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编年史| 1995年：“刁民”的开始

编者按：从1978年到2018年，是我们在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是我们以不同角色生活过的现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自信满满；我们感到沮丧和沮丧。但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步入了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契机，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让我们回望历史深处，记录利弊得失，权衡利弊，评价利弊，分析得失，从而探寻隐藏在表象之下，影响国运的变革力量。

与这场持续了40年的巨变相比，40篇细节混杂的文章实在难以再现全貌，甚至配不上这段史无前例的历史。然而，没有涓涓细流，历史的长河怎么可能汹涌澎湃？哪怕是恢复一些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推动改革再上新台阶。

刘/文

一个

1995年3月25日，北京龙符商厦迎来了一位令人头疼的客户——王海，一个——22岁的青岛小伙子。

龙大厦是北京第一家使用中央空调和自动扶梯的购物中心。90年代被称为北京商业“四大金刚”之一，是国内贸易部指定的“中华老字号”、“中国名店”。

在龙符大厦二楼的电信商场里，当王海的目光扫过标价85元包装精美的日本索尼耳机时，发现耳机的夹缝处有一个小毛刺。面对如此明显的瑕疵，和往常一样，王海早就转身不理了。他买东西一向很挑剔，力求完美。不过这一次，王海让售货员把耳机从柜台里拿出来，仔细看了看。他越看越觉得是假的，但又不完全确定。

买还是不买，王海犹豫了。万一是正品，买回这么劣质的东西就亏了。如果是假货，他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两倍赔偿。

上个月，王海陪表弟去北京参加考试。他无事可做。有一天，他在书店翻到一本新的《消法》。正在函授学习法律的王海发现了新《消法》的特别之处。3354多年来，我国民法的赔偿原则一直是一赔一，而新《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双倍赔偿。接着，他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打假有奖”的节目中看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呼吁消费者利用《消法》第49条向打假人索赔。

将近半个小时后，他下定决心，拿出170元买了两双。他安慰自己说，没关系，反正也就100多块钱。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申领假，他觉得应该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接下来，他先去了消协。消协回复说，要找消协投诉，得先去技术监督局做商品鉴定。技术监督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要把耳机送到索尼去验证真伪，一般要三个月才能出结果。王海要了索尼在北京的办公室地址，决定自己做鉴定。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想干什么。

索尼北京办公室确认王海手里的两个耳机是假冒产品，因为索尼的耳机没有这个型号。但对方拒绝给个人出具书面证明。

到目前为止，王海这两天的费用，包括住宿、吃饭、交通，一共花了200多元。即使170元得到了双倍赔偿，他还是输了。

于是，王海动员他的表弟大刚去龙符大厦买了10副假索尼耳机。他本打算和堂哥单独去工商局投诉，但堂哥不好意思，怕笑话，不肯一个人去。

3月28日，王海在表哥依依不舍的陪同下，带着12副耳机和购物发票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按照新《消法》赔偿。一个月后，东城区工商局告知王海，该诉求不属于t公司的行政管辖范围

王海不肯让步，事情陷入僵局。第一枪打得并不顺利，但王海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二

5月1日，王海回到了青岛老家。他是家里老大，小时候练过散打，但他谦虚地说：“功夫一般。”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在青岛郊区办了一家树脂雕塑厂，产品大部分销往韩国。1998年，韩国发生了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厂，导致工厂关闭。

1989年中学毕业后，王海帮家里的工厂打理生意。生意往来中的各种纠纷让他觉得有必要学习法律。自1992年以来，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

王海是一个内向的人，甚至有些害羞，思维和行为都很理性。

1995年在青岛的几个月里，他整天都在考虑向龙符大厦索赔。《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日常消费需要的消费”受《消法》保护。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消费者有权监督”。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双倍赔偿”。那么商家卖假货算不算欺诈？日常消费有哪些需求，消费者如何行使监督权？如果知道买了假货再举报，算不算监管？可以要求双倍赔偿吗？新《消法》在这些问题上含糊其辞，这些含糊不清使得虚假购买的索赔从一开始就面临巨大的争议。

很快，《中国消费者报》记者了解到了王海的说法，并与王海取得了联系。《中国消费者报》年8月4日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刁民？聪明的消费者？》的报道，讨论了王海的索赔问题。

NPC法工委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珊支持王海：“现在假货横行，所以在起草《消法》的时候，鼓励消费者与假货作斗争。设置双倍赔偿条款，就是让消费者买假货发大财。这个消费者非常聪明勇敢，应该被评为95年最聪明的消费者。”

报道出来后，《中国消费者报》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