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李伟民：顾绶昌与莎士比亚研究

李伟民，男，四川成都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莎学通信委员会委员、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作者允许推送。

摘要：在我国莎学研究领域，顾绶昌的莎剧版本、翻译、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通过对顾绶昌莎剧版本研究、莎剧翻译研究、莎剧语言研究等主张的梳理和研究，认为顾绶昌的莎学批评在我国莎学研究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顾绶昌重视莎莎的翻译，他明确指出了莎莎翻译中版本选择的重要性，强调了版本选择的恰当与否，不仅对莎莎的内容和人物性格分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理解并正确地指出了一些著名的莎莎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笔者认为研究莎作的语言应该结合伊丽莎白时代的语言特点，从社会、生活、戏剧的角度综合考虑，尽量保存、再现俗语、双关语、笑话、猥亵词等词语及其隐喻。 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相关，莎剧中保存了许多经典生动的语言，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是我们研究莎剧的基础。 对于莎作，可以从阅读、拼写、词义等语言学角度，考虑莎作的翻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莎剧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特点。 他明确反对采取归化方式，把莎剧翻译成类似元曲形式的戏剧。 他强调，莎剧中的无韵诗在译者的理解上分为“诗境高”和“平铺直叙”两种叙事方式，前者以“韵文”的形式出现，后者以“散白”的形式出现是极不正确的。 莎剧是诗剧，中文译文不仅要关注诗的形式，更要关注诗的意境，更要关注诗剧的“戏剧性”因素。

一.引言

在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领域，顾绶昌( 1904—1999 )先生的莎学研究独树一帜，他一生最投入精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语言和翻译研究上。 受时代影响和政治环境的束缚，他撰写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不多，但他在莎学研究中形成了版本、语言研究的鲜明特色，对他的先锋语言的1936—1938年，顾绶昌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先后就读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外语1970年任教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除教学工作外，还参加了《英汉四用词典》、《拿破仑一世传》、《光荣与梦想》等图书的翻译工作。 20世纪50、80年代，顾绶昌分别发表了《谈翻译莎士比亚》、《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对黎琊王的一些意见》、《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等重要的莎学研究论文，与我国为数不多的莎学研究专家

二、“广博”、“扎实”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培训得天独厚

顾绶昌于1904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苏江阴黄桥乡一个兼职家庭。 1922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感受到时代潮流的顾绶昌，未满18岁就在《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时事新报》。 “批判康德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唯心主义的直观认识论”。 [1]当时，该报主编张东荪老师评价很高。 1924年，顾绶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一年级读陈源的《英国小说》。 二年级的学生读过温源宁的《莎士比亚》、《英国史》等课程。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对莎士比亚感兴趣，越读越有干劲。但由于莎学的博大精深和庞杂，他也体会到，要钻研莎学，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才能取得切实的成绩。 顾绶昌考入北大前后，吴宓等欧美留学的文科学生纷纷回国，国内大学英语系开始改名为“西方文学系”。 正在北大读书的顾绶昌不仅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名著，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而且认真阅读英国19世纪以来的一些经典作品，一句话也不能轻易放过。 他要求自己不彻底理解就不罢休。 那时，通过对英语的掌握，他基本上学会了使用牛津大学的词典和百科全书，可以自己解决阅读中的难题，为今后的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36年，32岁的顾绶昌来到英国伦敦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在战争时期长大的顾绶昌，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读书充满热情，在伦敦学习期间，开始接触有关莎士比亚的语言和版本研究等课题。 为了写论文，他周游了书海，利用学院图书馆博览群书，用了两年的时间读完了300多部英语小说，同时还写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生院就读期间，首先选修了过去没有读过的古英语、中世纪英语等课程，开始接触有关莎士比亚的语言和版本研究等问题。 上课期间，顾绶昌对课堂教学不满意，经常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查资料，写详细的读书笔记，他知道“读了一百卷就知道积累了学问”。 此外，伦敦浓郁的戏剧氛围也让我感受到，作为莎士比亚研究者，不仅要从文本中挖掘问题，还要善于从剧场的角度，从演出中获得莎伦的各方面知识。 还带着《感觉与认识论》，一边看莎伦的演出，一边随时记录自己的戏剧心得和感受，记录表演、导演的细节、人物的性格特征、舞台等。为了深入研究莎士比亚，通过舞台演出了解莎士比亚，他除了学习之外，他还喜欢在老维克剧场、泰晤士河沿岸的露天剧场、摄政公园的露天剧场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剧，亲身感受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的不朽剧。 他访问了莎士比亚的故居，追寻了莎翁的足迹。

