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专生的悲情:我那么优秀，一代中专生的悲情:我那么优秀,却只能生活在底层

很长一段时间，孙文珍都羞于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学历，“觉得很委屈”。

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以陕西富平县中考第五名的成绩考上的中专。10多年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只收差生的学校”。

像他这样不甘心的人不在少数。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些15、16岁的天才少年在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学院、卫生、农林、财税等中等专业学校。他们美丽的身姿受到了同学和父母的赞赏。

上学时的学费、包分配、粮油供应和货币补贴。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贫困。在中专录取率低至不足10%的背景下，早早转为城市户口，等待毕业后的“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孙文珍中学时代的老照片合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三年后，初中生参加了高考，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有的则回到了小城市或农村，走上了不同的基层岗位，当了小学老师、乡镇医生、金融从业人员.

当中学教育不再“分配”时，学制突然大幅贬值。第一批回到基层的毕业生逐渐被遗忘，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看到曾经的同学在大城市读书奋斗，手里只有“不值钱”的中专毕业证，心有不甘。

时代的沉浮

中等教育的学制起源于苏联，以实业为主，共三年“短、平、快”学时。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急需人才的时候，培养了一大批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支柱”。当时中专选拔比较严格，通过的大多是智力超群，学习优秀的。“考不上中专的，只有上高中”，这是当时普遍的认知。

湖北省黄石财贸学校毕业生合影。东楚网图

90年代中后期，中专开始受到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和大学扩招的巨大冲击。一方面，毕业生不再享受“包分配”、“铁饭碗”的待遇；另一方面，中专本身严重的扩招，使其地位从原来的重点高中降到了普通高中，考不上高中成为学生“无奈的选择”。

面对迅速贬值的“学历”，很多已经工作的中专生毅然选择了复读高等教育的道路，他们期待着能够再次“鲤鱼跃龙门”。

“这个过程的艰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虽然智商普遍不低，学习能力也不差，但在周围人结婚生子的同一时期，一些中学生却选择孤灯苦读，过着“工作之余读书”的生活。

后来有人成功了。他们考上了研究生、博士、国家机关、名牌大学，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但与同龄人相比，面对拐进弯路的过往岁月，他们更执着，更渴望未来。

“我们是一直在跑的人。”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奋进是一辈子的事。”

原湖北省黄石财贸学校。东楚网图

家庭选择

来自安徽省一个落后县的郝洋记得，得知自己考上中专时，“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已经是1996年，中专教育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国家大力投资发展高等教育，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

那年中考，郝洋考了全县第一，“这样就能上省重点高中了”。但欣喜之余，他还是选择了进入中师。

“几种类型的中专

相比之下，中专的优势就彰显无遗了。中学生尽快拿到“铁饭碗”。他们入学后会被分配到中小学当老师，有干部身份。同时，你可以跳出“农场门”，把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些待遇很有吸引力。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人才短缺问题突出，高等教育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太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了中专政策。学制源于苏联，目标是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学制三年。为了更快更好地吸纳人才，中专政策制定了户口迁移、包分配等优惠。

当时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普遍高于重点高中，考上中专的多为中考状元。“如果这些人当初没有考上中专，那么，可以肯定地说，80年代中后期考上大学的，很多都是失败的。”孙文珍略带自豪地评论道。

孙文珍毕业于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1982年，学校招收了第一批优秀初中毕业生。培训对象是小学教师，孙文珍就是其中之一，属于80年代的“老中专”。

那是一个中专生很有优越感的时代，毕业的时候分配和待遇都很好。虽然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孙文珍和他的同学们因为家庭安排大多选择了中专，但他们在入学时依然“满腔热血”。

桃园师范中学女生上学时的合影。周供图

素质教育

“什么是浦城师范？是《童年》，《橄榄树》，《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是安登武老师，永远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袄，在立体几何课上自由发光。是曲顺农老师，语文基础课总念《陌上桑》的前四句。就是那个洋气的小伙子，听说他北师大毕业，却只给我们上了几个星期的世界史课。”孙文珍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对于在中师的学习经历，该报采访的多位毕业生都异口同声地用了“素质教育”这个词。

张，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曾就读于安徽六安师范学校。他形容自己在那里度过了三年“非功利”的学习。“老师都是六安王牌的老师，定位不是高考，教材和高中不一样。“在六安师范读书，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考试压力不大。

安徽师范学校老校门。

“师范教育综合性很强，除了数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也都会教。我当时成绩最好的是理科，还自学了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张涛甫说。

