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家好！今天邀请华大基因CEO殷野来谈谈生命科学。
尹野师兄今年43岁，比我小17岁，但已经是非常著名的生命科学专家，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生物学家。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因为经常有他演讲的视频流传。他一针见血，很容易理解。比如他说“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每一代人都在颠覆上一代人，这是基因的传承。”他还说，“很多权威都忘了，他是怎么成为权威的，是因为他颠覆了以前的权威。”
他有一个节目《天方夜谭》，写了三本书《生命密码》，一本比一本好。最近出了第三本书，主要讲了历史上对人类有重要影响的12种瘟疫，以及人类与瘟疫和疾病对抗的历史。
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他，比如我睡眠不好，肠胃功能失调怎么调理。另外，因为他学习很好，在知识环境下长大，所以我也会和他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话题。
对话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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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生命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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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银叶哥你好。
尹烨：俞老师你好。
于：上周，我读了《生命密码3》，主要是关于人类与疾病、瘟疫、传染病的斗争。面对接二连三的瘟疫和传染病，人类在几千年的不断斗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抵抗基因，产生了免疫力和抗体。比如我3岁的时候得了肝炎，现在还有相应的抗体。20岁那年，我又得了肺结核，在医院住了快一年。你书中提到的链霉素是我用了整整一年的药。要不是现代医学的发展，我早就死了。现代医学拯救了我的生命和千千成千上万的生命。
你写了那么多关于前世的传染病，包括历史上的西班牙流感和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冠肺炎。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关于人类和传染病的书？
殷野：我觉得人类太自大了。很久以前，人们对传染病的理解是“瘴气”“上帝惩罚罪恶”。后来我们知道，传染病的病因是病原体，如病毒、细菌等微生物。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传染病的认知越来越准确，但人类的普遍特点是手里拿着一把锤子，把什么都看成钉子。
20世纪40年代末，我们掌握了抗生素的使用。从青霉素开始，慢慢出现了链霉素、土霉素、金霉素。突然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可以无所畏惧的感染了，我们又成了地球之王。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地球之王还是微生物，因为微生物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几十亿年，而从农业社会开始，人类只“统治”了地球一万年。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已经尝试了人类能做出的各种方法。
但是人类太自大了，就像马克吐温说的，“我们总是踩着同样的押韵，前人犯的错误，后来继续犯错，不断变得自大。”我在书中经历了非典和新冠肺炎。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人类必须有敬畏之心，与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尤其是微生物更好地和平相处，否则就没有未来。比如，从长远来看，耐多药结核病的影响比冠状病毒严重得多，但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于：人类需要进步。展望未来，是不是每隔几年，无论科学技术和生物多么先进，人类都必然要经历与大大小小的微生物共存或争斗的考验？
殷野：对，而且频率会越来越剧烈。因为人口密度和交通工具的使用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会越来越紧密。我们每个人都携带各种微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不可能逃离微生物的，所以尽可能友好相处，共同分享蓝色星球才是最好的办法。
余：我看你写的三本书《生命密码》的时候，也做了笔记。你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三本书吗？
尹野：一开始在喜马拉雅做了很多音频节目，后来写了很多文章，所以很多人建议我可以写一本书。于是我选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写了《生命密码》。
生命科学的书很多，但能写出“基因”的不多，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我已经列出了每一个已经被测序的物种的基因组，这被称为生命周期表。就像你以前背元素周期表一样，你会学到基因组有多大，染色体有多少，基因的作用等等。就像当年你教英语，你教一种人类的语言，我教生命的语言。003010更多的是一本入门书，里面有动物，植物，疾病，还有一些黑科技。比较适合对生命科学感兴趣，没有太多基础的人。
余：看完第一本书，我立刻沉浸其中，回答了很多我作为一个文科生完全不懂的问题。它给我的感觉是生活是美好的。
尹野：可以，10岁的孩子，只要识字量在3000字左右，就可以读《生命密码》。《生命密码》比《生命密码2》更进了一步，因为《生命密码》之后，很多人给出了很多意见，我就在《生命密码》里把大家愿意听的再强化一下。本来《生命密码》想一直这样写下去，但是写到《生命密码3》的时候，新冠肺炎来了，写到《生命密码3》。我经历了两件事，还有很多个人照片，比如非典和新冠肺炎的时候。
《瘟疫传》购买链接和《生命密码》购买链接都是短篇小说，充其量是中篇小说，但是《生命密码2》购买链接每个都很长。《生命密码3》我加了很多中国元素，包括中国历代圣贤如何抗击瘟疫。
余：我发现你写的每一个人间瘟疫都有中国元素。古代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中国是如何抗击各种瘟疫和疾病的？看完之后，我也对我们面临的疫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有
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问。我小时候，农村孩子一般都比较不在意卫生，父母也常常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句话你觉得有一定道理吗？
尹烨：有一个公共卫生假说认为，很多疾病就是因为太干净才产生的，比如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就是因为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到微生物产生免疫，到后来病毒来了，就会引起一次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甚至终身永久性的损伤。
还有，一个人到了国外，如果出现的哮喘症状一般在七年左右，很大的原因就是环境太干净。另一个说法就是菌群失调，就像我们说的水土不服，本质就是菌群问题。山西有一种特产叫炒祺，就是把面粉加鸡蛋、加油等配料，在白土中炒熟来吃，其实有点像吃土。
俞敏洪：这有用吗？我们小时候不只吃土，我记得当时有一种病，小孩得了之后会变得特别瘦，找不出病因的时候，村民就会把用了比较久的马桶里的马桶垢铲下来，煮汤给小孩喝。
尹烨：是的，现在有一种医疗技术叫粪菌移植，就是这个原理。粪菌移植现在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北京301医院、南京军区总院都可以做。相当于肠道菌群失调之后，拿点健康的肠道菌群给补上，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直接用药。
俞敏洪：我已经十几年肠道失调，动不动就拉肚子，以前拼命吃抗生素，后来知道吃抗生素对身体有坏处，就改吃益生菌胶囊，吃了以后有所好转，但也没真的好，像我这种积累比较久的肠道菌群失调，还有调整的可能性吗？
尹烨：当然可以。人肚子里的细菌是我们的好伙伴，但如果我们不好好对它，它就会找事，要么便秘，要么腹泻，甚至会造成睡眠不良，现在这些都可以通过益生菌来协调。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食物并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肚子里的细菌，给它们提供培养基诱导益生菌。未来大健康产业很重要的领域就是膳食补充剂，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很多状态，包括营养吸收，甚至是情绪状态。