三、沉浸在莎学研究的氛围中：学习、互访、教书

作为一个读书人，逛书店、访旧书成为顾绶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逢周末或逢年过节，他总是光顾伦敦卡塔尼亚市场和陶灵顿广场的旧书摊，在浩如烟海的旧书中寻找别人看不见的“珍本”、“孤本”。 在旧书店里，他写了1910年出版的许密特的《莎士比亚全集》，非常精致的法国雕塑家梅尔林奇用落款雕刻的莎士比亚铜像和159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大辞典》，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森林法》，以及后来，他想起了在伦敦访问书店，访问旧书的经历。 能找得到1598年出版的《博物志》和1627年出版的培根的《森林法》真是幸运。 是1598年的《博物学》。 可能沾了莎士比亚的光。 很难想象我用再便宜的价格换取——的两本主权，才15先令，还不到13元的国币。 萨沙的研究涉及很多学问，为此需要涉猎广泛的知识领域，但像《森林法》这样的书，说实话，和我所学的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不是莎士比亚18世纪以来偷森林麋鹿逃到伦敦的传说，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罗什故意撒谎，我们也许能在那本书里找到偷森林麋鹿事件的条文。 我的《森林法》的最后几页都缺了，烧掉了，所以我想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把它全部抄下来补充一下，于是我查了十多次总目录，没有见到这个书名。 当然，不能说包罗万象的大英博物馆一定没有这本书，但我的书没有补充总是事实。 在我经常去的旧书店，我看到了1811年出版的大型四开本《森林法》。 作者詹姆斯瓦尔德是一位不太有名的陆军少校。 翻开书名的第一页，印上了那本书“绝对不允许私相授受”的几个红字。 这已经足够打动人心了，每一页都有非常精致的插图。 据原书序言记载，各章的第一个花体字，是在埋葬莎氏的三一教堂圣坛所天花板上的壁画，图案后设计而成，这毕竟不是一部不辞辛劳的好书。 虽然被称为四开帐，但实际上比普通的二开帐大得多。 书店的老板多次声称这是一个四开本，也被称为大型象形。 意思是害怕见到外行。 这本书我只花了18个先令，大约15元人民币的国币。 你觉得我会带回家高兴得不发疯吗？ 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黑暗而寂寞的下午。 我的第一个《莎士比亚正传》 ——不要笑。 我这里是莎士比亚。 收集他的版本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我看了关于他的书，总觉得有特别的魅力。 ——实际上是一张集众多画家于一身的百幅美人图，在这里只花了两先令就买到了。 亚历山大许密特的《莎士比亚的女英雄》，也是绝版的书。 我在这里买的是平时少见的第三版。 其他还有亨利安文爵士的《莎士比亚辞典》、哈利威尔费雷波斯的《莎士比亚演出版》等。 [2]每次泡在书店里，买一本稀有的“珍本”、“善本”、“孤本”，区绶昌总会得到至宝，心甘情愿。 为了弄清莎作的读法和语法问题，我曾在书店和伦敦教区的教会会长讨论过莎作的读法与古代英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历史渊源的关系。 顾绶昌回忆起他多年来在伦敦读书的往事，想起他侵略军来港后存放在那里的书籍全部被洗劫一空的悲惨经历，对民族、国家的苦难和反对伟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显然，在英国读书期间，读这本书、访书的经历，为顾绶昌以后的莎学研究奠定了方向。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远在异国的顾绶昌时时想起遭难的祖国，便再也不想出国留学。 1938年春回国，应成都四川大学之聘任英语讲师，后任副教授、教授。 抗战期间顾绶昌仍在四川大学讲授莎士比亚课程，根据自己的研究，顾绶昌在莎士比亚的近代编集本中，包括阜纳斯父子编集的《新编注本》、陶顿等人编集的《阿藤版》、英美流行的各种学校用书为此，顾绶昌根据《莎士比亚事略》、艾伯特的《牛津大辞典》、牛津克伦版的《莎士比亚语法》等专著，一边参照各评注，一边比较详细地编写适合中国学生实际需要的剧本除教学外，顾绶昌还在峨眉山伏虎寺草棚搭建的礼堂执导过莎剧《莎士比亚的英国》。