在不以功利目的为衡量标准的学习过程中，“一个人的才能和智慧全面发展，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探索。”张涛甫记得，同学们中有喜欢美术、音乐的，也有怀着文学梦、作家梦的。而他自己则对高等数学和物理有着纯粹的喜欢。“那段时间充分满足了十几岁小孩对求知的渴望。”

桃源师范中专同学们在江边游玩。 周碧华 供图

“没有干扰，并不是不学习了。”张涛甫表示，不少中专生在中考时成绩优异，得益于在初中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他们将这种早已养成的学习习惯带入中专，自然而然地在学业上表现勤奋。“也经常是在暗地做题，你做不出来，我做得出来，互相竞争。”

周碧华曾在1984年担任中专讲师，那时候他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教学第一线，在湖南桃源师范学校担任班主任。

桃源师范由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于1912年定址创办，在国内中师教育界颇具名气，著名作家丁玲就毕业于此。

“我来到桃师后，凝视那古老的白楼和残存的风雨廊道，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也有一种任教于名校的骄傲感，便暗暗下定决心，立志当一名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周碧华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想起那时与21岁的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学生们，周碧华颇为感慨。

“他们是常德和今张家界市各县初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他们是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许多同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沉默、郁闷、茫然、朴实。”

桃师管理严格，新生一下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为了解开学生们的心结，周碧华借来录音机，自学歌曲，再教给学生。

“教他们唱《小草之歌》暗示当小学教师是要奉献一生的；教他们唱《故乡的云》是暗示他们终究要回到乡村去；带他们到沅水中的双洲上野炊、陪他们打球晨跑、让同学们轮流当班干部……”

中师生注重实用技能的培育，如音乐课的识谱弹琴、语文课的三笔字书写、体育课的各类竞赛、美术课的素描与色彩等。处在可塑性强的年纪，学生们除了专业所学，还掌握了绘画、跳舞、朗诵。

渐渐地，学生们对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有了荣誉感。3年的时间里，周碧华见证了学生们有过苦闷、快乐、颓丧和拼搏。“只有若干年后，他们才体会到中师教育真的是素质教育，让他们受用终身，良好的综合素质，谁一旦改行，一定脱颖而出；大部分没改行的同学，也绝对是各地的教学骨干。”

桃源师范中专运动会比赛场景。 周碧华 供图

自学成才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专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的重点高中之上“沦落”于普通高中之下。对于不熟悉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很多人而言，“差生去的地方”成为了中专的标签。

“失落！要是我也参加高考，会是什么样的？”一位中专生说，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也才18岁，看着有些曾经成绩不如自己的初中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但自己的未来似乎已经一眼看到了头。失去动力的他开始消沉，每天下班之后的活动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打牌”。

基层信息闭塞，一些想证明自己的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找出路。

“人都会追求进步，可能对于别人就是去大医院进修一下，但对我来说就是‘想走得远一点’。”目前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担任副主任医师的钱海燕说。

安庆卫生学校校徽。

由于上学早，钱海燕初中毕业时只有14周岁。家庭虽不至于贫困，但父母仍把他的中考志愿改成了中专，“怕我不一定考得上大学”。

“本来填的是财校，阴差阳错之下进了卫校。”他随后在安庆卫生学校医士班读了3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回老家的乡镇卫生院工作。同一时期，他从前的初中同学已经进入大学学习。

“那时候每月工资150块钱，我一年都花500块钱订各类杂志报刊，《考试报》、《半月谈》，什么都看。”上班后不久，钱海燕开始搜集各种自学考试的信息。

首先是参加自学考试大专，“那时候只开设了中医学，一年两次考试，每次考4门，但有两门是重复上一次考试的，通过率很低，一共考过12门才算合格。”

钱海燕从上学开始成绩一直很好，对医学专业一度不感兴趣的他在中专3年始终名列前茅。在中医自考大专通过率极低的情况下，他的12门考试科目都是“一次过”，但拿到大专证书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

“我又开始准备专升本，那时候没有什么别人的太多经验可以借鉴，都是自己摸索。”1998年9月开始准备，到1999年5月考试，他需要从头学起的内容不少。

“最头疼的就是高数。我是高数零基础，尤其是微积分，很头大。英语倒不成问题，我的英语成绩很好。”

钱海燕知道自己的一个同学在当老师，数学成绩不错，他就每天从卫生院下班之后，晚上去同学家让对方给自己辅导，高等数学没基础，就先从高中数学学起。

“印象最清楚的是把公式做成卡片，贴在台灯上，每天开灯都会看到，很快就记熟了。”最后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120分，满分150分，“已经很不错了。”