俞敏洪：是不是每个人的治疗方法不太一样？表面上看是同样症状的病，但从微生物的角度来说，治疗方法可能完全不同？
尹烨：血有血型，肠道根据微生物的分布也有肠型，不同的肠型调节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二型糖尿病、痛风，就可以通过特殊的益生菌来调节，效果还是不错的。
俞敏洪：还有网友问鼻炎怎么治？这跟微生物有关系吗？
尹烨：有关系，但要看他的年纪。很多孩子得鼻炎，是家长传染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卫生没做好。我觉得如果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过敏性鼻炎，用淡盐水或者冲洗鼻孔的清洁剂适当清洁即可，因为一般病毒会在鼻内的鼻毛或者鼻涕中贮存。
俞敏洪：我原来也有鼻炎，后来早上起来用凉水冲洗鼻子，慢慢就好了。但我说话还是有点鼻音，这跟鼻炎有一定关系。人是不能生病的，一旦有病，会影响人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大脑。我一直认为这几年我的大脑开始变笨，记忆能力、思考问题的敏锐性和速度也不如从前，我觉得和几个病有关系，一是肠道紊乱，二是睡眠不好，最近又查出来血糖比较高。我得过大概六、七年鼻炎，确实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苦恼。如何保持舒适的身体状态，让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顺心，你有什么建议吗？
尹烨：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方式不是吃保健品，而是三件事：规律睡眠、适当运动、保持快乐。这三件事说起来简单，其实还挺难。比如睡眠，要有规律，不能因为今天高兴就晚睡，明天不高兴就早睡；第二，运动要成为习惯，人要对抗自己的懒熵；第三，即使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最近我有句话传得很火：远离渣人、远离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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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据说人情绪的好坏还能影响人基因的改变，是这样吗？
尹烨：是的，甚至瞬时就能改变。一般我不建议大家去看恐怖片，因为绝大部分人都会留下印记，我们当下追求了短期刺激，但长期来看会给我们带来潜意识中的干扰因素。人应该活在相对平和的世界里，不为五色而目盲，不为五味而口盲，也不应该被七情六欲所左右，这非常关键。
俞敏洪：我最近打算开始学数学。我学数学的目的，第一是我现在读很多书，或多或少会涉及到一些数学知识，如果不懂一些就会读不下去。第二是我觉得我的数理逻辑思维能力不够，文科思维用得太多。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我妈妈在85岁得了老年痴呆症，老太太得了5年老年痴呆症，在接近90岁的时候去世了。她到最后完全不认识我，是一个无思无欲的状态。我不希望自己年纪大了也出现这种情况，但据说老年痴呆或多或少会有遗传性。我想如果从现在开始学数学，这种对脑子的训练，是不是对延缓脑子的衰老或者迟钝有好处？
尹烨：是的。一般来说，人类寿命到了70，就有很大的可能开始得肿瘤了；过了80，就开始得老年痴呆了，这叫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这没办法，人总会要死，没有A病就有B病，我们寿命可以延长，但病一直都在。
想延缓老年痴呆，或者如果真的得了老年痴呆该怎么办？学音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定要学一个乐器，因为乐器会运用远缘的人类脑区。弹琴也行、弹吉他也行、吹笛子也行、弹古琴也可以，总之学一个乐器。我奶奶活了106岁，在105岁的时候还能弹琴，她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太认识我了，时清醒时不清醒，但给她一把琴，她还是能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第二，确实可以学学数学，因为万物皆数。坦率地讲，理工科也有鄙视链，最聪明的人不是学物理就是学数学或者计算机的。今天为什么高考结束后，大家都讨论作文？因为讨论不了数学或物理，太难了，只能讨论作文了。
我也一直在看数学，因为真正牛的数学大师，实际是通过直觉驱动的，他感觉的就是对的。像我们看黎曼几何、欧拉公式，真的心里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哲学感。我尤其推荐大家看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讲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自己不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起来，这是用数学方法证明的，这个象限领域里所看到的公理实际是无法自证的，必须用第三视角来看。这就告诉我们“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中国顶多是算数能力比较强，真正的数学思维逻辑，万事可以分解成数的逻辑，我们还比较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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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人如何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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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现在大家似乎都面临很大的压力，疫情、国际上的紧张局势，再到工作、生活、孩子上学，一个人需要面对那么多压力，而且没法释放，面对这样的状况，从调节身体状况的角度，有什么建议？
尹烨：首先，人是群居动物，除了一部分的哲学家、科学家可以在自然科学或者自己的心流中找到平和，从而选择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绝大多数人还是需要有人排解压力。如果大家特别想独自生活，也请拥有一个宠物。
我讲过亲生命性，人需要有一个对象、一个可以陪伴生命、影射生命的对象，这本身是美好的，能在照顾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社会的美好。一般情况下，我比较推荐大家生活在大家庭中，即使大家物理上没有在一起，但当你和姥姥、姥爷讲一讲开心的事，你能在这个过程中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情谊，感受到你跨越空间的感触。
同时，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候，也依然要心存希望。很多人不怕死，而是怕活着。一方面我们要一直向正能量靠近，另一方面我们要给自己找到一些志存高远的事情来做，比如看书。我想我们俩都从书中得到了太多力量，尤其看传记，相当于“偷窥”了一个人的一生，然后会发现，哇，原来这么牛的人也有这么惨的时候。霍金二十几岁几乎就不能动了，但这不会限制他的思想，他依然帮我们看清楚了时间，依然在思考宇宙和黑洞的关系。所以，人不应该被束缚，我们是灵长目中最智慧的物种，我们应该把智慧用好，而不要活在一个总给别人找事、不如意的世界里。
俞敏洪：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是共通的，我们说的话、写的文字，都比较正能量，让人看完觉得对生命增加了一点热情。人对生命增加热情特别重要，能够抵抗一百个、一千个负面情绪，只要我们对未来心存念想，只要对眼前做的事情还抱有热情，只要对周围的人还怀有信心和信任，再艰难的人生都能度过。
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感觉在跟人进行交流，尽管书不是活的，但实际上它们在对我说话，同时我也在跟它们对话。同时，如果读的内容是原来不了解的，比如我读《生命密码》，就感觉是良师益友在给我讲课，我的大脑和其他人的大脑是一种连接的状态。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阅读是能给心灵带来健康正向影响的一件事。但现在很多人不阅读，他们跟世界连接的方式是虚拟的，比如看短视频、或者进入网络虚拟社群交流，甚至很多人的交流方式跟现实中是相反的，比如一个现实中非常胆怯的人，在网上却敢发表各种大胆的，甚至是谩骂性的言论。这当然也算一种交流，但我总觉得沉浸在这种虚拟交流久了之后，对心灵健康很不好。现在元宇宙又开始出现了，人会越来越多陷入虚拟世界中，跟现实世界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人到底应该怎么自处呢？
