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谁也不相信，抑郁症怕光吗

全国有1650个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精神科医生今年刚刚增加到4万人。然而，中国仍有80%的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抑郁症的门诊人数每年至少增加20%。

太阳落山了。但人们知道，明天，它会照常上涨。

一起一个秋天，像世界三三三五四的心跳。

从哪里开始？

“就叫我小华吧。”当被问及希望以什么化名出现时，小花笑了。

有一本蓝色封面的书，里面接连画了二百零三朵小花。“每次我想死的时候，我都会画一朵花。到现在三年了，两百零三。花是因为——画的。”她认真地啜饮着咖啡上的牛奶泡沫，看着商店门上的风铃。“嗯，我一直喜欢那朵小野花，太温柔了。”

小时候电视剧里墓碑上会开小花。所以从小到大，她一直在想：她的墓碑上会有小野花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小紫花，或者是长花瓣的小白花。太温柔了，真的太温柔了。”重复一遍，浅浅一笑。旁边坐着的南，递湿巾，小花擦手，用叉子叉了块点心。

十八岁的夏天，小华被确诊为抑郁症。

18岁生日那天，她和南坐在电影院，等着电影结束。观众和保洁阿姨走了。两人都坐在黑漆漆的屏幕前，看着昏黄的顶灯，空气中尘土在无聊地咆哮。张南忙着在朋友圈发电影票和奶茶爆米花。突然，她听到小花问她要不要陪她去看医生。

“我问她看的什么医生，她说是心理医生。”

张南回忆说，当他问这个问题时，小花平静地低头刷手机，连头都没抬。张南愣了一下，看着她，没敢多问，漫不经心地说，好吧。低头一看，发现小花在手机屏幕上给了她一个赞。大约半个月后，她陪着小花拿到了诊断结果。

“原因是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学习，”她说。从心情低落，到行动力突然下降，到自责自己懒惰拖延，到痛恨自己和新的一天的到来，再到想退学自杀，小华总共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当她站在窗前，死亡的念头断断续续出现时，她很害怕：“我一直以为我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成就要实现。我连高考都还没参加呢。我不能这样死去。”于是在一个多月的反复自我质疑和自责之后，她问张南：你愿意陪我去看医生吗？

“退学。”

和小花相比，苏苏的诊断过程没那么纠结，看起来干脆利落。“我那段时间一直失眠，状态也不好。班主任直接建议我休学。因为当时高考规模小，我们是高考大省，他可能怕我拖后腿。”面对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荒诞不经的事情，苏苏却很冷静，几乎麻木。

休学后，家人带她去了医院，诊断为抑郁症。经过一段时间没有明显效果的心理咨询，她来到上海住院治疗，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不久，她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与小华不同的是，苏苏的抑郁症是病理性的、内源性的，即由内在生物因素，如遗传、品质因素等引起的疾病。从高二确诊至今，她已经带着抑郁症和躁狂症走过了五年，自杀过三次，先后换了好几个心理医生。为了找出“我到底怎么了”，在5年的时间里，苏苏了解了各种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精神疾病的病因和表现，对各种药物的正副作用了如指掌。九3354她在微博中担任“抑郁症”Supertalk的主持人，负责Supertalk区域的日常秩序维护和相关科普，最重要的是，她陪着每一个向她求助的人说话，必要时还帮忙报警。

“抑郁症”超化是微博“医疗区”用户数排名第一的超化社区。第二位和第三位分别是“双相情感障碍”和“焦虑症”，两者都属于精神疾病范畴。截至目前，“抑郁症”的帖子已经有71万条，用户超过28万。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抑郁症患者超过3.5亿，最近十年患者增长率约为18%。据估计，截至2019年，中国有超过9500万人患有广泛性抑郁症。在15-34岁年轻人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是首要原因，其中60%-70%的人患有抑郁症。

同样经历内源性抑郁的还有露露。从高中开始，她就感觉到自己情绪的频繁波动和持续压抑。当时她带着自觉的“脑袋不适合理科”学了半年理科，觉得自己彻底被打败了。“我躺在沙发上想，为什么我不能就这么死了？”颓废，萎靡，弄巧成拙：她怀疑自己可能“有些问题”，也许是性格，也许是情绪，也许是整个人，但她没有勇气去医院确诊，也没有勇气去咨询心理咨询师：“我觉得那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种矛盾而病态的困惑在2019年达到了顶峰。

生活的压力、工作的不顺，任何一点点小的波动似乎都能在她身上掀起惊涛骇浪，她无法调节和消化这些莫名袭来的痛苦，唯一的解决之法，是哭。

哭，哭并不是因为想哭，只是控制不住，哭到颤抖，哭到耳鸣。lulu越来越讨厌自己、讨厌需要去做的每一件事，她觉得自己需要一种解放：一种可以将她从繁杂的日复一日和黑洞般的情绪里割裂开的解放、一种可以让她瘫着、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想的放松——辞职。但这需要一个正式的借口，需要诊断确认才能更好地辞职，于是lulu走进了医院。

确诊那年，她31岁，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已婚未孕，一事无成。”

“就是、活着”

