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江西省婺源县中云镇学生最多的一个农村教学点,虽然只有14个学生。离县城30多公里,只提供一到三个档次。
记者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普通的农村教学点,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人丁兴旺”,而是因为一段网上视频:三年来,14名小学生的家长轮流为学校41岁的女教师张巧英做午饭,桌上的菜肴丰富。
山村小学这是套路还是意外?记者联系了当地教育部门。原来,在婺源县中云镇,罗田坞村的张巧英和她的小学员们,是一个农村神话。每学期结束时,学生的成绩在周边四个自然村的村小学中始终名列前茅,甚至在全镇所有小学中名列前三。
罗田坞村越来越多的村民不再迷信城市学校,把村小学作为孩子上学的首选。父母认可这个女老师,给她做饭越来越起劲。
我听过也看过太多小村庄衰落,学生流失的故事。这种向后流动的学校和和谐的家校关系,似乎是一种另类。但是,张巧英看着这一切,却是司空见惯。“如果你现在在农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你根本呆不下去。”她的话透露出农村教育中一些被忽视的良性变化。
“过来看看吧。我们这里的学校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顺着张巧英的倡议,记者在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周来到了她的学校。
武罗村的小模样。杨淑媛
\”老师今天打算去谁家吃饭?\”
张巧英总是罗田坞小学最后一个吃午饭的人。
饭前准备从早上第三节课后开始。她从教室冲到办公室,很快舀了4碗米饭,放在锅里蒸,一节课就这样。四碗米饭,刚好是其他村六个同学的饭量,不会浪费自己父母送的新米。
中午11点半,该下课了。张巧英开始把饭菜分到了孩子们的碗里。她确切地知道每个孩子是吃一勺还是两勺。晚饭时间,爷爷奶奶鱼贯进教室给孩子们端来热菜,赶紧上了电动车走了。孩子的饭盒里有一些好菜,比如刀豆炒肉、胡萝卜鸡蛋、红烧鸡腿、清蒸鱼。
十月初是当地水稻收获的农忙季节。张巧英特别批准,这几周孩子早上可以带干粮和牛奶上学。“这几天家里恐怕不能给学生做早饭了。”张巧英说。
带干粮去学校,会更热闹。一个二年级的男生拿了一个玉米去学校吃早饭,然后放进书包里,忘记吃了。午饭后,孩子悄悄把凉玉米拿出来当零食。张巧英发现了,跑去帮孩子重新热玉米。
张巧英正在给外村的学生蒸米饭。杨淑媛
实际上,罗田屋小学只有村里的学生。中午,学生们只需走几百米就能回家吃饭。2000年初,邻村的学生来到小学,他们的午餐成了问题。去年邻村学生的午饭由村里一位老人解决,每个学生交500元一学期。这学期,老人们不想干了,家长们已经恢复了中午给孩子送饭。
张巧英在教室里照顾好孩子们的饭菜后,就动身去学生家里吃饭了。当天中午,记者跟随张巧英来到距离小学200米外的一个学生家中。这个家庭的两个兄弟的孩子在她的班上学习。
给张巧英做过饭的父母都知道,她的饭量“有大有小”:如果做好饭打包到学校,张巧英会一口气吃完饭,饭盒见底;但是到了她去学生家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拿着面前这碗白米饭动筷子动的最多,偶尔会挑一些筷子尖上的菜吃。
那天各种菜都是色香味俱全,油亮亮的,一整张圆桌都是以肉菜为主角,蔬菜成了点缀。第一轮只招待了张巧英和家里的几个孩子,大人们端着碗站着吃饭。张巧英彬彬有礼,含蓄内敛。她一直给孩子们端菜,不怎么吃菜。从学生家里出来后,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现在肉价很贵,他们也不容易。”
2018年9月1日,张巧英第一天来到罗田坞小学,山路转了七圈。她开了近一个小时的电动车。
因为那天她的车兜里装满了新书,所以没有带电饭煲。她中午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一盒方便面。正好学生家长看到了,就把她拖回家吃饭。但是,张巧英不得不跟着。后来村里的父母一聚,张老师每天中午的午饭就干脆被他们挨家挨户承包了,做饭顺序根据各家离学校的远近轮流做。
过了一两个月,其他村的学生家长看到罗田屋村依次热起来,也主动提出加入。但尝试了一两次后,张巧英发现,当她回到学校时,大部分学生已经在教室里打架了。为了照顾及时吃午饭的学生,她央求其他村的家长带着孩子来送饭。
最起劲的是孩子们,他们最清楚明天该谁家张巧英吃饭。前一天晚上,他们会回家向大人们郑重宣布“老师明天回家吃饭。”第二天中午,那家的孩子会耐心等待张巧英把留在教室的孩子的饭菜弄好,然后一起领她回家。
