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学到书院——浅谈乐清古代教育的师德传承，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

韩愈《师说》说：“老师，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把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教师不仅是教书的教师，也是传道授业的教师。“每一种学习方式，严老师都很难。要严格，然后尊重；敬，然后民知尊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师的尊严”。

又是一个教师节。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及时追忆乐清古代教育中教师教书育人的往事，串联千年古县师德传承。

古代的学者会有老师

在古代，教师这个职业很早就出现了。但当时的老师是什么样的，风度如何，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后人很难考证。

相传在尧帝和统治时期，齐被任命为“司徒”。“司徒”这个称呼后来演变成了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也就是现在的老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当时因为“民不聊生，品味低俗”，3354的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人来管。怎么会？当时说的是——“尊重五大宗教”。

“尊奉五教”是中国教育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首先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育”。“五育”是针对五种主要社会人际关系的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德”是自然，既是人性，也是自然规律。

顺应人性才能构建社会伦理基础，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构建社会道德规范，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老少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可知，中国教育的源头是育人，而不是传授知识。古代先贤认为，只有教育学生认识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其次，“尊重”和“适用”这两个词也值得回味。“尊重”是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以德治学，常怀恭敬之心”。“敬”的反义词是“老板”，表示随意、放任、不负责任，即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福”就是传播、扩散的意思。教师要传道授业解惑，既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又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爱他人、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个标准，尧舜最终选择了齐为司徒，担负起了教化民众的重任。齐是商朝的始祖，曾经帮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大的才能。但作为老师，仅仅高人一等是不够的。关于齐国，《列女传》说“齐国天性聪慧仁厚，能育其教，名为其卒所夺”。可见，齐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了洪水，而是因为他“教育了他”，为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被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铭记。齐的秉性是“聪明仁厚”，“聪明”是才华和见识；“仁”是爱，是人品。两人都能担当起育人的重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为人师，为人师表”，或者说“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恐怕这个人是第一个模特esta

春秋时期，又是一个天下动荡纷争的时代，于是百家学者联合起来，开出了乱世的和平药方。其实所有的学者都是专业老师，私下讲课，坐着说话，各自有一班学生跟着。哲学家虽然不是别人任命的老师，但也应该是有说服力、精通育人的教育者。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学生来追随？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保留了很多关于教育和教师的话语。虽然弥足珍贵，但很多经典话语还是被直接引用到了后世的师德标准中。

孔子是古代杰出的教育家，被历代尊为楷模。“孔子不是做官的，是退休修的《诗》 《书》 《礼》 《乐》。其弟子米仲，远道而来，未尝不教。”(《孔子世家》)孔子隐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有想到到处贴广告。于是，他吸引了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向他求教。对此，可以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解释——:“其身正，言其行，身不正，虽言其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你就不能正一点，像正一点吗？”(《论语子路》)教师如果不能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如何教育和影响学生？孔子教导学生“学而不厌，教而不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而不厌，贵在睿智；诲人不倦，任也。有仁有智，主圣。\”在他的学生看来，\”仁智\”是孔子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奉为圣人的主要原因，与前面提到的齐的\”智仁\”一脉相承。是否可以说——“仁智”是中国古代教育家人格和典范风范的最高追求？

何柱《白鹿洞教条》

南宋六年(1179年)，刚被任命为南康军(今江西九江县)都督的大教育家朱决定在庐山东麓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父子有亲。君主有义。情侣不一样。年轻有序。朋友有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做不到，那就问问你自己。”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的倡导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仅保持了数百年的唱功，而且发展成为“天下第一书院”，“代表了近代中国宋学700年的走向”(胡适语)，开启了古代书院近千年的教育传统。朱手书本《白鹿洞教条》，被历代教育家奉为师德信条。比如明代的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夫在学。”

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厚德载物为大志

梅溪书院的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然而，早在王十朋的诗中，就出现过“梅溪书院”之名，他在《和李花》诗小序中说“梅溪书院有李数株”，王十朋这里说的梅溪书院不在县城，而是在他的家乡左原梅溪村。1143年秋天，32岁的王十朋因父丧在家守制，在大井南首建舍，辟馆授徒，此即梅溪学馆，也称梅溪书院。

王十朋在梅溪书院除讲授《春秋》《论语》等六经之外，每月有文章会评。王十朋求学、讲学主张读书人要把立志放在首位，要从小就立下厚德载道的终身大志，人若无志，一辈子随波逐流，他自己一生身体力行。王十朋重视道德的构建和人格的砥砺，跟学生相处如友人，师生道义相交，真诚相待。梅溪书院设有梅溪诗社，师生唱和，学风盛，学法活，名声远播，桃李争芳。梅溪书院内建有八斋(含会趣堂和小成室)。梅溪书院断断续续办了14年，生员除本州县外，还有从台州、安徽、山东等地慕名而来的学子，开创了乐清勤奋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

梅溪书院的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有的中举人，有的中进士，远近闻名。

中行、克己、孝忱、诚信、守礼、戒矜等等，都是孔子提倡的道德行为准则。王十朋是很纯粹的儒者，他办学是要“振仲尼文教之鸣”，首在树人，要求学生做君子，走正道。他警诫学生，不能为了荣华富贵而置人格于不顾。他特别注重君子人格。君子人格就是“正”，为人要“中行”，为学要“正学”，为官要“正大立朝”。