尹烨：现在，一方面大家连接的圈子感觉大了很多，但另一方面能让我们敞开心扉聊一聊的人生知己却又很少。根据序列法则，人这一生可以维持的亲密关系，绝大部分是在150人左右，在职场上大概10人以内，一般高校差不多是7人。我们都管理很大的公司，然而真正在我们身边的就那么几个人，包括家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提升现实世界的共情能力?像我们都会在书中寻找一种心流的状态，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就是让我们原来不擅长的很多神经元产生连接，有一些新的树突产生新的突触，让我们领悟到新的领域和内容。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浮力定律的时候，说的是“尤里卡”，就是“哇，我知道了！”我们在看很多书的时候，也会拍大腿，“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明白：我们确实不一定非要通过跟现实世界产生交互来提升共情能力，但我们接触的东西档次一定要够高。
读书人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怎么读“活人”的书，更愿意看已经去世的先贤们的传世作品，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有一本，但这本书非常透彻，如果我们真悟进去了，对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世界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感触。
科技永远在进步，我们今天的科技相比30年前已经不可想象，我坚信20年以后的人看我们俩今天跟“二货”似的，都不能在虚拟世界里跳舞握手，还是这种face to face的连接。
俞敏洪：我估计再过两三年就能发生了，未来所有人看我们直播，就好像是坐在我们面前，是立体的，是虚拟空间中无缝对接的。
尹烨：对，在判断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一定需要用大量的人文科学去浇灌。没有科技的人文可能是愚昧的，但没有人文的科技一定是危险的。为了那天到来的时候，咱们不是见面互捅对方，而是握手传递正能量。越是在这种难的时候，我们越要让大家心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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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关于阅读，
知识圈越大，未知圈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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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你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向上、正能量的人，在生物领域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现在还在传播生命科学的常识，让从来走不到人们视野中的知识和常识，终于被人们所听见和理解。你是如何保持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姿态？我相信你生命中也会遇到各种苦恼、迷茫、失落，你是通过什么方法调节自己的？
尹烨：我还真是靠看书来调节，高兴了看书，悲伤了也看书。我会在不同的时间看不同的书，如果给我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泡一杯茶，点一根香，让我看三五本书，那应该是让我非常幸福的时刻，不管书里的内容是什么，我都能从中找到非常多力量。
理性是极致的感性，把自己心中最想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就变成了理性。如果我前面有阴影，我知道这是因为后面有光，我只要回头看，就一定能看到光。也许这个事情我今天处理不了，这个客户我搞不定，我可能被老板骂，或者让我周围的人感到伤心，又或者因为某一个重要的事情爽约，但这些都不能阻挡我追求开心。这就需要进入到每个人的“通灵”状态，我就在书中寻找这个状态。
俞敏洪：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当我遇到麻烦或者问题，我也知道暂时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读书，读进去了，心就静了。但你看上去是一个挺活跃的人，你怎么能读书几个小时完全不受干扰呢？
尹烨：我一心二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基本我看书的时候，也要处理工作，脑子里可以挂几十个事情，也许我从小就这样，习惯了同时干好几件事。我很少会把一本书分成几次看，再厚的书都一次看完，这样思维才会连续，效率也最高。今天这本书只要翻开了，我就要看完，要在确定的时间完成确定的动作，就会使我看书的效率和精力特别集中，一旦进入到看书的“通灵”状态，我跟作者或者文字产生相互触动关系，看书就会非常快。当然要特别强调一点，我基本是看我这个专业的书，如果是看别的书，我就没有这个本事，但当我去看专业领域的书时，由于我的知识结构，所有的闲棋冷子会瞬间变成星罗棋布，会不断在里面推陈出新，所以就会在这个领域越走越远，变成这个领域里别人看来有很多积淀的高手。
俞敏洪：在任何领域中，如果你感兴趣，读任何一本书，都会牵引你继续往前深挖，就像挖一口井，直到最后能够挖到真正的泉水冒出来为止，是这种感觉吗？
尹烨：是的，很多人给我讲他们看书的习惯，我就说你们先提升看书的速度，如果一天就看两页书，那就求求你别看了，别浪费时间。一定要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这个“不求甚解”是指先读完它，把读书的速度提起来，让自己读书有成就感，把每天的读书变成正能量反馈，加强神经回路，以后每天读书就有一个内啡肽奖励的刺激，看书就会越来越快。以色列人每周能读一本书，中国人一年都读不了一本，这太丢人了，我们还谈什么科技创新呢？
俞敏洪：是的。我有写周记的习惯，在周记中我一般会推荐两到三本书，我反复强调这是我读过的，大家就不太相信我能读那么多本书。实际上就像你提到的，如果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把一本书读完，就会产生成就感，内心对这本书既有比较完整的看法，接受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产生内心的舒适感。
反过来说，任何人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读过所以我至少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就会感觉这是一种正向回报。我读完以后向大家推荐，大家又会对我读的书和对书中表达的观点进行评点和赞扬，通常也比较正向，也会推动我向大家介绍更多的书。，阅读是自我成就的一件事。
我读书和你有个差不多相同的习惯，就是拿到一本书，比较愿意一两次读完。我看书前会先翻一下看看值不值得读，如果觉得值得我详细阅读，我就会为这本书留下至少三小时，如果确实读得很入味，是一行一行地读过去，我一定还会留下两三个小时把这本书继续读完，一本书读完了，就会有完整的体会。
我发现你读书量确实很大，因为你的演讲和书籍里，不光有理科、生物、生命科学的内容，物理、化学你也能随便引用，还有很多人文，包括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你在《生命密码》中还用《诗经》的诗歌来分类病毒的种类，这很有创意。你如何把泛读和精读区分开？又是怎样把该背的东西和不背的东西区分开？你现在能随口背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小时候的童子功？
尹烨：我觉得知识没有文理。我们俩没有交流过读书，但我们的读书习惯高度趋同，这在生物上叫做趋同演化。关于古文，一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自信就是对本民族文字的喜爱，不管我们英文多好，但前提是母语一定要配得上，因为母语本身就是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从小对我的训练，我后来也有意识地在古文上提升自己的眼界，可能我小时候背的是一个段落，但我今天会看完全篇，再从文字当中寻找力量，说来说去最后验证一件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问题古人都已经看过了。比如《兰亭集序》里“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悲夫”，后面的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去看前人一样，这句话放到马克·吐温那里就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包括“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这是黑格尔的话。这几个不同的人没有沟通交流过，但他们面对每个时代的无奈，都产生了同样的感触。