张巧英还问孩子们为什么喜欢自己去他们家吃饭。有趣又真实的回答:因为老师回家的那天饭菜会特别好。
张巧英在学生家吃饭。杨淑媛
“这个村子的老师很难当”
三年前,张巧英刚刚来到罗田坞小学任教。总有人提醒我:“这个村的老师不好。”问原因,对方遮遮掩掩。
两年前在罗田坞小学任教的一位老师,最近来问张巧英:“你是怎么做到的?”在老教师眼里,罗田坞村的村民大多对老师很挑剔。因为上课他爸妈不满意,中午做饭的电饭煲就插上电源藏起来了。
这些村民“挑剔”乡村教师的故事,也在饭桌上的闲聊中得到了印证。当天,记者跟随张巧英到一个学生家吃饭。学生奶奶说起老村的另一个老师,连连摆手,说,那个老师不行。应该是下午四点下课,他三点半放学。有时候,一整节文化课都带着学生在外面的山谷地里跑来跑去。后来,父母
们的怨言越来越多,也有人跑去教育部门告状。
其实3年前刚到罗田坞时,张巧英也是这个低谷的亲历者。第一年来报名的学生只有3人了。
罗田坞小学位于村落中央,小学在村庄中央的选址,在当地并不多见,因为这个小学的是由村子的祠堂改建来的。看上去比周边的村小都要崭新一些,因为这几年村民集体出资把学校修修补补了好几次。前两年,村里人筹集了1万多元,粉刷了学校墙壁、修建排积水的水沟。
张巧英为学生煮饭以后,村民小组提出了要替学校付电费。“其实村里人越是对学校、对教育上心,老师的压力也就越大。”张巧英说。
第一年9月开学时,张巧英下午第一节课上课时余光一瞥,总能看到几位学生家长在教室外的竹竿上晾衣服。起先,她好奇为什么都要跑到学校附近晾晒,这样的次数多了,张巧英明白过来了其实家长们也是因为不放心,用晒被子来掩护自己在观察或者说是检查她上课。又过了一两个月,张巧英发现窗户外晒被子的家长越来越少,直到教室外的竹竿一整天都是空空的。另一种说法开始在村里流传:这位新来的张老师挺不错的,明年开学可以把孩子送去小学里试试。
早读课张巧英在给孩子们默写。 杨书源 摄
村小的退休老教师汪培七常在学校晒谷场前晒谷子、找张巧英聊天。从1979年到2008年,他在这所村小教了近30年书。他经历过这所学校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鼎盛时期,3位老师要给村里100多名学生上课,也经历了2000年初学生流失,一下只剩下了四五名学生。
他也从村民口中知道,自他以后的几位老师都不太如人意,学生流失太快,甚至有说法罗田坞小学这个教学点可能要停办了。汪培七赶紧跑去镇上负责教育口的领导那儿要求给学校换老师。他说:“小学肯定不能取消,自从有了这个村子,它就在那里了。”
原本村民们物色的老师是本村一位有编制的老教师,而他向村民解释:有编制的老师是很难跑到像教学点这样的小地方来的,但我可以介绍一位有责任心老师过来。
这位老师就是他的老同事张巧英。张巧英教书的第二年学生数从3个变成了7个,今年成了14个。这是10年里罗田坞小学学生数目的最高纪录。用汪培七的话说,“罗田坞小学的元气回来了。”
“来之前,我在这个村一个人也不认识,现在我也就只认识14个学生和家长,没时间去村里交际啊。我一进来就没出去过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他们。”张巧英说话间,又有几位孩子拿着作业本来询问了。
“你们如果乖,就奖励你们体育课。”
国庆放假后的第一周,张巧英的嗓子彻底哑了。这是预料之中的生理警报,每天8节课,3个年级轮番上,除了吃饭时间,她的声带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吊着嘶喊。原本国庆嗓子有了好转,一回课堂,又哑了。
张巧英身高不足1米5,用她的话说常年穿高跟鞋,这样手才能勉强够到黑板上延。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高跟鞋,而是一双内增高四五厘米的运动鞋。要不是张巧英开口时抑扬顿挫、平翘略还有些模糊的普通话,她和当地普通的农妇并无二致:待人接物礼貌客气拘谨,但少有书卷气。
罗田坞小学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张巧英一般上午会给两个年级上数学,另一年级上语文;下午各个年级就会互相交换科目种类,“如果所有孩子一上午都上语文,他们就容易在轮到别的年级讲课时走神,如果一上午都上数学,老师自己的精力又顾不过来。”
“9月开学后,一年级上来了6个新学生,张巧英实在是有点顾不过来了。这些新生里还有3个是从隔壁幼儿园跳级来的学龄前孩子。
学生越来越多,老师能不能也增加一个呢?这在张巧英的教学点来说尚有困难。“教学点的师生比例大概是1:20,如果明年学校能增加10多个学生,老师才有可能增加一个名额。”负责罗田坞小学日常教学管理的中云镇中心小学校长周德根说。