抗战胜利后，顾绶昌才坐下来，运用他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学的莎学知识，结合自己收集并记录的各种莎学资料，写下了《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和《威尼斯商人》 此时，在国内的莎学研究和莎作翻译中，都没有注意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问题。 在朱生豪、梁实秋、曹未风等已经翻译过的莎作中，也鲜有版本间的比较，以及如何选择最权威的莎作。 在中国的莎学研究中，像顾绶昌这样较早注意到莎士比亚著作版、语言研究的论文很少。 至今，莎作的版本和语言研究在中国莎学研究史上仍处于薄弱环节。 顾绶昌以自己的视角介绍了莎剧版的基本情况和新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并开始了对中国莎学版的研究。 包括河畔版在内的《论莎士比亚近代版本》的评论也很中肯，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选择了最佳权威版，为各版之间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46年秋至1954年夏，顾绶昌受聘于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主讲英国小说、作文、《乔叟至弥尔顿之诗》和翻译等课程，从事莎士比亚和萧伯纳戏剧的研究。 他利用武汉大学丰富的藏书阅读18世纪以来莎评家莎学论著，参与吴宓受正中书局委托编译《学原》的工作。 吴宓和顾绶昌同时在四川大学上课，是武汉大学外语系的同事，仅记载在《莎士比亚全集》第10卷，吴宓和顾绶昌记载的交往就近40次，其中不仅有教学工作、人事、学问、读书、人际、家庭的看法和宴会经过反右和文革的灾难，顾绶昌在中山大学开设了莎士比亚课程。 1970年从中山大学调往广州外国语学院，承担汉英词典编写、文献资料翻译等任务。 1980年顾绶昌恢复教授职务，他讲授莎士比亚的主题，介绍国外莎剧研究传统，并暂时放弃他擅长的莎剧版本学研究，重点讲授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 然后开始写《牛津双解袖珍词典》。 这时，顾绶昌恢复了学术青春，恢复了莎士比亚的研究。 《吴宓日记》 1982年第1期发表了《泛论对莎士比亚的探讨途径》。 该文在中世纪英语向近代英语转变的过程中，相当深入地探讨了莎作品中的语言性质、语音、拼法、语法、词汇等特殊用法，“[3]”

四.莎剧翻译、语言与版本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国内莎学还不够繁荣的情况下，顾绶昌相继发表了三篇论文介绍莎剧版本研究的沿革，并对莎作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顾绶昌被奉为右派，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们才看到他的莎学研究文章。 他的莎学研究经历，可以说是那一代莎学研究者的典型写照。 顾绶昌特别关注莎剧版本的选择，他说：“翻译莎剧，对版本和艺术缺乏基本的了解，不能把工作做好……选择版本的问题，在莎剧翻译工作中也是一个先决问题。” [4]要做好萨沙的翻译，应从语言和基本的萨沙知识入手。 如果只注意语言问题，无视基本的萨沙知识，就无法对莎士比亚有深刻的理解。 翻译莎士比亚的许多译者只注意莎士比亚的《无韵诗》在译文中的表达方式，而对基本的萨沙知识如“版本”问题则很少注意。 顾绶昌认为，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 “伊丽莎白时代的口语是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的语法特点之一是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一种词类，任何一种词类上。 那个时代的英语拼写，完全不确定……正因为莎士比亚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口语，用那个时代人们的语言写的，所以我们在翻译莎士比亚时，首先要用最生动、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最广泛的语言来翻译他我认为应该想办法在汉译英中把他塑造成最伟大的人民剧诗人……对于原文中的俗语、双关语、戏谑语、猥亵语等，都要尽量保存。” 相比之下，梁实秋译的莎文字显得干燥枯燥，所有句子都通顺，加起来整段不像舞台上的对话。 朱生豪译看起来很清楚。 缺点是喜欢重构原语，损益原文。 优美的段落中，过于夸张，误译较多，译文中往往夹有不必要的诠译。 曹未风的译文文字过硬，语病和错误多，对译文没有加任何注释，使用的参考书似乎也最少，工作做得最潦草。 因此，有可能引起某种误解。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仅在于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与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历史语境密不可分。 因为，文学翻译“不仅是在‘等值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语言形式的嬗变，也是将语言符号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翻译活动”。 [5]我认为区绶昌的批评非常中肯。 他不仅明确指出了萨沙版本选择在翻译中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 顾绶昌的批评非常中肯，上述翻译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他指出的问题。