我在38岁以前，更多看我专业的书，但38岁以后，我确实看哲学、文学书多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先贤们在过去走过的路，甚至他们已经嚼碎的东西，虽然我不是那个领域的人，但我读这些书的时候，能让我自己再去思考生命科学的问题时，得到更多的感悟和触动。
俞敏洪：这是不是意味着你的思维高度或者思维模式切入到了另一个层面。阅读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一生只坚持读专业书籍，在专业上最后能挖到的深度和广度反而是有限的。当人在专业水平中达到一定境界后，再到哲学高度、历史高度回过来看自己从事的专业，反而能得到一些新的感悟或感受，或者说对人生的境界、对生命的看法已经进入另外一个层次。比如佛陀看到生老病死，领悟生老病死，到最后传播自己的开悟，让大家尽可能摆脱生老病死对人生的困扰，这是三个连续跳的境界。有些物理学家比如牛顿，最终都开始研究宗教，前一阵据说杨振宁老师也开始研究宗教，这是不是对人终极命运的一种关怀表示？
尹烨：知识圈越大，未知圈更大，知道的越多，反过来不知道的更多。读书不会让我们变成全知全能，读书的唯一作用是让我们不害怕未知，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有能力去弥补未知。
最近有一本书叫《大脑传》，我刚看完，里面有一句关键的话，“我对大脑一无所知”。我前不久想给另外一本书命名，周围的人说叫《基因全传》，我说算了吧，我写一个《没弄懂的基因》。我现在发现我对基因好像什么都不懂了，这不是装的，而是真的太复杂，或者人之所限，我只能把边界小小地往前推一点，但想让我全部搞清楚，我就已经凌乱了。这就是为什么学理科不能光看专业书，否则就看成一个书柜了。
在逻辑上或者在数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正交信息，比如南北向、东西向就叫正交信息，因为这两个方向完全没有在一个方向上可以分解成同样的矢量，于是正交信息越多，我们对那件事的笃定性越强。我们有时候尝试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的三观、世界观、哲学观、人生观，都能产生一种更深的笃定，这个笃定本身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会了，而是反过来我承认我渺小、我承认我卑微，要跟众生万物去获得一种平等，来解决我这一生的困惑。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具有宗教性，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性，相信举头三尺有规律。这件事是一定的，因为我们都研究不下去，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还是杨振宁，我们都一样，我们再聪明，边界之外就是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明白，知道的越多，反噬就越厉害，怎么办？我们要跟自己重新谈判，我们也许不需要都知道，但是只要进一寸就有进一寸的惊喜，我多讲一段，就有多讲一段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就变成了一个自己跟自己比，我只跟昨天的我来比，这样一个很好的自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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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人如何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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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生命科学日新月异，全世界生物学家对人体奥秘的研究不断深入，现在到了基因层面、DNA层面也还在不断解破，包括《生命密码》中提到的对各种瘟疫、细菌、病毒、基因序列、对于人的基因密码的解破也越来越迅速。第一个建立自己基因组序列的人，花了几十万美元，现在好像一个人要去测序，只要一两千美元即可？
尹烨：第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花了38亿美金、13年，现在大概只需要2000人民币、1天。
俞敏洪：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人的寿命确实变得越来越长，很多疾病也变得可以治疗，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解决很多人有关生命本质的问题，否则就没有那么多人会得抑郁症，没有那么多人会自杀，也没有那么多人活得不开心。这件事从生命科学角度和人的社会生命状态来说，你觉得应该做一种什么样的调和？
尹烨：我一般会建议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医学的本质不是治愈，而是安慰。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叫特鲁德，他的墓志铭上就写了三句话，算是道破了医学的本质，第一句话“很少被治愈”，医学能治愈的病其实少之又少；第二句话“有时是帮助”，卡了鱼刺，我帮你取出来，长了一个早期肿瘤，我帮你切掉；但最后一句话最关键“总是去安慰”，医学的本质是安慰，所以一定要学会能安慰自己，如果有能力就去安慰别人，抱一抱、拍拍头、拍拍肩，发个微笑、点个赞。这是第一个，医学的本质。
第二，我们怎么能够与外界相洽？我常说要探索天地的宏伟，才能感受到人类的卑微。一个人真正到大山看看几十米高的树，在山海之间体验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感觉，就会明白众生平等，进而就会有超脱生死的达观。
有时候感觉人类很搞笑，你很郁闷，为了解除郁闷就选择蒸四只螃蟹，那四只螃蟹是不是比你还郁闷？人家活得好好的，就因为你郁闷，你想吃螃蟹，就把它们四个蒸了，还是活蒸，如果都从一条“命”去讲，人的命和螃蟹的命是否有区别？这可能是个哲学问题。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外星人，他也能吃人，我们又怎么去判断和理解？某种程度来说，人要学会自嘲，在天地宏伟当中，找到与众生的平等，就像我们，很大程度上都一样，我们不能做的事比我们能做的事多太多了，自嘲一下，放下，开开心心的就挺好。
俞敏洪：一个人要能够把自己放得心平气和，既不傲然于世，凌驾于一切之上，也不自卑到尘土，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平等关系，其次是互相之间的谦让关系、帮助关系、和平相处的关系。你刚才说的观点更深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生物界、人与大自然、人与植物、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互相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我们也是一种开悟的根本。当我们走向大自然，发现植物和动物都能给我们带来心灵抚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而存在，但又是为我们而存在，因为老天准备好了可以治愈一切心灵的东西，关键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尹烨：同意。很多人问如何把握未来？但我觉得把握现在就是把握未来。未来不可预测，但未来是今天的积分，我们怎么过今天，就会怎么过今生，这个自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如果今天吃一顿饭就好好体会这一顿饭，如果今天去打球就好好打这场球，用力活在当下，把握了今天就是把握了今生。
俞敏洪：现在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生命的不顺利归因到某个外部原因，总觉得是别的人、事、物导致他过得不好，但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一个人不高兴久了、抱怨久了，这种基因会传给后代吧？从生物学角度，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来调节不高兴的基因？从科学角度，一个人如何摆脱自己内心抱怨不平、愤然的感觉？
尹烨：是的，女孩从出生开始，她的卵子、卵母细胞的数量就已经确定了，虽然每个月排一个卵子，但这几百个卵子就在那，很稳定的。我以前开玩笑，男的最有问题，“老男人们”如果抑郁了，精子就会甲基化，会基因突变，这个劣质的精子会传下去，甚至传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心。
第一，我们要养成正面的习惯。这几年我周围的人包括家人都觉得我脾气比以前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年少轻狂。现在也可能是激素不行了，没那么大火了，只要一生气我就深呼吸，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努力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可以养成习惯的。