他随后以第12名的成绩考入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以考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3年后考博进入阜外医院。

上世纪80年代，安徽宣城师范学校的中专生们。 图片来自网络

另类人生

1999年像是钱海燕的分界点。20岁，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快4年，因为表现突出被拟提拔为副院长，如果他选择留下，之后的晋升可能会一路顺遂。

但是从这一年开始，2年制自考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留在阜外医院工作时28岁，虽然与同龄医学博士的年龄相当，但是过程的曲折和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与他相似，张涛甫的命运也是从1993年考研进入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转变。在此之前，他在乡村中学教书，有限的资源里完全凭照兴趣，尽一切可能广泛阅读。他自嘲在此期间一个人完成了“另类的大学教育”。

除了“不甘心命运如此”的，还有一些中专毕业生则是被迫“追求进步”。

刘力现在是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CT室副主任医师。此前国企医院面临改制，中专学历的医生工资、股票都要比本科、大专少很多，他开始自学本科，再考研，他说自己“只能上学深造，靠读书改变命运”。

在忙碌的个人工作之外，继续自学并有所成绩，不少已经成功的中专生回首往事，都给出了“要耐得住寂寞”的评价。

杨昊在考研的时候还是一名基层教师，也正是适婚年纪，不少人都看重他的才华和能力，给他说媒。有的人笑话他“读什么书啊”，家人也向他施加压力。

“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能不断地适应，慢慢地拒绝，后来大家都知道我要考研，也就不打扰了。”工作之外，杨昊每天晚上就一门心思把自己关起来，挑灯夜战，“跟高考很像”。

好胜、刻苦，是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比起同龄人求学就业的顺遂，这些家境贫寒的中专生“起点比较低”，在后来的岁月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走过更多的弯路。

“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一想到自己曾经‘荒废’了几年时间，就不敢懈怠。”一位中专毕业生说，“当年中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高考时都去了北大。”

仍有大批中专生则留在了基层，选择了另一种奋斗之路。“一批优秀青年成了小学教师，可以说，不少80后、90后的孩子从起步便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功底扎实。”周碧华这样评价。

师范类中专毕业生在学成之后被分配到基层的中小学任教，有的在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今年5月重回母校时，一位叫杨冬云的毕业生给周碧华留言，周碧华看后忍不住落泪。“周老师，我还在当时分配的那所乡村小学，30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我没有给您丢脸。”

作为老师，周碧华面对学生们的人生经历时情绪很复杂。“我深深知道，全国的中师生特别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的中师生，都有着相同的特殊心路历程：他们优秀，却走了一条平凡而清贫的道路。”

寻求突围

一代中专生更希望得到后来者的理解。

正如孙文桢所说，“一些同胞或者由于对教育制度变迁史的无知，竟然根据中专学校现在地位的低下，而想当然地认为初中专学校从来就地位低下。”

对于这些想当然地认为中专学生从来就是差生的人，孙文桢开始还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解释。“但到了后来，我们便慢慢地不愿意再作任何解释，因为我们觉得乏味，觉得无聊，甚至觉得憋屈。”

中专毕业生在寻求突围的同时，中专学校本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大学扩招加之中专福利减少，大批生源的流失迫使不少中专寻求转型升级。升格大专，是其中一条路径。

区别于本科，大学专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由高职和高专承担。与中专不同，大专对于科研水平、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等均要求较高。

一方面，中专院校本身的科研水平不高，导致其所需的硬件设施以及相关资金普遍难以满足升格要求。另一方面，中专院校的课程设置相对固定，而大专的教学则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和职业实践的空间。

尽管存在种种不适应之处，面对挑战和机遇，不少中专学校仍完成了这项改革。

以安徽为例。据《江淮晨报》2002年报道，从2001年6月份开始，安徽省相继有多所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院校或改变校名，划新校址、建新大楼成为中专学校发展的一道新景象。

安徽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在原省体育活动学校、省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省体育科研所的基础上成立，其有关负责人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即表示，学院今后要在三个方面迎接挑战。“一是努力提高教育、科研的层次，二是教学设备的更新，三是建立一套开放的大学管理模式。”

周碧华、孙文桢等人至今仍在为中专生“正名”而呼走。周碧华在文章中写下感叹，“没有他们的奉献与牺牲，就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又怎有人才辈出？没有人才，祖国又怎能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