顾绶昌说，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莎剧保存了大量的经典和生动的语言，所以研究莎士比亚的语言是我们研究的基础，莎士比亚的语言是继中世纪英语之后，早期现代英语的先锋语言，《 在研究莎剧中的语言、语法、英语拼法、发音、古字体学的同时，还应研究莎剧为什么多数段落采用无韵诗形式，少数段落采用散文形式，为什么早期莎剧无韵诗多为双行骈韵体，晚期莎剧少。 伊丽莎白时代的口语是那个时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的语法特点之一就是几乎可以用在任何一种词类上。 那个时代的英语拼写完全没有定下来……正因为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口语，用那个时代人们的语言写作，顾绶昌在翻译莎士比亚时，首先、最生动、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应该考虑是否要成为最伟大的人民剧诗人……对于原文中的俗语、双关语、笑话、猥亵词等，应该尽量加以保存。 其实，民国三十七年前，顾绶昌老师用英语发表了《外国文学研究》。 [6]在《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语言的研究中，哈姆雷特给欧菲莉亚的情书中写道：“给那个天仙化人的，我灵魂的偶像，最鲜艳的欧菲莉亚——，是一个恶劣的句子。 《现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女权主义研究的深入，认为《对〈哈姆莱特〉段落的新评论》具有“对女性的厌恶、怨恨、误解、不信任，以及希望她们永远处于附属地位”的强烈的“厌女意识” [7]并从词汇学的角度，结合同类词汇在其他莎剧中的运用，仔细识别“艳丽”beautified这个词，从莎氏的意图、时代环境、语言发展、马洛对莎氏的攻击等角度进行详细分析在得到与上下文相关的创作思想的伊丽莎白时代，这个单词经常出现在信中，但欧菲莉亚的父亲波洛涅斯对哈姆雷特这样说表示了异常的厌恶和愤怒。 在这部剧中，莎士比亚强烈谴责波罗奈兹的是，罗伯特格林用《哈姆莱特》诅咒莎士比亚是回应了对自己“暴发户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饰自己”的攻击。 这也是反击格林这个贫穷而且辛辣的剧作家的中伤行为。 这充分表明莎士比亚从社会生活中吸取民间语言，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20世纪50年代，关于以何种文体、形式翻译莎伦存在争议。 在翻译形式上，朱文振曾认为，莎剧翻译应体现原作的“非现代”特征。 翻译莎剧是元曲的形式，主要以韵文的方式来应对莎剧中所谓“诗境”高的台词，叙述的其余部分采用“散白”的译文，译文最终呈现出“元明《杂剧》中的“曲”。 “非现代京腔的散白可以仿京剧散白中原声中的原腔道出”。 朱文振曾设想“仿戏曲体翻译莎剧”，着手翻译的六部莎氏历史剧和其他莎剧片断，在文革中丢失后只留下了一些残稿。 比如，0755-7900、《哈姆莱特》、《千悔得一智》中的“大户”要挺起心来，不能掉以轻心……小心翼翼地走进门庭，看家肯定有狗； 小心，在商量的基础上帮忙……”、“给人一种不礼貌的印象，实在谈不上风雅。 淑女走路。 我在一边，哑口无言。 感叹一生没有幸福而享受这份喜悦……置身阳光下免受悲伤……”、“眼蒙胧，只等醒来，风吹，蜡烛残，油干，黑不多泪，背上无力，肩膀满满的也就是说，在语言符号的表层之下，隐藏着很多深刻的印象。 两者可能不完全对等。 因为“意象与一般语言符号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意象比一般语言符号更能体现文化历史的积淀性”。 [9]这显然需要在翻译中注意源语与宾语、形象与文化之间的双重或多重转换。 顾绶昌强调，将莎剧中无韵诗分为“诗境高”和“平铺直叙”两部分，前者译为韵文，后者译为散白是不妥当的。 无韵诗不是散文，但不能用韵文和散白割裂。 硬区别的话，就不是没有韵的诗了。 莎剧中无韵诗的结构变化多端、一成不变，与所谓的“十二字中国无韵诗”大相径庭。 如果以韵文形式把莎剧翻译成元明杂剧的曲调，再借用中国读者熟悉的风俗习惯、史实神话改编的风俗习惯、史实神话，莎剧也会被淹没，过于中国化。 莎剧是诗剧，译文不仅要关注诗的形式和意境，更应关注诗剧的戏剧性因素。 顾绶昌说：“译诗，得神韵，至音调旋律，亦有次重要者。 顾绶昌对莎学研究表示：“通过对整个伊丽莎白朝剧的探讨，借助这个时代在语言阅读、拼法、词义、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推动莎学的继续向前发展……西方学者不愿认真研究伊丽莎白的社会时代背景，而是对人文主义的[10]因此引起了其莎学研究和批评的局限性，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我国莎学研究充分发挥了其研究优势，为世界莎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结语