去医院开药，屯药，苏苏说。然后吞药，自杀，被救，然后被拉去洗胃，发现没死成，就继续活着。

“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苏苏沉吟了一下，道：没什么感受。

“有庆幸吗？” “没有。”

“有遗憾吗？” “其实也没有。”

她迟疑了一下，补充着解释：“就是……没死，就活着。就是、活着。”

从社交媒体看上去，苏苏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人。她鲜少更新朋友圈，要发，就发一些摄影照片、自己写的字、修的图。后来她告诉记者，那些照片几乎都是在去上海复诊的高铁上拍的。治疗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然而情况似乎仅仅是“稳定”而已，崩溃和躁狂时有发生，别人上学插着空玩儿，苏苏生病插着空上学。

她曾在精神卫生中心住过院，做训练、治疗，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当时，她尚未成年，住在少儿病房：“有个10岁左右的男孩子天天穿着大拖鞋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哒哒地走，也不说话，没人知道他是什么病。有个女孩儿，13岁，已经住过两三次院了，依旧神志不清。还有个成绩很好的，也是女生，读高一，但是被领养的，得了精神分裂，现在好像过得还不错。另一个女孩儿，妈妈去世了，爸爸也是精神病，所以一直是她姑姑照顾她，住院的时候逃出去了，后来又被抓回来。还有个学跆拳道的女生，有时候会踢栏杆，动静太大护工就骂她。哦，还有个小女孩儿，有点胖，父母不怎么来看她，她没衣服穿，借我的破洞牛仔裤，结果把破洞撑得更大了。”苏苏历数着曾经的病友，带着一点“陈年往事”的沧桑感：“可能那时候，除了抑郁，也多少有一点青春期的迷茫吧。”

对于小花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一边抑郁，一边复习高考。一开始，问题出在“起床”上。

在原本应该冲刺高考的暑假，小花每天都要上补习班，可她起不来。困、疲倦、睁不开眼。闹钟响起，心情就会瞬间跌至谷底。为什么要去上课？为什么要学习？她躺着，反复问自己，直瘫到闹钟响后半个小时，才终于硬着头皮从床上坐起来，火速刷牙洗脸、穿衣出门。甚至有一天，她实在没能从床上把自己拉起来，于是从小到大第一次向老师装病请假。

随之而来的，是她不再想弄懂每一道数学题，而只想“完成”它们：搜题也好，乱写也罢，只要把作业涂满，就是万事大吉。后来，不仅是数学，这种情绪开始蔓延到英语、物理，最后，蔓延到生活——“有一天没课，我很早就醒了，一直躺着，躺到下午，不吃不喝不学习。一边觉得自己浪费时间，一边又没有内驱力去做任何事。”

失控，然后自我责怪，然后更加失控。那种感觉就像她明知自己是一架精密、动力十足的机器，可她眼睁睁看着这架机器坏掉了。很多时候，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望着灯、望着窗外，想哭却哭不出来，只感受到一种汹涌的、淤积的、压迫的、焦虑的痛苦在身体里翻腾，让她抓心挠肝、觉得自己下一秒就要爆炸。小花偶尔会有强烈的“想找一个出口”的愿望，但她想不清那个出口到底是什么，到最后，万事万物都只能诉诸眼泪，还有发呆。

在一般的抑郁症科普中，持续性的情绪低落、食欲减退、头脑昏沉、生理性不适是患者的“典型特征”，可是几个简单的词语似乎并不足以描述那种让人抓狂的感受。真正的无力和难受，是一团乱麻的思维和感受：难受，但说不清在难受些什么，烦躁，想叫喊，想砸东西，想拿头去撞墙，可是真的举起什么东西想砸，却没有了发泄的动力。

“你到底要怎么样？想怎么样？”那段日子里，小花反复拷问自己。

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让自己上学，她定十二个闹钟，隔一分钟响一次，可是这也没能让她积极起床，最终小花摸索出来一个让自己离开床的“好”办法：在睡前喝水。只有这样，她才能让自己在早上不得不以上厕所的理由下床、准时开启一天的生活。“你想，我竟然需要把生理需求作为一种工具，来让我从床上坐起来。这种感觉就是，你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做人的尊严。”

有的人起不来，而有的人睡不着。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睡好觉了。”奶白菜哽咽。

五年前，因意外导致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身体脱离意志的控制，而后，生活也是。歧视、嘲讽、校园暴力接踵而来，再然后，是抑郁。

“你知道彻夜失眠是什么感觉吗？”她问。

她闭着眼，觉得意识昏昏沉沉，却每次都在一个似乎即将睡去的临界点清醒过来，然后等待下一轮的昏沉。最后，反反复复里，连昏沉都没有了，混乱的思绪涌出来，过往那些被嘲讽、被歧视、被冷眼的瞬间，像岩浆一样一滴一滴滴进大脑。

哭。天亮。去上学。

“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奶白菜问。睡不着，开始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就好像越有希望越绝望，越绝望越想得到救赎。“怎么办。别人会说你要乐观，但是，怎么乐观，你告诉我怎么乐观？”她叹气，哭腔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