最小的学生显然还没进入状态,课本上的习题中一旦有不认识的汉字或者遇到了一点小状况,他们就会跑到讲台上不断大喊“老师”。有时最小的女孩辫子快要散架了,她还要蹲下来给她们梳头。
一年级的孩子刚做完练习题消停一会儿,二年级正在用三角板写作业的几个孩子好像又遇到了一道难解的课后习题。她刚在黑板上演示了一半,三年级的孩子又已经做完了语文练习册开始交头接耳了。
“一个教室3个年级的孩子在一起呆8小时,你总要给她们一些兴奋点。”张巧英会允诺学生们,如果连续几天全班课都表现好,她就会带领他们上体育课、音乐课。自从9月开学后,张巧英只给孩子们上过两次体育课。
以前3个年级的孩子一起上体育课,高年级跑跳时力气大,总是容易撞到低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毫无征兆地嚎啕大哭,一节课下来哭声震天。后来她只好在上体育课时取消了互动强的游戏,只留下了跳绳、仰卧起坐、呼啦圈这些“安全”的项目。
“你们如果都乖,我就奖励你们体育课。”这是张巧英一天要说好几遍的话。
罗田坞小学下课没有电子下课铃,而是吹哨子。原本是由张巧英自己吹,后来她发现,孩子们对于吹哨子都很有兴趣。她就宣布,前一天谁的课堂表现最好,后一天的哨子就由谁来吹。
“一个老师兼顾那么多门课肯定是太难了,我就要求自己一定要把考试的科目语文和数学给抓好。”张巧英解释。“每天都感觉整个人被扒了一层皮,但是睡一觉第二天好像又好了一些。”张巧英说这话时是傍晚6点,她开电动车近一个小时回到了自己小镇边缘简陋的农民房里。
这是10多年前她东拼西凑花了将近30万元买下的两栋楼。楼下是爱人的农用车修理铺,楼上就是一家人住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还要做饭、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儿子功课。但是好歹她终于能脱下自己的“高跟鞋”,让脚和嗓子松快一会儿了。
张巧英在辅导学生功课。 杨书源 摄
“她从来不要求我们像城里家长那样”
16时是罗田坞小学放学的时间,每到这时学校门口晒谷场就开始三三两两出现骑着电动车、摩托车转圈的家长,但是他们都自觉不进虚掩着的校门。这是家长们的默契,他们都知道张巧英几乎很少准点下课,因为老师想给孩子们多辅导一会儿作业。来接孩子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面的城市打工,常活跃在班级微信群里。
这学期开学第二天,二年级学生吴梓睿的奶奶程春英给张巧英送来了一根自制的“教棍”,都是她在附近山上就地取材。刚开始,张巧英不敢接受,毕竟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老师体罚学生。程春英和她打趣:“没关系的,只要不打到头就可以了。”
实际上,她送教棍来是因为感觉那几天孙子在家很出格,她就担心起了张巧英。拿孙子不好办,就想到了给老师“授权”。张巧英还是收下了这个教棍,每当吴梓睿在课堂上捣乱时,她就拿教棍在他课桌上用力抽一下,以示震慑。
她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在这些爷爷奶奶中的权威,有时候无意间说的一句话,都会成为他们的教育指南。
去学生家吃饭时,家长们对孩子的在校表现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会在饭桌上核对一下今天的作业清单,以免孩子偷懒漏报。
一次单元测试后,张巧英告诉一个男生,他本来的优势学科数学最近不如另一个学生了。这段教室里的闲聊被孩子的奶奶听到了,回家后让这个男孩面壁思过2个小时。
而在村小读书,其实对一些家长来说也并不是无奈的选择。如果孩子早早送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读书就只能寄宿,还不如在村小读书,每天回家有人照看作业。
为了陪伴孩子,每年都有两三位从外面城市回巢到县城工作的家长。“三年级是关键时期,家长最好是陪在身边。”学校门口坐在摩托车上候着孩子放学的一位爸爸说得头头是道。
收到了自己曾经在温州工作过的一家工厂征集熟练工得消息,三年级学生方鸿斌的妈妈何莉最近陷入了又一次艰难的抉择:究竟该不该再度离家务工。这几年她几乎每年都会留出好几个月在家附近上班,牺牲一部分工资就是为了陪伴两个孩子。
3年前刚送儿子来村小读书时,她将信将疑,做好了随时给孩子转学的准备。但意外的是孩子不仅成绩没落下,从每次统考成绩来看甚至比县城孩子学得还要好。
疫情时学校上网课,每天8点开课,张巧英提前15分钟就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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