第二，可以从一些确定的行动中寻找快乐。比如跑步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这四舍五入就是给自己吃了抗抑郁的药物，跑步是可以自己做的。很多人说来不及跑步，没那么多时间，那就做做无氧运动，只需要一分钟立刻就不一样了。我们还可以选一段特别喜欢的音乐，把声音放到很大，这也能很快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好状态，因为音乐会把我们的脑波从紊乱调成正常。还有一个方法，面对镜子，咧嘴笑，然后看三秒。总之一定要有自己解脱的办法，让自己远离小情绪。
俞敏洪：我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很多人都觉得我“双减”之后的情绪、姿态都保持得不错，我就完全暗合了你提到的tips。比如运动，我每天都要求自己的步数原则上不能少于15000步。像昨天开了8个小时工作会议，晚上又和朋友喝酒聊天，回家后发现手机上只有2000步，我就立刻用一个小时出去跑了8000步，感觉浑身特别舒服，这就给了自己一种正向回馈，同时产生了愉悦感。
同时，我也常在办公室做无氧运动，有时候特别劳累或者坐得太久，我会起来原地猛跑800到1000步，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跑得气喘吁吁的。我做俯卧撑一次性可以做到60个。
还有唱歌，我唱歌属于跑调一塌糊涂的，但我不用对别人唱，我只对自己唱，我喜欢唱草原歌曲，高昂、宏大，我有时候会一边洗澡，一边高声吼草原歌曲，每次都会带来一点快乐，抵抗现实中遇到的麻烦和苦恼，这让我保持一种心态平衡，保持心灵上相对的愉悦感，从生理角度来说完全符合你提到的。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些平时保持乐观情绪或者正能量的人，包括你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靠自己调节的，并不是天生的。
尹烨：是的，因为不好的事遇得太多，就逼得我们把任何事都看成了好事，把不开心的事说出来。俞老师唱草原歌曲的习惯一定要保持，很练肺活量。
俞敏洪：对，尽管声嘶力竭，但确实带来一种舒展和不要命的感觉。我表面上看像个读书人，但运动起来挺狂野。我夏天骑马在草原上飞奔，冬天滑雪，原来年轻的时候玩单板、双板，总去挑战自己，这会带来一种正向回馈，这还影响到内分泌、基因、大脑，因为尝到了正向回馈的甜头，我们就会不断自己主动寻找正反馈。我觉得如果人有能力寻找正向回馈，基本就算走在了成功的道路上。
尹烨：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多巴胺刺激，刺激性的反馈，比如赌博，先赌一块，然后赌五块、十块，最后陷入其中，因为这个奖励是刺激，刺激是一定要有更大的奖励来诱导产生多巴胺。所以多巴胺适量就行，多了是毒药，一种能勾魂的毒药，这个取不得。内啡肽奖励是更好的选择，内啡肽奖励的是成就，和剂量无关，而是因为完成了某个事情后所感受到的内心平和。尽管这两种激素都属于神经递质，但我们怎么去用，是活在多巴胺的世界里，还是活在内啡肽奖励的世界里？在这个过程中，高手都学会了活在自己给自己成就奖励的世界里，是有物质基础在的。
俞敏洪：多巴胺是寻找刺激，但不一定是有成就感的东西，而内啡肽是付出努力后能带来某种成就感和愉悦感的东西，是吗？
尹烨：没错，多巴胺低了会抑郁，多巴胺高了则会进入到一种痴迷状态。比如在热恋中，天天都想见到那个女孩，这时候这个神经就是进入了一种病态，多巴胺太高。很多抗抑郁药物，都是在围着多巴胺来回调节，但人的大脑或者肠道本身就具备大量分泌这种神经递质的能力，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适用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事半功倍地解决很多身心问题。
脑科学在过去叫神经生物学，就是这样一步步将自我感受和状态连在一起，以前有心理图表，现在有物理或化学的诊断手段，我们才明白，尽管先贤们在还原论上没有我们强，但在系统论上早就超越了我们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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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从生物科学看如何培养孩子
”
俞敏洪：一个人阅读多，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一个人口才比较好，则可以赢得更好的资源和支持，这是两个成功很重要的要素。我在你的书中看到，在孩子小时候培养语言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好像2~6岁是最关键的时期。你现在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对孩子阅读、语言能力的培养，你对家长们有什么建议吗？
尹烨：第一，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家庭、家长，不是学校、老师。对家长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宜施于人。换言之，要反求诸己，想让孩子看书，自己先看，想让孩子背古诗，自己先背。现在很多家长，考古诗，他自己开卷，让孩子闭卷答，孩子没背出来还骂孩子，但他自己一首都背不下来，这很搞笑。我会和我女儿一起背很多诗，这是我父母小时候教我的方式，尽管孩子可能还不能理解古诗中深层的含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对唐诗宋词的韵律、感觉就培养出来了。
第二，培养孩子的复述能力，让他们尽量用简单的方法把一件事说出来、读出来。我会经常鼓励孩子们，换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表达，我们就比谁的说法多，这实际就是锻炼了他们打比方、做比喻的能力，比喻再到高级就是隐喻，他们对语言的应用就会得心应手。我觉得让孩子加强复述是很重要的环节。
第三，关于多语言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功能核磁看到我们做事时具体是哪个脑区在活跃。像我们初中以后才开始学英语，我们的母语和英语是在两个脑区，我在复旦大学的核磁专门测过，给我看中文时，是这边的脑区亮，给我看英文的时候，是另一边的脑区亮，证明我面对两种语言的时候，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区活动，但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来做这个测试，这两个脑区就会非常接近。很多欧洲小国，比如卢森堡或者比利时，他们的人可能会德语、法语、英语，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语言。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南方人，比如广州的朋友们，既会讲粤语也会讲普通话，会讲潮汕话、闽南话，还会讲英语。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学习双语最好的时期是孩子2~6岁的时候。
仔细想想，不管多难的语言，人类哪一个婴儿学不会？两岁的时候都学会说话了，反倒长大以后20年还学不好英文。家长们可以让孩子更早接触多语言环境，当然前提是母语要学好，再去学，不局限于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只要想学都可以尝试。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孩子越早接受就越不会抗拒，自然而然地顺利听下去了，尤其是听力。听力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减损的，孩子越小听力的连接能力越强。
俞敏洪：我以前做了一个小小的非科学研究，是一个关于中国语言学家的背景调查，结果发现，在以前普通话不流行的年代，当他们当地有自己的语言，比如上海人讲上海话，广东人讲广东话，福建人讲福州话，江苏人讲吴语，在长大过程中，他们要学普通话，相当于也是在学两种语言，因为发音、表达不一样，结果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比在纯普通话环境下长大的人学英语更容易，也更有可能性变成语言学家。这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人的大脑在接收不同发音、不同语言的时候，驱动了大脑中的连接，并且使大脑对语言的反应变得更加敏锐？
尹烨：是的，非常有实证的证据。语言学习是很难的，语言能力是人类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像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交流这么庞大的信息，就是因为语言，这是脑科学外延非常重要的能力，对内是思维、记忆，对外就是语言能力。如果想要在世界上有更多机会获得共情，语言能力不能太差，我们应该更早鼓励孩子拥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会鼓励公众演讲，鼓励辩论，按照逻辑的方式归纳、演绎。但在中国或者整个东亚民族中，不太鼓励个性，这会让孩子们顾虑太多，把很多事憋在心里，不善于表达，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更多给孩子营造创新的环境，花式鼓励他们去表达。比如1+1可不可能等于10？有时候我家丫头问我这问题，我就说当然可以等于10，二进制的时候，1+1就等于10。比如问企鹅会不会飞？当然会飞，把海水当成空气，企鹅就是在海里飞，海水只不过是密度更高的空气。这就是鼓励创新，告诉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
