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训古代著名劝善书，中国第一善书《了凡四训》

作者：林志鹏

《了凡四训》字出自明代“通儒”、王阳明再传弟子袁见凡之手，经后人编辑记载为“立命之学”、“改心之法”、“积善之方”和“谦德之效”四大哲文。 清代以后，本书逐渐成为与《善书三圣经》齐名的善书经典。 善书，又称劝善书，是传统社会中宣传伦理道德、劝人断恶修善的书籍文本。 这本书印证了袁氏父子两代进士的成功修养，激励了无数后代学子和志士仁人。 清代名臣曾国藩读《了凡四训》后担任终身奉行。 将其改称为“涤生”，作为外甥必读的第一部人生智慧书。 日本学者安冈正笃高度评价这本书，称赞其为《治国宝典》、《人生工作的伟大学问》。 几百年来，这本书长期被作为新人相信，不仅是在演说和说教上，也在实践的规范上。 不仅在于动人的取向，更在于人文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劝善的特质，更在于其中蕴藏的时代价值。

作为善书，《了凡四训》别出心裁，别具一格：

一.“现身说”的讲述方式。 中国传统的善书，往往是以神灵命名的，或者叫神灵下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多亏了名神，善书本身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性格得以增加，“天地鬼神”对人的威慑和外在制约更加凸显。 与此不同，《了凡四训》开创了以善书命名的先河。 袁凡作为儒家士大夫，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向大众“说书”，架起了“精英到民间”思想的桥梁。 从效果来看，自己的经历更合理、可读性更强，真人更深入人心，体现出来的说法尤其能引起共鸣，这就是善书典范《了凡四训》的独特之处。

二、强调“立命”价值观。 中国传统善书多以善报“说事”。 《了凡四训》中也有不少善恶报应的例子，但以“立命”一词为关键词和主题。 这样，第一个“立命之学”，就是如何通过个人的道德实践和努力，建立起“自己”“现世”的生命。 根据学者的研究，“通过将功罪格的关注焦点从宗教的、来世的目的改变为世俗的、现世的目的，他们改变了功罪体系的基本性质。 人现在可以更有力、更直接地控制他的命运。 ——从他出生到一生结束，都不必享受善果。” 也就是说，《了凡四训》本质上回应了人们关心的话题，即如何通过道德修养获得功名、寿考、子女等现世“福报”，打通了从“德”到“福”的渠道。

三、“三教合一”的思想印记。 读《了凡四训》，既能感受儒家经典思想和训条，又能发现佛、道二教理论及其仪轨的影响。 本来，善恶报应观念起源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天命观和“积善得福”原理，并因佛教“因果”观念的流行而在中国社会得到加强。 所谓“吾儒报应，道教感应，佛教因果”。 对于《了凡四训》的善恶报应，不应单纯用“迷信”来看待，而可以看作晚明“三教融合”思潮下的一种流行价值观和文化现象。 该书提倡的“功罪格”，来源于道教的修身道具； 袁凡在“立命”过程中所作的祈祷、回向、“持准提咒”等都是佛教的修持方式。 这标志着“三教融合”的特色使《了凡四训》迎合老百姓的口味，使伦理道德深入广泛地进入民间社会。

四、“阳明学”余味流风。 阳明心学的勃兴是明代的“重要因缘”。 袁凡师承王阳明弟子王畿属儒家绅，也是“阳明后学”的重要成员。 勘《了凡四训》的文本中，可以看出袁氏的言说和王阳明的思想有着非常异曲同工之妙。 例如，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年提出“立志”“勤学”“改邪归正”“责善”四大学律，在《了凡四训》年提出“立命”“改心”“积善”“积德” 阳明云曰：“志不立，天下无成”，曰：“人之志，如树根也。” 《了凡四训》和阳明心学都重视“本心”“心体”“心”“我”等概念。 重视“身、心、性、命”是儒家的传统，“立命”成为《了凡四训》的核心命题，阳明学的流变与个人意识的流露以及竞争与流动带来的社会刺激有很大的关系。

不仅善书特色值得研究，《了凡四训》这一文化“富矿”蕴藏着丰富多样、与时俱进、“向善向上”的思想价值——

一、把性命放在我身上，继续奋斗。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每个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自觉意识。 袁凡也选择了“躺平”、自甘堕落，但他从“整天坐着、不看文字”的无求之士，变成了一名朝进士，成为建立异域的“袁大司马”，其转折点是“命由我立，福由己求” 在宿命论兴盛的年代，他一生诠释着“天不限制、数不逮、阴阳不阻止、风水不可被占”的誓言，证实了人生之船的舵手是自己。 袁凡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表明，一旦突破宿命论的束缚，人就有改变命运、不懈奋斗的动力。

二、反躬自省、自律自律。 西谚语有云。 没有看到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告诉人们“知己者显”，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反思、反观、反求的智慧之路。 《了凡四训》的核心精义在于“反求诸己”，它通过云谷禅师之口揭示了“心求，感无不通”的原理，进而提出了“求于我，不仅得道德仁义，而且得功名富贵”

三、勇于改过，日新德。 人生不高于无过，而高于能改正。 《了凡四训》明确设定“邪恶的方法”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人生课程。 悔改是修德的要求，也是“知行合一”的铁证。 袁凡认为，改过自新首先要有三种心态：羞耻心、敬畏心、勇敢心。 另外，要经历从“上面的改革”开始，到“从理的改革”，再到“从心的改革”成功，从浅到深三个层面。

四、积功而行，止于至善。 不积善，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不足以身败名裂。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在新时代，做好事、做好事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了凡四训》划分“善”的性质，“与人为善”、“爱敬”、“成人之美”、“劝善”、“救人之危”、“筑大利”、“弃财为福”、“护法” 《了凡四训》提倡“行善”，但不主张“好人主义”，强调“为善不穷理，自有作为，不知造孽，煞费苦心，无益”。 “穷理”就是掌握判断善恶的原则和标准。 当代中国人要善于从时代潮流中汲取“自上而下”的力量，把“知”与“行”结合起来，从点滴做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自身实践。

五、谦虚做人、踏实。 《了凡四训》谦德认为“有地而教善无止境”，一个人应该“存谦，方便尘而奋发，处处圆融”。 袁凡提出的“谦德”，讲究的不是“表面谦虚”，而是“中心恭敬”，讲究的是“谦虚”而不是“谦虚”。 中国人谦虚务实，乐群、理性，顾全大局，避免冲动，在礼节中指明进退之道。

六、着眼宏观，规划细节。 为了实现“立命”的大目标，该书给出的《规划》和建议务实严谨，巨细无遗。 袁凡本人在细节规划上，得益于自己的落实，“绘制读书工作图，以三年为率，每月边界30天，工作学习，日纪随队自考。 碰巧说得太多了，书上也有记载，期寡而寡，没有。 ”他在《功过格思维》中创立的“读书功过图”，以时间、工作业绩为纵横指标，作为“项目时间管理”的一种方式，值得今人借鉴。

资料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