清雍正四年，一个叫唐传鉎的湖广人来任乐清县令。唐传鉎是乐清历史上的著名县令，县志称其“勤敏廉能，百废俱举，有古循吏风”。他在乐清知县任内，浚东乡河兴修水利，捐俸一千二百余两修固城墙，特别是在振兴乐清文教方面做了许多好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改长春道院为梅溪书院和组织重刻《王忠文公文集》。

在唐传鉎改建梅溪书院之前，梅溪书院断断续续经历了宋代的乡村书院、明代的名人祠堂附设书院两个阶段，至此而进入第三个阶段，即规制完整的官办民助县级书院。虽然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梅溪书院规制方面的原始文本，但仍可凭借零星文献资料归纳出它的几个异于前梅溪书院的特点：以官办为主；建立了山长负责制。清代书院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官学的功能，在延请山长和招收生徒上都以科举为指向，梅溪书院亦不例外；书院的三大功能齐全。

梅溪书院在西塔山和箫台山之间落地生根，至咸丰十一年，已历一百三十四年。

同治元年，梅溪书院遭逢了一次大劫难。这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乐清县城，前后达七十多天。太平军“嫌旧城北隅枕山难守，因于太平巷横截中间增砌一城，尽毁巷北栋宇墙垣，取其木石以充是役，役夫三千人。七日而工竣”。太平天国信奉、宣扬拜上帝教，激烈反孔反儒，“见书籍案卷计帐，辄用以拭秽或毁裂而践踏之，甚则投之溷厕”，梅溪书院、校士馆被全毁，芝嶂书院前半被毁，学子们成了一群失巢之鸟。

同治三年，湖南溆浦人舒时熤来任乐清县令，重建了被太平军毁坏的梅溪书院。徐德元在《重建梅溪书院记》中记载了舒时熤重建书院的经过：舒时熤一到乐清，即邀请地方士绅“问政之所宜先”，即什么是当务之急，大家说：“政莫大于教养。为今计，教尤宜急也。”舒时熤深以为是，请大家就书院院舍楹数、资饩之田亩数、租税每年收入、教学安排和重要的规章制度，详细条陈以闻。

在徐德元等地方热心人士的支持下，梅溪书院重建工程很快上马，不数月就顺利完工。

书院里的山长们

从雍正六年以后近一百八十年中，梅溪书院山长中可查到名字的有十三人，其中邑外人士六人。他们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而各有所长。

首任山长徐炯文，长于经学，著有《春秋韵语》《翔云经义》《梅溪王忠文公年谱》和诗集《翔云野啸》等，周长发称“其文光明磊落，绝类王梅溪”。唐传鉎遴选梅溪书院山长，“思得笃实之士，明经义以风多士”，地方人士纷纷推荐徐炯文。徐炯文初任梅溪书院山长时，尚未获岁贡，以“行修经明”而获破格任用。在他担任山长期间，学子争来就学，施元孚即出其门。

曾在梅溪书院就读的高谊后来作《梅溪书院教学记》，他在记中说：“乐清书院之大者，以梅溪为最，其视大荆之应山、白象之金鳌，犹泰山之徂徕也。自清嘉庆以迄光绪之季，百余年间，其院山长聘自他县及邑人士，故皆一时之彦，有名于世，从游之士，院舍恒充塞。”

陈舜咨博学多能，诗赋外尤工书画，著有《茶话轩诗文集》《孤屿志》等,嘉庆二十四年任梅溪书院山长。林启亨《陈春堤先生小传》谓：“晚岁主讲梅溪书院，乐邑名士多在门下。后移席金鳌书院一年，馆象山一年，从游者皆极一时之选。”

张振夔工诗、书、画。道光四年，张振夔二十七岁时，与瑞安鲍作雨任道光《乐清县志》总修。此后曾任常山县学训导、镇海县学教谕。同治三年舒时熤重建梅溪书院后，聘他为山长，同治五年病故于梅溪书院。

蔡保东是徐德元的弟子，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长期家居，以教书和著述终其一生。光绪《乐清县志》说他“文极高古短峭，习诗赋，精六朝绮靡之体，具四杰灵敏之才”，著有《梅阁诗文集》，诗集中收《梅阁诗草》和《长安游草》，另有骈体文《红楼梦后序》。

陈黻宸历任户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两广方言学堂监督、浙江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陈黻宸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清末民初被誉为“浙江大儒”“史学巨子”，与陈虬、宋恕合称“东瓯三先生”，著作甚多。他在中举前后，曾两度任梅溪书院山长，亦曾掌教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杭州养正书塾。马叙伦、许德珩、冯友兰、金毓黻等著名人士出其门下或受其影响。

这六位中，陈舜咨长于古文词诗；张振夔长于经学；蔡保东以文才名，而长于骈体；王旬宣以风节相砥砺；黄鼎瑞工诗；陈黻宸长于史。这六位山长中，陈黻宸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正如高谊所说：“户部自成进士，又尝两主京师大学讲席，监督两广方言学堂，出入数十载，所至皆与教俱。自京而粤而浙，门生弟子遍海内，尤多崛起为闻人。而传其学者，比陈、张、蔡、王、黄诸先生为广。”他的两长梅溪书院，对梅溪书院影响很大，梅溪书院因他而进入最后的辉煌时期，乐清“士习为之丕变”，即乐清知识分子开始了转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群在乐清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