俞敏洪：两个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真是太幸运了。鼓励和批判、指责，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会对孩子大脑的发育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尹烨：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导师，家长要成为孩子的出口，家要成为孩子的堡垒，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道歉。绝不能让孩子对家庭、家长感到恐惧，这会向下携带不好的表观遗传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被夸大的孩子，虽然我妈妈也打过我两次，就两次，但我都记住了。反过来讲，这种夸给了我非常多自信，被夸多了，就不怕被骂了。
现在大家总说挫折教育，我觉得挫折教育不用教，长大以后到处都是挫折，哪有没挫折的时候？尤其当CEO，哪天不挫折？我们真的要学会花式鼓励孩子，花式鼓励伴侣，花式鼓励父母，花式鼓励同事。高手在一起都想互相结交，把圈子做大，只有不是高手的见面了才会挖苦，那没啥意思。
俞敏洪：有的家长会问，当然要夸孩子，但孩子总不守规矩，怎样才能让孩子守规矩，心灵还不受伤害？
尹烨：首先，我想了解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守规矩？比如最简单的道理，大人为什么不挑食？因为食材都是大人自己买的，当然不会买自己不喜欢吃的，怎么会挑食呢？如果家长自己领着孩子闯红灯，回家以后让孩子不要敲地板，他凭什么会听话呢？家长要先自省。
第二，家长要求孩子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能严格做到？如果做不到，会不会也有对等的惩罚？或者做到了有对应的奖励？这种家里的契约精神，即使是小事也很关键。
第三，孩子当然会犯错，这是客观条件，是一定会发生的，但处理孩子犯错的态度是家长的主观选择，不要本末倒置。
俞敏洪：是的。还有一个好奇，现在教育中常常说不要死记硬背，但我一直认为孩子从小背一些东西是有用的，比如小时候背乘法口诀，使我们现在的运算速度比外国人要快好几倍。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背诵这件事对大脑的发育有好处吗？
尹烨：背诵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人脑只开发了百分之几，脑子是不会用坏的。我确实同意您的观念，要鼓励孩子背一些名篇，并且要和孩子一起背。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我父亲拉到台上讲相声了，从小让我背很多的东西，专门跟他演《蛤蟆鼓》，一个抬杠相声。后来他80岁的时候，我俩又演了一遍，我说爸，这是你教我的第一个相声。那时候他会鼓励我，让我背大量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讲评书的各种贯口，一百单八将一般人能背十个二十个就够了，但我能从头到尾背完。
现在我就和我家丫头练这个，我讲一句，她讲一句，我们背《木兰辞》，我会带着她一起在深圳书城做演出，她演花木兰，我演花木兰她爸，我们就把《木兰辞》从头到尾完整背一遍，甚至唱一遍。这个过程不在于背了什么东西，而在于怎么让孩子学以致用，以及家长如何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现在很多家长总在抱怨“我很难、我很忙”，但他们没有想过孩子可能更难，孩子正处在一个还不能从外界得到更多正能量的时候，家长这时候应该降维，平视孩子，把孩子当朋友。这个世界没有谁是容易的，但真正牛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难的，只有不行的人才觉得自己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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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一定要志存高远
”
俞敏洪：你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公司，一定要选志存高远的公司，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当时选华大基因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尹烨：我经常会问我的同事或者朋友们，做小事容易还是做大事容易？很多人说做小事容易，我说错了，做大事容易。把事儿做到足够大，这个事就容易了，因为做大事收获大、成就大，高人牛人自然都来了。咱俩商业上肯定都算不错的，但如果咱俩去摆摊，开个拉面馆，弄个包子铺，我们能干过更努力的人吗？不能。现在有人一说创业，要开个咖啡店、奶茶店，我心里就突突。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就像您觉得要去帮助更多人留学，而不是自己去留学，就像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生命科学。做大事容易，一定要志存高远，20岁的时候跟对人，才有机会在30岁的时候做对事。
俞敏洪：做小事、做大事都难，但做大事至少体现了两个能力：第一，对自己的期许拉高之后，不自觉会付出更多努力，这样哪怕只达成了一半的期许，也算是一种结果。就像爬山的时候，如果爬香山，你知道它就500多米高，我们不会提前准备太多，但如果要去爬泰山，1500多米高，我们就一定会预先准备好干粮和力气。
第二，当我们想做大事的时候，周围遇到的合作者、战友、领导一定都是做大事的人，不自觉地就会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韩信、张良只有跟了刘邦，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在项羽手下是没有长处的，有长处也发挥不出来。
所以，并不是做大事容易，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志存高远的心，让我们感觉到这件事值得。你选择华大基因，可能跟我当初选择留在北大有点相似，当初我可以回到家乡的大学或者中学教书，那时候回家乡各方面都更方便，但我如果回了家乡，就不可能有今天，也不可能有新东方。这就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一起在这个舞台上玩的人本身水平和水准都很高，就不得不向他们看齐。
你当初刚进华大基因，就在2003年参与了非典的早期诊断、科研攻关项目，这件事对你后来研究病毒、细菌、瘟疫、基因有什么影响？
尹烨：在我当时所有offer中，华大的工资是最低的，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成功了，我们说什么都对，恰恰是在所有人都不敢选择的时候，我们坚持下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求其上者得其中，而求其中者得其下，这很清楚。，我最大的人生幸运就是刚入职10个月，就遇到华大要做SARS，我们的董事长汪健专门把病毒拿回来，不顾安危，我们玩命测序、做蛋白、做试剂盒，最后把试剂盒都捐掉了，这个“捐”的过程对我的人生触动非常大。我也特别感谢，您在2020年初捐了2000万给湖北红会，专门帮助华大给当地抗疫。
俞敏洪：我不懂这个，当时只是觉得你可靠，华大可靠，才把那个钱交到你们手里。
尹烨：我觉得今天孩子们的物质条件比我们那个时代好太多，但我依然希望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难的事和对的事往往是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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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星空和内心同样重要 ”
”
俞敏洪：你说“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每一代都在颠覆上一代，这是基因的传承，也是人类创新的本质”，这也可以用在中国现代教育上。中国教育讲究听话、顺从，老师也希望教室里的学生听话、顺从，你觉得原则上人类基因本身就希望能对上一代进行优化和迭代，对吧？对于孩子们的不听话或者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创新的想法，家长和老师是不是应该有更包容的态度？