顾绶昌是一位真正的莎学研究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见证了民族的危亡与复兴，对国家命运、个人封锁、学术研究的甘苦印象极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莎士比亚研究，祝愿莎学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 他是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直到晚年，每当在广播电视上看到或听到《亨利五世》等抗日战争爱国歌曲时，他的眼里总是充满泪水。 顾绶昌晚年译注《理查三世》，其译文归纳了厘定注释、各家莎评、版本异文考释、训诂释疑、舞台演出的细节，译文也经过反复修订，但在“文革”期间，这几部经过多年心血完成的手稿最终得以抄写[11]晚年的顾绶昌希望今后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加强学科建设的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前人留下的宝贵研究资料，移植莎剧，需要对莎剧有相当深的了解。 一场演出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安排、情节安排巧妙、诗意语言表达、舞台效果、删节等，都要全面关怀，发挥自己的文化、戏剧优点，借鉴国内外莎学研究成果，为不同于西方学者的中国莎学研究作出新贡献今天，在隆重纪念伟大文学家、戏剧家莎士比亚、汤普森逝世400周年的日子里，当我们看到中国莎学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时，我们的不懈努力可以慰藉顾绶昌等莎学研究先贤。

参考文献：

[1]顾绶昌：《往事的愿望——我平凡的一生》，北京图书馆《亨利六世》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松花江上》 305。 在记述其生平和学术研究历史的文章中，顾绶昌于1947、1949年的《哈姆雷特》载有《A New Comment on a Passage in Hamlet》和《文献》 (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1947年

[2]顾绶昌：《买书》，《学原》，吴宓主编：见《文学副刊》。 吴宓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从事主编《论莎士比亚近代版本》《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团结了一批学者。 顾绶昌也曾任教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与吴宓关系甚密，时不时手拉手将吴宓送上渡船。

[3]顾绶昌：见《关于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学原》 1:16—28。

[4]顾绶昌：见《谈莎士比亚的翻译》，《武汉日报》 3:9—11。 顾绶昌首先提到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选择问题，指出了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各自的莎剧翻译有待改进的地方。

[5]朱安博，朱凌云.译本学之名与实[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5 .

[6]对顾绶昌. 《武汉日报》段的新评论[J] .胡鹏，译.中国莎士比亚研究通讯，2016:43—44 .

[7]袁宪军.哈姆雷特的批评轨迹[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4—71

[8]顾绶昌.评莎剧《哈姆雷特》三种翻译[J] .翻译通报，1951:54—58 .

[9]仇蓓玲.莎士比亚戏剧文本意象的汉译[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96—100 .

[10]朱文振：《论莎士比亚的翻译——莎剧的翻译范例》，见《外国文学研究》 1:14—15。 朱文振把莎剧翻译成《元曲》，尽管没有得到孙大雨、顾绶昌的赞成，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元曲形式翻译了六部莎剧。 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朱生豪翻译的《翻译通报》，但没有朱文振译介。 朱生豪用白话文翻译，朱文振用戏曲体翻译，文体不同，体式迥异。 但朱文振译稿在文革中丢失后只剩下一些残稿。 朱文振：《仿戏曲体译几个片断》，见《哈姆莱特》 3:46—50。 这种模仿“元曲”和戏曲体，回归古典的翻译方式，普遍使用现代白话，认为现代新诗在普及的基础上，不受读者欢迎，也很难得到其他译者的认同。 当时，朱文振曾构想将自己主张翻译的文字收入其亲哥哥译《翻译通报》，但在朱生豪的儿子朱尚刚老师看来，将这种论述文句散文翻译不理想的论文作为散文体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附记”是不妥当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到元曲体和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文，表示“体型太不一样了，理论界有‘文学大众化’的主张”，最终朱文振没有接受朱生豪译莎剧全集的翻译工作。

[11]顾浚哲：《想念父亲的足迹——父亲顾绶昌》，顾鑫： 《外语教学》，2014:26。

[12]顾绶昌：见《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2:10—15。 顾绶昌：《莎士比亚的版本问题》《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1:62—67。 顾绶昌随后在给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的信中多次谈到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版本问题，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顾绶昌：见《会员信摘》，《思华年——中山大学外语人的故事》 1:15。

来源：文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