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包括|经济周期初探：经济危机的原理与政策

凯恩斯短期商业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财政政策包括，在经济学早期，经济学家没有研究经济周期，他们也认为不存在经济周期。

古典经济学是典型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学具有自我平衡的能力，即产出、消费和收入自动平衡，因此不存在经济周期。然而，自从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以来，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财政政策包括，无论是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直到 1929 年大萧条之后，经济学家不得不放弃非周期性假设，开始寻找内在原因的经济周期。

凯恩斯是研究经济周期最成功的经济学家，因此学术界将短期经济周期称为凯恩斯经济周期。凯恩斯的解释是放弃古典经济学中产出、消费和收入自动均衡的假设。他认为，短期内存在不平衡，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从而发生经济危机或过热，这种不平衡运动形成经济循环。相应地，拯救市场的方法就是控制总需求，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需求不足时，刺激总需求；当需求过热时，总需求就会受到抑制。在这个机制中，财政部和央行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部门。后来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理论数学化，建立了IS-LM模型来解释总供求平衡的波动和政策的影响。

IS-LM模型

凯恩斯对商业周期的研究是成功的。迄今为止，全球宏观经济管理和应对经济危机的基本框架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理论，主要依靠财政部和央行采取财政或/和货币政策。

但是，凯恩斯主义只适用于短期的经济波动，不能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管理方法。直到上个世纪的大滞胀之后，人们才明白这一教训。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后，各国都严重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经济不景气时释放货币，经济管理问题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货币供应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不需要工作，只是寄钱来确保经济增长？怎么会这么便宜。

然而，疫情后的美国却忘记了这个教训，疯狂寄钱，大量美国人失业，领取的津贴高于工资，以至于当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时，美国人不愿工作 。因此，美国和欧美国家出现了几十年一遇的高通胀。早在大滞胀时期，弗里德曼就将这一教训总结为货币主义，认为简单地释放货币只会转化为通胀压力。美联储在20年的疫情中犯了错误，注定要面对当前的滞胀，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加息和缩表的幅度超出预期。

欧美通胀创40年新高

如何从根本上应对经济周期？这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端改变，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货币主义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出经济增长由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驱动的学说。这一学说后来被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和中国邓小平采用，推动经济改革开放、产业升级、减少监管，特别是国有化，鼓励创新创业。最终，世界摆脱了大滞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迎来了繁荣。其背后，以美国为首，以硅谷为中心的国家，

日本的新形势和资产负债表衰退

凯恩斯理论适用于短期的经济波动，但不能解释长期的经济衰退，因为凯恩斯理论的IS-LM模型可以推断出政策可以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但在日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效果不佳，经济衰退了30年，出现了新的局面。

对此，经济学家顾超明通过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解释了凯恩斯主义为何在日本失败，同时给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新方法。顾朝明并不否认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即经济周期是由供需失衡来解释的。不同之处在于政策失败的原因。顾超铭认为，当经济危机冲击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时，无论是基于心理还是现实的债务压力，人们变得保守，不再有动物精神，决策目标从激进的利润转变最大化到保守的债务最小化。整个社会进入了无欲无求的“丧时代”，变得非常佛系。在这种情况下，再低的利率，人们都舍不得借；财政补贴再大，老百姓都舍不得消费。真的比死还难过。

因此，顾超明的解释更加微观，从人们的心理变化和决策机制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也合理地解释了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失败的原因。而且，由于资产负债表修复时间很长，解释日本 30 年的衰退也是有道理的。

相应地，在顾超明给出的政策建议中，企业和家庭债务的重组和转移是关键。量化宽松政策的本质是央行承接有毒资产，从而转移企业和家庭负债，帮助企业稳定资产负债表。最重要的是稳定资产价格。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央行不仅降息，还买进了债券、股票、房价。央行扩大资产负债表已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在 2008 年金融海啸和 20 年疫情之后，美联储采取了扩大资产负债表的量化宽松政策。

美联储在 2008 年和 20 年迅速扩大资产负债表以应对金融危机

顾朝明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资产负债表和决策理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危机更为准确。对此，投资巨头达里奥也开发了债务周期模型。达利欧认为，经济周期的本质是债务周期。顾超明的理论着重说明，资产负债表的损害导致企业决策机制的变化，不仅导致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而且导致长期衰退。但是，显然，还需要解释债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如何影响整个商业周期，而不仅仅是经济衰退。

显然，正如在达利欧的研究中一样，债务本身也是商业周期的衍生品，它会周期性地变化。债务是经济周期的产物，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供需失衡必然导致债务风险。更关键的是对债务的理解，以了解债务对经济周期的作用。

债务不仅是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变量，也是法律的变量。债务在法律上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债务和资产往往不对称变化。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在动物精神的支配下，人们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会使债务失控；经济衰退时，资产价格暴跌，资产缩水，但债务并没有对称下降，导致资产负债率（清算）爆炸式增长，导致资产负债表受损，资产负债表衰退。债务和资产的不对称增长，加上债务的法律强制，导致清算后很少有微观主体能够承受，被迫破产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广泛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日本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是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的后遗症，是日本全国房地产和股票炒作的结果。当时，房价和股价暴跌后，许多公司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上已经严重破产和资不抵债。但是，他们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具有竞争力并且可以继续赚钱。这与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的典型破产有很大不同。因此，日本企业可以采取尽量减少债务的策略来继续自救，而央行通过量化宽松转移债务是有道理的，否则不如直接让他们破产。

回首过去，日本经济衰退30年，损失30年，这似乎是一种遗憾。但最终，企业的竞争力仍然保持，可以依靠自己的经营来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这真是太幸运了。毕竟出来了就得还钱！当年的资产泡沫多么美好，日后修复资产负债表将多么痛苦。

因此，从对经济危机更根本的认识和管理来看，央行不能坐等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来扩表救市，而是控制债务总额增长，遏制资产价格泡沫。一种前瞻性的方式。这是我国在供给侧改革中提出“去杠杆”和“住不炒”的政策依据。根据达利欧的研究，如果宏观杠杆率超过300%，势必会发生经济危机。

因此，应对经济危机或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不能单靠财政部和央行。我们需要一支高效、全面的经济管理队伍。在危机时期能够稳定资产价格的央行，除了保持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必须有适当的审慎理财部门来控制债务增长和资产价格泡沫；同时，产业政策也要有所作为，从供给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

对此，毫无疑问，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当前最好的经济政策。

本文作者曾任广深阳光私募基金战略总监，从事资本市场专业投资十余年。关注我，你可以学到更多专业的投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