尹烨：我们今天呼唤科技创新，然而科学的创新就是要否定之前的科学，科学不只是会和愚昧斗争，科学也会和科学斗争，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一定是对过去科学的总结、归纳甚至是颠覆。听话的孩子做不了科学创新。我们不能一边提倡创新，同时又在教育上否定大家不一样的思想。
很多不听话的观点最终使科技前进了一大步，比如“人猿相揖别”，也是因为我们和猿类共同的祖先确实发生了几个不一样的突变，使我们这一支的大脑越来越大，最后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讲，人类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持续地、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慢慢进步的。
俞敏洪：科学家要有创新、要有不听话的基因，但中国的科学研究资源或者研究资金常常掌握在领导手里，中国科学家的独立精神、独立环境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们完全独立了，可能就不能调动那么多资源。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来说，应该怎样创造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
尹烨：我觉得自古以来，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但创新不等于科技创新，创新可以是低技术创新，可以是组合创新。四大发明是技术创新，八大菜系是组合创新，但中国的创新绝大部分停留在商业模式，现在才慢慢开始有技术上的创新。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特别辉煌的时期，就是唐宋。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巅峰。但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尤其是科学革命以来，维萨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年代之后，中国的科技贡献就越来越少了。中国在这方面一直领先到宋朝，为什么后来越来越不行？这当中有两个看法：第一，中国过去比较崇拜或者说独尊儒术，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到古书典籍上寻找答案，不会创造自己新的流派；第二，因为隋朝的科举制度，人们都在想办法当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对自然科学越来越没有兴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衣食无忧，有机会、有能力鼓励更多人做一些科技创新。
我很幸运，这要感谢华大基因的几位创始人，他们自己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创新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最近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三个重要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能落到实处，中国的创新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第一，破“四唯”。原来的“四唯”，唯职称、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现在不看这四个，否则大家就会像八股文一样往上做，当了副教授要当正教授，念完硕士要念博士，然后报奖。我有个朋友在北京某著名医院，最近突然告诉我因为他看病看得最多，评上了高级职称。这就是因为破“四唯”，不像以前那样看论文看资质了，我认为这很好。
第二，要大量鼓励启用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华大内部就会“尊幼爱老”，真正最宝贵的科研产出是我们25到40岁之间产出的，而不是成名成家以后的产出。是因为有了之前的产出，才使得我们成名成家，所以要尊幼爱老，尊重年轻人的想法。
第三，去年颁布了《科学技术进步法》，里面有条特别写到科普，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要两翼齐飞。做科普一样很重要，要让更多孩子在幼年时期就能对科学产生向往，种子种多了，就一定能长出庄稼。这三点是我看到的希望。
俞敏洪：你当时写《趣解生命密码》这个系列，是不是就抱着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使命感写的？
尹烨：是的，这个科普课是从幼儿园开始讲。我专门给华大幼儿园开发过一套孩子的生命科学课，就是因为在写《生命密码》的时候，有孩子七八岁的年纪，他们很想看，但看不懂，就问能不能出一个科普版，我就和其他几个编辑朋友一起出了这套书。
俞敏洪：这套书很棒，一是语言上的棒，二是里面配了很多漫画、图片，让孩子们看起来没有枯燥感。中国的教育一开始都是往宇宙走，让孩子看星星、看月亮，但是像这种往内看，把生命分解到很细致的教育是缺乏的，一般要到初高中学了生物学才会了解一点点。但对孩子来说，了解生命本身跟了解宇宙是同样重要的。
尹烨：没错，我一直引用康德的“星空和内心同样重要”。1543年是科学革命的元年，一是有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即日心说，这是向外看太空的，二是有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这是向内看人体的。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了，科学革命才开始了。既要关心星空，人类是不是能成为多行星的物种，也要关心人类的内心，人类能不能把人性的恶牢牢地用人性的爱给控制住。我想这不仅仅是孩子，可能是每个成人都要进行的终生必修课。
俞敏洪：这正是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康德在200年前说出这样的话，同时关注星空和内心世界。但人类今天连星空都没有认真关注到，更不用说关注内心，大家更多在关注物质世界的不断满足，而这反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空虚。
尹烨：这就是多巴胺的刺激。奢侈品为什么越卖越贵？就是因为只有卖得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显示出不一样，越卖越贵，最后就内卷。永远不要和别人比，那是内卷，我们应该自卷，自己跟自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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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生命的意义与自由意识
”
俞敏洪：是的，这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当人类过多关注物质世界，并且更多关注物欲或者内在欲望——贪嗔痴——的时候，内心是一直在被掏空的。但有人没有关注到一个人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终极问题，就是不管生命科学怎么发展，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永生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必然要面临生老病死。当我们面对这些，就会不自觉思考，我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有没有意义？我到底有没有内心的满足？当人类面临生老病死，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与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并且让自己过得更充实、更值得？
尹烨：《死亡诗社》里有一句话让我很震撼，“我不要在我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没活过。”最近马斯克也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宇宙最终会归于死寂，会消耗完所有的能量，然后自己就停止了。”
某种程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生命科学有一个基本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如果没有死亡，每个出生都是悲剧，因为有了死亡，才使得人类在生死之间、七情六欲之间体会到生的意义。对我来说，生命的长度固然重要，但我更在意生命的广度、丰度、深度、温度。换言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到今天应该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们只能留下一点点东西，也许过了五百年，还有人提俞敏洪一个字，提尹烨半个字，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人记住你，那你就没有真正的逝去。
