的，但他做不到真正的陶渊明。

苏轼在海南亲切会见当地人的生活，写《和陶劝农六首》，鼓励人们农耕，不要闲逛； 改变男人坐女人的旧习惯，男人也不能说服想劳动的人们生病就医，向巫师杀牛祈祷。 他自己采集草药，为人们治病。 在与民朝夕相处中，他表现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即汉黎一家亲的民族融合思想。 他想兴学，去看看儋州城东的学堂，写了《和陶示周掾祖谢》，感慨：“不够师姊，徒弟走散了。” 他的和陶诗最后编成《和陶集》，实现了遍和陶诗的愿望。 但是，根据生活和思想的表达，他的诗和陶渊明的诗毕竟是两种风格，苏轼的这些诗虽然没有达到陶诗平淡静穆的境界，但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才思和社会关怀却比不上陶诗。

元符二年元宵节，苏轼和儋州几个老书生夜游，回来的是三更，鼾声正好喝醉。 苏轼突然放开拐杖笑，在海南享受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是“得”还是“失”？ 这时，他真的就像一个顺其自然的陶渊明。

获得“海南三书”并不遗憾。 苏轼把弟弟苏辙、儿子苏过的唱和诗等海南创作的许多诗文汇编到《苏文忠公海外集》年，这一集收录了他在黄州开始并在海南最终完成的《海南三书》或《经学三书》，即《易传》000

苏轼对许多朋友多次说：“海南三书”，其中对滕达说：“得三书，有益于世，不遗余力。” 元符三年七月四日，他北归时从海康乘船前往合浦，连日大雨滂沱，水无津涯，乘船出海。 苏轼说：“坐四顾太息，我坐多少次这个险都行！ 已经听完徐闻，还要再添麻烦吗？ 孩子在附近打鼾，不能叫。 费率《论语说》 《书传》 《易》都很自私，世界上没有其他书。 抚之哀叹地说。 “天不服丧高雅，我辈必济济！ ’而且，还是”。 后来，他临终时把三本书托付给门人金济民，说三十年后一定有人知道这三本书。 这与孔子修《书》所说的“知后世丘者为《论语》，罪丘者也为《春秋》”略有相似。

苏辙据苏轼墓志铭记载，父亲苏洵晚年读《春秋》，创作《春秋》尚未完结。 临终之际，指示苏轼续完。 苏洵的作品《易》始于嘉祐5年52岁时，创作了《易传》余篇，58岁时死于汴京。 苏轼挥泪受命。 苏轼降职黄州时，为《易传》，为《易传》。 他在黄州给文彦博的信中说，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 之后《易传》成在海南。 但他晚年一再表示，他在海南弄到了三本书。 因为《论语说》和《书传》在海南被修订，成为了最终稿。 《易传》明代后失传，今有辑佚本传世，辑佚文甚少。 《论语说》有父亲苏洵的贡献，互不可分。 被称为后世或《论语说》就是为此。

《易传》的仁义思想最值得关注。 苏轼受道、佛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庄子的迷恋，但面对社会统治，苏轼主要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 他在《苏氏易解》批判老庄申韩，提出积学以表仁义。 批评韩越在维护儒学道统时，有逻辑不完善的缺点； 批评俗儒对周召公用刑的误解，称召公之意在于慎重用刑，而非鼓励刑罚。 这些都与苏轼早年的思想相一致。 他22岁时在汴京参加了科学考试，进行了《书传》，阐明了《书传》“嫌疑轻，但工作嫌疑重”的思想。 谈社会治理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守纪律，以仁义为核心。 《刑赏忠厚之至论》思想的表达，使人们看到苏轼在北宋也是儒学道统的坚定捍卫者。 当然，《尚书大禹谟》的经学思想不限于此。 《海南三书》在南宋颇有影响，朱熹说苏轼善于融会贯通，简洁不失文采。 《书传》的陈振孙说他的见解卓然。 面对《海南三书》，苏轼居于海南，写了一些史论，论人之事，表达了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许多思考。

苏轼的《海南三书》代表了他经学的最高成就，后世溺爱他的诗文，三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但《海南三书》的价值始终存在，在经学上具有它们不可磨灭的意义。