真正的死亡不是离开世界，而是再也没有人记住你。反过来想，孔子、苏轼、李白这些人死了吗？没有，他们活着的时候，哪有今天的江湖地位？他们是用自己的文脉永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义务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正能量，要相信如果这个宇宙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讲的每一段话，都已经用信息的方式永久驻留在此刻的时空之内了。
俞敏洪：有人会认为，早晚宇宙都会爆炸，地球就没了，人类文明最后也会烟消云散，那如果是这样一些终将消失的、虚的东西支撑着我们活着，感觉这个意义不够充分。
尹烨：这就像在说吃饭为了活着，活着为了吃饭。有时候也有人说，既然吃饭是为了大便，为什么不直接吃大便，遇到这种杠精就没意思了。这个本质是什么？虽然宇宙会归于虚无，会走向死寂，但依然不耽误我此生为人的目的，因为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旅途中的风景，你体验过的一切就是你的一生，即使宇宙没有能量，但俞老师的信息还在。信息的承载是不需要能量的，我们还不知道物质和能量之间的信息会以什么方式永久驻留在今天所谓的时代空间内，但我相信应该有，因为人生总要心存美好。
俞敏洪：这就涉及到了永生的问题，我觉得人类肉体上的永生还是蛮难的，但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大脑会有可能永生吗？
尹烨：很有可能，基本上是确定的事。
俞敏洪：比如一百年以后，我们俩的肉体可能不存在了，但我们依然在进行对话？
尹烨：非常有可能，即使那时候我们只是两段程序，但他们俩可以互相聊，甚至可能还能聊出火花。
俞敏洪：现在两个人工智能音箱说不定也能聊起来。
尹烨：它们俩之间是能聊的，甚至可能聊着聊着还会聊出感情。如果我们对语言、语义学足够了解，对察言观色也有足够的评判，我相信这个会越来越准。
俞敏洪：最近我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书中讨论了自由意志或者自由意识，心理学的实验曾经说，所谓的自由意志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从生物学的角度，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这种自由意志对我们命运的把控到底在一个什么度上？
尹烨：我最近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倾向于人类有自由意识。之所以说“倾向”，是因为我无法证伪，我宁愿选一个让我觉得更美好的答案。第二，我能确定的事情是，人类有自我否决，我今天一定不想干什么，打死我，我也不干。既然我有否定自由权，那我在肯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选择。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自己骗自己，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笃定，我想这是每个人修行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我们都不想成为命运的奴隶，我们依然相信命运应该在我们自己手里。
俞敏洪：当人做出对自己生命比较重要的决定时，怎样能避免自己骗自己？
尹烨：我想这需要看这个决定是什么，有些问题的确可以三思而后行，但有些问题只能问自己的内心。在我的理解中，每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几种人，第一是高人，他能给我们指一条路；第二是贵人，能相助于我们；第三是敌人，能帮我们进步，包括小人，很大程度上讲，我们都是被小人成就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在生命中遇到特别难的事情，应该有可以请教的老师或者高人，这非常关键。我们为了避免遇到一些自己看不懂、看不透的问题，平时应该储备一些可以当成老师的人，让他们给一些中肯的建议，这个人未必是亲人，有时候甚至关系会更远一点，所谓旁观者清，可能他们给的建议会让我们耳目一新。
俞敏洪：延伸一下，如果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周围都是奉承拍马的部下或者小人，没有任何人能提出真正冷静的忠告甚至批评的话，这个企业可能就会陷入到某种危险之中。
尹烨：是的，很多人就活在自己营造的信息茧房中，听的都是好听的东西，那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俞敏洪：但大家都有普遍的弱点，比如喜欢听好话，喜欢别人顺从。如果我们活在一个信息充分的环境中，该怎样做一个自我判断，让我做出的任何决策不至于被自己骗了？
尹烨：挺难的，孔子到了70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离孔子的境界还差得远。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做的任何选择一定有错的成分。关键在于，不论对错，既然做了就不要后悔。人从来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只会因为没做什么而遗憾，当然不包括为非作歹的事。年轻的时候，不管自己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只要没有伤天害理，做了就做了。在这个过程中吃一堑长一智，失败得越早，成功得越早。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看着别人的失败和教训，从而避免自己的失败，这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俞敏洪：你刚才的说法对年轻人来说有启示，对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做任何决定都要更加谨慎小心，甚至需要给自己比较长的冷却期，尤其是重大的、有关生命方向的决定。对年轻人来说，没必要像我们这样老于世故，而是觉得想要追求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事业，先去追，只要不把命丢了，追总比不追好，因为不追会留下后悔，但是追了，最多是带来失败，而失败本身对于我们未来的生命其实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对吧？
尹烨：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没有掌握特别多权力资源的时候，可以大胆去犯错，反而资源多了，比如手里掌握了核武器，我们倒真的要小心。
“
09. 尾声
”
俞敏洪：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抗疫已经坚持了两年多，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跟当前的疫情进行斗争。不管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常常会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跟疫情斗争？或者说在这个特殊阶段，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更好？
尹烨：第一，要乐观。像我们抗疫两年多，我的很多小伙伴在海外，海外阳性率一直是百分之几十，但这个过程中，心理安慰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彼此之间相互守望，而不要弥漫散布负面情绪。自杀往往可以传染，正能量也可以传染，人是有映射的，我们需要在整个疫情期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别添乱，别添堵，守望相助，营造一个乐观的心态。
第二，从行为上，条件允许打疫苗的，一定要打满三针疫苗。
第三，做好个人防护。不仅仅是口罩，尤其是不要揉眼睛。最近有个文献很有意思，它说戴眼镜的人得新冠的概率低很多，虽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但揉眼睛可能是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的通道。正确洗手、戴口罩、不要揉眼睛、保持安全距离，这些都会大幅减少呼吸道感染。
俞敏洪：这三个建议特别好，很多人可能不太关注第一个建议，但当大家在特殊情况下，尤其一些人身处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他们特别需要大家的呵护和关心，需要人情上的温暖，这对人心灵的抚慰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里了，希望我们互相守望、互相支持，尽管人生不容易，但我觉得只要有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盛宴，谢谢大家！
尹烨：谢谢俞老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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