苏轼在北归、海南留下了昔日辉煌的“东坡文化”，以及海南对他永远的怀念。

惠州

作者：王友胜

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苏轼因“诬蔑圣考”“前掌制命，言涉讥”被贬至郫州，中途三改谗言朝廷，最后由原来被公之于众的地方官成为“不得签书公务”的罪臣，在徽州过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岭海贬生活

徽州时期是苏轼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转型期。 苏轼元丰第二年首次贬黄州，虽是罪臣，但恋阙之心并未泯灭。 此次被贬谪的岭南，远离京师，自唐代以来，一直是重罪垂臣的首选之地。 他在惠州说：“年轻有为，总是拿不出这份心。 ”。 此时，作者已无首丘之念，佛、老思想成分明显加重，主体身份由驻朝文官变为在野诗人，其精神世界也经历了一次调整和重构。 他比在黄州时更早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内心和感情控制得比较从容，内心世界比以前平静多了。 杜门养痴、登山胜利或塑造人物，都可以用来感悟人生。 在《书传》的文章中，他说“脚力很累”，“这里有什么可以休息的地方吗？ ”恍然大悟。 搬到合江楼行馆后，他又说嘉佑寺的“深邃窈窕之趣”和合江楼的“廊彻之观”，其实都像“峯南岭北”一样美，没有区别。 那《直斋书录解题》借着昙秀“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来，怕他一无是处”的回答，表达了他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世界。 在苏轼看来，得失本为人生常态，“吾生本不等待，俯仰人间。 自成劫，尘各有机会”。 就这样，岭南被冲走了，苏轼获得了诗意的人生。 《记游松风亭》曰：“岭南万户春色，幽玄客公宿。 ”《跋所赠昙秀书》曰：“一日吃荔枝枝三百，不辞做岭南人。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也说：“新闻老师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 ”。 南宋时的果子狸《食荔支》，苏轼的政敌章惇因不满还能享受到《纵笔》诗中“春眠美”般的潇洒闲居生活，被贬到更荒凉的海南儋州。 这并不是必然的，但侧面反映了苏轼此时的豁达心境。

苏轼在徽州能化解人生苦难，成功转变主体身份和人生思想，隔代知音葛洪和陶渊明两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前者晚年与徽州罗浮山归隐、炼丹讲学，与苏轼有相似的经历。 苏轼表示两人同为“三士”，“手握葛和陶，归哉回哉”。 至于柳宗元，他说，到儋州后，从朋友黎子云那里借了《柳文几本》，与中原带来的《艇斋诗话》相提并论，“常放左右，以二人之友为目”。 苏轼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和人生态度，不认同政治思想。 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仰慕，是全方位、宽角度的。 陶渊明一生五市五隐，欲官为官，藏则隐，无粮去乞讨，非常诚恳。 苏轼珍惜的是陶渊明固贫守节，一个偶然相遇的合适性格。 他创作和陶冶诗歌，开创了古代唱和死者诗歌的先河，实现了跨时空的精神对话。 其中徽州创作的47首和陶诗，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内容，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声誉。 苏轼在徽州的生活方式也仿效陶渊明，自认“我是渊明，渊明也是我”。 面对挫折，他聪明地应对，租地种菜、喝酒、赏花、赏茶、养生、讲经、研究佛、找文，无所事事。 那个《纵笔》字是“问岭南不好吗？ 但是，“这个安心的地方是我的故乡。 ”与贬南蛮夷之地者多流露出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不同，苏轼以反客为主，高调宣称岭南即我家。 如果说陶渊明诗化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苏轼则通过强调陶渊明的诗生活化、回归自我，强化诗人的身份，为自己和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一位消魂的精神家园。

我们肯定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典范意义，但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苏轼与一般读者所想的生活舒适、无烦恼，反之亦然。 苏轼在徽州有许多生活的痛苦，其艰难远在黄州。 在作者偏僻瘰疬横行的荒地上，痔疮病情恶化，语言不畅，多次申请的折扣券未获批准，导致口粮增多，经济拮据。 “子流岭南，时宰欲杀”，表明畏难之心也不能完全消除。 他在诗中很少吐露这些感情，但在相对私密的230多封信中，却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及。 曰：“某近苦痔，殊闷，杜门谢客，兀坐尔。” 徽州有“瘴疫横流，安身立命者无计可施”，“有的入时，丧二女而用”，“老少层出不穷，口若悬河者穷”。

其次，苏轼与同贬谪海的韩愈在对待生活疾苦时态度不同，但双方虽穷无心治理，却不尽相同。 《陶渊明集》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苏轼寓惠之间，不在其位，求其政，创造条件为民无虑。 他善用与姐丈兼表哥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徽州民间的疾苦和地方建设。 为解决驻军住所和居民乱象，整治米贱伤农问题，捐赠东新西新两桥一堤建设，促进博罗灾后重建，提出县令林属性推广仰慕者、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提出惠州知州詹博姆“官葬暴骨” 在惠州写的《定风波》诗，是更现实主义的诗的杰作。 由此可见，苏轼在实现主体身份转换后，似乎并没有因为“远在江湖”而忘记现实。

徽州时期思想和生活的转变也引起了苏轼文学题材和风格的巨大变化。 清代注释苏诗的王文谟说苏轼的诗风有过几次重大的转折，其中“绍圣谯徽州为之一变”。 的确，苏轼晚年在岭海。 诗文风格以前雄放宏远，辩论纵横朴素清爽，悠闲自在。 苏轼贬谪僭州，在时间上继徽州之后，在诗文风格上也继承了徽州作品的特色，变化再大不过了。

苏轼徽州诗文题材逐渐生活化和地域化，其晚年创作是除艺术风格外，最主要的两个变化。 根据岭南创作的诗词，其内容多为采花种菜、蓄药治病、朋友交往、山水游览等日常生活书写。 他在惠州先后居住的合江楼、嘉佑寺和自己设计、建造的白鹤峰新居等住宅，《论语泰伯》0《荔支叹》0《寓居合江楼》00《题合江楼》0《题嘉祐寺壁》000055-7900000000005 妾朝云绍圣死于3年7月，作者创作《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0《悼朝云》055-790000等诗文。 前诗有云：“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断三生之缘”，情爱至极。 苏轼在徽州的朋友圈里有官有民、僧有道、隐逸高士和来访的客人。 特别是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与詹璜、方子容、周彦质、王古、林属性、冯祖仁、侯晋叔、程天佗、欧阳知晦等地方官员，是苏轼精神上的知交，也是生活上的主要帮手。 他们同苏轼一起爬山临水，答谢苏轼诗酒，赠送生活和医药物品。 与他们日常交往相关的诗文、本启在苏轼徽州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话语的地域性选择也是苏轼徽州诗文创作的显著特征。 苏轼笔下的徽州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物产丰富，气候奇特，与巴蜀、中原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感和新奇感。 他热情描绘、赞叹岭南风景，“以他是取之不尽之景，寓我有限年”，与自然融为一体。 瘰疠、瘴海、瘴乡、瘴雾、瘴风、瘴雨、瘴云、瘴气、蛮菊、蛮风、蛮江、蛮诌、蛮村、蛮酒、蛸雨及闷热等带有明显岭南地域特色的形象，在徽州作品中拾得枇杷、卢橘、杨梅、蛮果、荔子、龙眼、槟榔、柑桔等热带水果在惠州是苏轼的心仪食品，通过宣传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喜爱和认同。 西湖、罗浮山、东新桥、西新桥、苏堤、东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汤泉、合江楼、大圣塔、嘉佑寺等苏轼诗文中及相关景点和建筑，保存、复活、开发，成为惠州灿烂的文化遗产。

贬损苏轼徽州，虽是他的大不幸，但对徽州乃至整个岭南，却不是一件幸事。 苏轼曾多次表示要在惠州落笔，据《朝云墓志铭》第四篇《殢人娇》统计，他在惠州居住940天，作诗、序文、杂文、书启等587首，从写作频率来看，高于黄州，高于儋州苏轼给徽州带来了文明智慧的光芒，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 晚清徽州诗人江逢辰在《惠州志艺文卷》诗中自豪地说：“坡冲南海，天下不敢小徽州。” 苏轼南贬徽州和创作的许多诗文为徽州增添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 徽州是苏轼人生思想和创作转折的重要驿站，徽州时期的作品成为读者走近苏轼内心世界的优秀标本。

《苏轼寓惠集》

资料来源：光明网- 《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